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评论》：刘继明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艰难探索（二）

　　我在《从作家到“游击队员”——刘继明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艰难探索》一文中写了刘继明创办《天下》和《中流丛刊》的过程。本文谈谈《左翼文学评论》。

　　《左翼文学评论》（大型集刊）由刘继明与孔庆东联合主编，虽然只出版了四期，却为当代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留下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果说《天下》是“公共平台”的实验，《中流丛刊》是“阵地”的建设，那么《左翼文学评论》则标志着刘继明从“游击战”到“阵地战”的深化——以学术刊物的形态，进行左翼文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

　　2023年7月，《左翼文学评论》创刊号面世。这份刊物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刘继明左翼文化实践逻辑的自然延伸。

　　在《中流丛刊》被迫停刊后，刘继明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在压制性环境中延续左翼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流丛刊》的“阵地”模式虽然立场鲜明，但也因其战斗性而容易被识别和取缔。《左翼文学评论》的“学术刊物”定位，在形式上更接近主流学术生产模式，从而获得了相对隐蔽的生存空间。。

　　2023年第1期（创刊号）重点推出了“郭沫若逝世45周年纪念专辑”“作品专题：《问苍茫》”“底层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革命”等栏目，其中“批评现场”刊发了唐利群、水根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批评，“今日批评家”刊发郭松民的一组文章。这些栏目的共同特征是：以学术研究的姿态出现，但切入的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左翼议题。

　　与《天下》的“大型思想人文杂志”定位、《中流丛刊》的“阵地”宣言相比，《左翼文学评论》选择了一种更学术化的方式。

　　孔庆东、刘继明联名撰写的《发刊词》，是理解《左翼文学评论》思想内核的关键文本。这篇发刊词以“左翼文学的现实力量”为核心主题，系统阐述了刊物的立场与使命。

　　发刊词开篇即指出，“左翼文学”对许多读者而言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只存在于图书馆的档案、大学中文系教材以及学人们的论文和研究课题中”。这种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批判：左翼文学被学院体制“博物馆化”了，成了一种仅供研究的“化石”，而非活生生的实践力量。

　　但发刊词随即强调，左翼文学“从其诞生的年代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力量和斗争品格，同底层、穷人、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这一定位将《左翼文学评论》与主流学术刊物清晰地区分开来：它不以“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为旨归，而是以“基于现实立场的思想探索”为方法。

　　发刊词引用鲁迅为白莽《孩儿塔》作序时的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这一引述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借用鲁迅的权威为左翼文学正名；另一方面，将《左翼文学评论》定位为左翼文学传统的“接续者”——这正是刘继明一贯的编辑方法论：通过命名和引述，完成代际之间的思想接力。

　　发刊词的核心理论命题，是对左翼文学“学术化”的反思。它明确声明：“诚然，这不是那种以资产阶级学院派的学术性见长的集刊，或者说，它所注重的学术性不是当下学界那种伪装客观公正的考古式研究，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立场的思想探索。”这一表述揭示了《左翼文学评论》的编辑哲学：学术只是形式，立场才是实质。

　　发刊词特别强调左翼文学需要一种“反潮流精神”，并引用郭松民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剥削阶级，自封为主流社会，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利益，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而这种欺骗性的说法，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略加分析，就会现出原形。这种情况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必须要有反潮流精神。”

　　“反潮流”成为《左翼文学评论》的精神旗帜。这延续了刘继明从《中流丛刊》时期形成的“游击队员”心态，但又有新的发展——“游击战”强调的是灵活的斗争策略，而“反潮流”强调的是在“主流”之外的另类价值坚持。发刊词指出，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获的主流学术圈”，稀缺的正是这种“反潮流精神”，而“在网络为主的民间文化界”情况稍好一些，但“由于传播的限制，其影响不仅有限，而且受到各种非文学力量的干扰”。因此，《左翼文学评论》试图“增强学院和民间的对话交流，为左翼文学的生长开辟一片健康而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天地”。

　　发刊词最后以一种近乎弥赛亚主义的语调宣告：“左翼文学不仅是过去式，也不仅是现在式，可能更是一种未来式。”这一表述将左翼文学从“历史遗产”升华为“未来愿景”，其隐含的政治哲学意涵不言而喻。

　　《左翼文学评论》由孔庆东、刘继明联合主编——这一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性的安排。

　　孔庆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学术界拥有正统的学术身份和资源。“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成立时，孔庆东担任主任。孔庆东的学术身份为《左翼文学评论》提供了学术合法性的“保护伞”。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中，一份刊物的“学术含量”往往与其主编的学术身份直接挂钩。孔庆东的参与，使得《左翼文学评论》可以以“学术集刊”的名义存在，从而规避可能面临的风险。

　　作为当代左翼文化实践的核心人物之一。刘继明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写作研修班，积累了丰富的左翼文化组织经验和人脉资源。刘继明的参与，保证了刊物的左翼立场纯粹性和战斗性——他不会让这份刊物真的变成“客观中立”的学术刊物。

　　这种“学术+左翼”的双主编结构，是一种精妙的策略组合：孔庆东提供学术掩护和体制内资源，刘继明提供左翼灵魂和体制外网络。两人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左翼文学评论》的双重合法性——学术合法性与左翼政治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刘继明在《左翼文学评论》中的角色与他此前的编辑实践一脉相承。在《天下》中，他是主编；在《中流丛刊》，他是实际主持者；在《左翼文学评论》中，他是联合主编。这种延续性表明，编辑工作始终是刘继明左翼文化实践的核心环节，而非创作的“副业”。

　　从创刊号的内容来看，《左翼文学评论》的栏目设置呈现出“古典左翼+当代批评”的双轨结构。

　　“郭沫若逝世45周年纪念专辑”属于“古典左翼”维度。郭沫若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开创者，其遗产在当代左翼话语中具有象征意义。纪念专辑的推出，不仅是对左翼文学“祖师爷”的致敬，更是一种谱系学的建构——通过重新激活郭沫若，为当代左翼文学寻找血统和根源。

　　“作品专题：《问苍茫》”和“底层文学研究”则属于“当代批评”维度。《问苍茫》是曹征路的作品，曹征路与刘继明被并称为“新时期的人民作家”，被视为左翼文学传统的接续者。对《问苍茫》的专题讨论，既是文学批评，也是左翼阵营内部的思想交流。

　　“底层文学研究”栏目尤为重要。刘继明本人曾是底层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但他很早就对底层文学的局限性发出了深刻警惕。他指出，底层叙述可能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底层”这个词用道德话语代替了阶级表述，“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左翼文学评论》对底层文学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可以视为对刘继明这一批判性思考的深化——如何在承认底层文学历史贡献的同时，超越其局限性，走向更彻底的左翼文学。

　　“今日批评家”栏目刊发郭松民的文章，强调左翼文艺批评需要“反潮流精神”。郭松民是左翼文化评论界的重要批评家，他的参与为刊物增添了战斗性。

　　“批评现场”栏目刊发对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批评。路遥的作品在主流文学史中被高度经典化，但《左翼文学评论》从“左翼”立场对其提出批评，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潮流”的姿态——敢于挑战主流文学评价体系，是左翼批评的应有之义。

　　这些栏目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研究，而是“基于现实立场的思想探索”。用发刊词的话说，这种学术“不是当下学界那种伪装客观公正的考古式研究，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立场的思想探索，它对文学史的追溯，也基于对一些严峻和紧迫的现实问题的回应，以期发掘和召唤出直面现实的批判力量和斗争品格”。

　　将《左翼文学评论》置于刘继明左翼文化实践的序列中考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独特性。

　　《天下》（2011-2012）的定位是“公共平台”，试图在左右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其策略是“包容”——让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同席而坐。《中流丛刊》（2020）的定位是“左翼阵地”，放弃与自由派对话，专注于左翼内部的集结。其策略是“凝聚”——将分散的左翼力量组织起来。

　　《左翼文学评论》（2023-）的定位则是“学术刊物”，但这不是“学术化”的倒退，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深化。其策略是“深耕”——在左翼理论层面进行系统建构，为左翼文化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从策略角度看，《左翼文学评论》的“学术化”转向并非退却，而是一种调整。在《中流丛刊》被勒令停刊后，刘继明需要一种更可持续的左翼文化生产方式。“学术刊物”的形式，既可以为左翼批评提供制度化的发表空间，又可以避免直接的政治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思维——在压力下寻找缝隙，在被围剿时开辟新的文化战场。

　　与此同时，《左翼文学评论》的存在也为刘继明此前的左翼文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人境》到《黑 与 白》，刘继明的文学创作始终伴随着理论讨论——“新社会主义文学”“人民现实主义”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左翼批评界对刘继明作品的回应。《左翼文学评论》为这类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使得刘继明的文学实践不再是个体的、孤立的创作，而是可以被纳入左翼文学谱系中进行系统性讨论的对象。

　　《左翼文学评论》的编辑实践，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在压制性环境中，左翼批评如何可能？

　　一种经典的左翼立场认为，学术化就是去政治化，就是妥协和背叛。左翼批评应该保持战斗性，不应该披上“学术”的外衣。但《左翼文学评论》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发刊词的话说，它所追求的“不是当下学界那种伪装客观公正的考古式研究”，而是“基于现实立场的思想探索”。

　　这种探索与葛兰西的“阵地战”概念高度吻合。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运动战”（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需要在市民社会中展开漫长的“阵地战”，逐步夺取文化领导权。《左翼文学评论》的“学术化”策略，可以视为在文化领导权争夺中的一种“阵地战”实践——以学术为阵地，进行左翼话语的生产和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术化”策略并非刘继明的发明，而是中国左翼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史上，编辑工作从来不只是技术性的“编务”，而是思想斗争的重要战场。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鲁迅主编《语丝》，到胡风的“七月”丛书、丁玲主编《北斗》，编辑的“阵地”意识有着深厚的传统。左翼知识分子常常以“学术”为名进行政治表达。《左翼文学评论》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又有其时代特征——在数字时代，纸质“学术刊物”与网络自媒体形成互补，前者提供建制化、持续性的理论生产，后者提供灵活、即时的舆论介入。

　　刘继明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接续，体现在他对“两种文学史”的论述中：“一直就存在两种文学史，一种高据庙堂之上，一种写在读者心里，而后者往往会更持久。”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他的编辑理念：主流刊物的评价标准是一回事，阵地的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前者的权力是一时的，后者的影响可能更为持久。

　　《左翼文学评论》创刊时，发刊词宣称左翼文学“不仅是过去式，也不仅是现在式，可能更是一种未来式”。这一表述既是宣告，也是期许。

　　作为“未来式”的左翼批评，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是如何避免被“学术化”话语收编——当左翼批评以学术刊物的形式存在时，它如何保持批判锋芒，而不沦为学院体制内的一种“专业”？

　　其次是如何连接理论与实践。发刊词强调要“增强学院和民间的对话交流”，但“学院”和“民间”之间的鸿沟不是轻易可以跨越的。《左翼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和读者群体，仍然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而非刘继明在写作研修班中培养的“红色写手”。如何真正打通这两个领域，仍是未解的问题。

　　再次是如何应对数字化传播的冲击。在纸质刊物整体衰落的时代，《左翼文学评论》以“学术集刊”的形式存在，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必然受限。刘继明通过网络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并行的传播策略，但这种“双轨制”能否持续有效，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左翼文学评论》跟此前的《中流丛刊》一样，只出了四期便停刊了。尽管如此，《左翼文学评论》仍然是刘继明左翼文化实践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标志着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左翼文学评论》的完整演进：从对话到阵地，从阵地到深耕，直至停刊，折射了当代中国左翼文化的生存方式与困境。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信息：《左翼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2]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信息：《左翼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创刊号）

　　[3] 孔庆东、刘继明：《大型集刊〈左翼文学评论〉发刊词》，2023年7月2日

　　[4] 滠水农夫：《“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成立 孔庆东担任主任：意义何在？》，2023年2月11日

　　[5] 刘继明：《〈黑 与 白〉之后，我再写一个字的小说都是多余的——答〈火星〉编辑部》，2023年9月26日

　　从作家到“游击队员”——刘继明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艰难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