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古装剧争议看文艺作品的时代担当

　　近日，一部古装剧因男主角妆造不妥以及部分剧情设定三观扭曲而引发舆论热议。面对批评，一种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

　　“不就是个文艺作品吗？干嘛上纲上线？”

　　“不喜欢别看，图一乐的东西，非要上高度。”

　　这番论调何其耳熟，并非什么新鲜辩解。试问，我们真的不该“上纲上线”吗？文艺作品真的可以只“图一乐”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早在八十多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已经写明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际，同样面临类似的困惑。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主张“我创作什么是我的自由，你爱看看，不爱看走人”，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奉为创作圭臬。而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的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这番话揭示了文艺创作绝非纯粹的个人表达，而是承载着价值导向和社会责任。历史反复证明，那些标榜“超然”“纯粹”的文艺，恰恰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某种立场和取向。

　　如今那些高喊“图一乐”的声音，本质上与当年主张“创作自由”的个人主义如出一辙——他们“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上纲上线”，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一旦被放到社会责任的尺度上衡量，自己的作品便“太过于狭隘和片面”。

　　这种倾向的根本问题在于脱离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创作者为了追求所谓的“美感”和“颜值”，不惜牺牲最基本的真实——人物的身份、经历、处境，都被简化为供人消费的视觉符号。

　　正如前段时间编剧汪海林所谈到的：

　　“你让他写长征，他只会写‘爱上一个女人，跟着队伍走，莫名其妙地就走完了长征’；你让他写谍战，他只会写‘爱上一个女人，放弃了党国的高官厚禄，成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各种偷地图’；你让他写战争，他就写战士怕死，因为他自己怕死；你让他写伟大的时代，他既不知道什么叫‘伟大’，也不知道什么叫‘时代’，他就只知道怕死，谈恋爱，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可以不怕死，这就是他理解的‘伟大’。”

　　本该承载的社会责任就这样被消解在精致包装和浪漫叙事之中，作品里“工农并不是主体，有的甚至沦为了展现男女主情爱的背景板”。那些辩称“要看剧情和逻辑就去看正剧”的说法，恰恰承认了作品在思想深度和历史厚度上的匮乏——自己都给自己盖棺论定了，却还要站出来为自己的自我陶醉去呐喊。

　　当创作者沉溺于自我表达，拒绝接受来自大众的审视和批评时，文艺作品便失去了与真实生活对话的能力。

　　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源于其面向大众的本质属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最广大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意味着文艺创作不能闭门造车，不能沉溺于小资情调的自娱自乐，而必须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看、去学习、去收集丰富的素材，必须研究每一个阶级的属性和思想、研究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面貌和心理。

　　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典范。他一生致力于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教育”，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批评脱离群众的创作。路遥同样如此，他的《平凡的世界》《人生》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深入而执着地为时代写作，对时代生活抱有热切关怀，对笔下人物充满理解和同情。

　　反观当下一些创作者，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严重脱节，最终作品只能呈现“主观的、想当然的”现实，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大众就是格格不入的。

　　关于这部剧所呈现出来的争议，不应止于网络玩梗，而应成为整个行业的清醒警示。当有人高喊“不要上纲上线，就图一乐”时，我们需要警惕：这并非多元审美的自然表达，而是对文艺社会责任的刻意回避。

　　文艺可以娱乐，但不能止于娱乐；可以追求美感，但不能以牺牲真实和担当为代价。文艺应当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娱乐性质可以存在，但不能被捧得太高。

　　一些质量不高、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作品，被娱乐至上的群体推上高位，虽然经不起大众的审视，却依然占据着与其实际价值不相称的位置。——这种“德不配位”的局面，终究是人民不认，时代不认的。

　　回望延安，回望那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前辈，他们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文艺精品，必须经得起人民的审视、时代的检验，必须承载起塑造民族精神底色的责任。洗去浮华，重铸风骨，这才是中国文艺应有的方向。

　　*嗣文，应用经济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