戴锦华| 重访六十年代：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

　　这个题目是我今年在北大开设的“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些年来我、王晓明老师，还有国内文化研究学者的共识是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比较多的是重访伯明翰学派、重访英国文化研究，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起源和阶级分析当中去。但是今年我决定做个调整，把对全球60年代的重新叩访和反思作为思考21世纪后冷战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和思路。所以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北大尝试把“叩访60年代”作为一个题目，在此之前我在北大专门开设过60年代的电影、60年代的文化这样的课程。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又喜剧性地度过2012年12月21号的世界末日，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时刻来讨论文化研究、思考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来认识20世纪的历史债务和遗产，对每一个人文学者、每一个当代人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而当我们反思20世纪时，不要做一个陡然之间被扁平化的、被取消和压缩了历史空间的一个永恒封闭的现代史的囚徒。

　　如果大家不甘心成为一个囚徒，想要重获历史纵深、重访20世纪，那么我认为60年代是一个关节点。因为60年代在视野描述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动荡、全球劫难的年代。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也是一个全球火红的年代，是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当中去的一个年代。

　　60年代是一个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和平斗士、伟大的个人主义英雄用他们的身躯和生命去实践理想的年代。在今天演讲一开始，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放了一张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接见红卫兵的照片，这是全球60年代的一个中心和核心景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再从上往下看，最上端是第三世界最著名的思想领袖、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庶民研究的奠基人法农，他的《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黑皮肤，白面具》等著作成为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每一个非西方的有色人种都引以为傲的伟大的思想成就。同时，它也标示着60年代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全球前殖民地的解殖抗争。

　　再往下，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丁·路德·金，对历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句“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已经在全球变得如此通俗、如此流行，据说每隔五秒种全球内就会听到一次这个著名演讲的录音，但是他们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商业广告当中。另外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就是《欢乐颂》，这显然是因为它们是伟大的人类共同梦想的象征，所以才被商业广告不厌其烦地使用。最下面一排，从左到右，先是美国总统肯尼迪——60年代一连串刺杀案中的一个被害者。之前伟大的和平斗士马丁·路德·金也是被刺杀的，他以“和平进军华盛顿”带领民众徒步走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一路上他们的秩序、他们的自我节制、他们所呈现的集体的精神力量他们对于黑人在美国分享基本人权的诉求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折服和震惊。当这支队伍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发表了“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然后肯尼迪发表了一个演讲说“每一个美国人和每一个世界公民都要为这个时刻感到骄傲，为这个队伍感到骄傲”，然而这个伟大的和平斗士最后死于刺客的枪口，紧接着被刺杀的就是肯尼迪，后面我会讲为什么我把他放在充满反叛者和反抗者的图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