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胖东来到雪峰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超市，相传叫作胖东来。现在早已被顾客挤满了，连购物车都不够用，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整洁的货架，明亮的灯光，穿着统一工装的阿姨们脸上总带着笑；也不必说生鲜区的水雾袅袅地升起，熟食的香气远远地飘来。单是那收银台旁边的一张小告示，就够我回味许久了。那告示上写着：“员工每天工作七小时，每周二闭店休息，每年带薪休假四十天。” 我当时看了，只觉得奇怪 —— 大人开店，怎么不盼着多赚钱，倒盼着歇工呢？我问母亲，母亲说：“人家的老板，是个好人。” 我便在心里记下了：好人，原来是可以这样当老板的。

　　胖东来的员工，见了顾客便笑，那笑不是挤出来的，是从心底里淌出来的。有一次，一位老奶奶买米拿不动，一个年轻的店员背了米，一直送到老奶奶家门口，回来时满头大汗，却还是笑着。我那时想，等我长大了，也要到这样的地方去上班。可母亲又说：“全中国，也就这一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 “也就这一家”，仿佛好东西总该是稀少的，仿佛大家都默认，那样开店，是要亏本的，是要被人笑傻的，仿佛大家都不愿意学他似的。

　　后来我长大了，家里人要给我填志愿，便领我去见一位先生。先生的铺子，叫作 “雪峰书屋”。

　　这书屋不在热闹的街上，在一座写字楼的十二层。电梯里挤满了家长和孩子，个个面色凝重，仿佛不是去咨询，倒像是去看病。先生的办公室不大，书倒是不少，但多半是《志愿填报指南》《考研胜经》之类的册子，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像一列列等待检阅的士兵。

　　先生本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杯、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说话很快，像是生怕耽误了时间。

　　“文科，别碰。” 他第一句话就斩钉截铁，“新闻、哲学、历史，家里有矿的可以读，你们普通人家孩子，读了就是死路一条。”

　　我听了心里一惊。我原先是喜欢历史的，想将来研究那些兴亡成败的道理。可先生说，那些道理换不来饭吃。

　　“计算机、电气、临床医学，” 他掰着手指，“这些专业，能让你从一个十八线小县城，杀到一二线城市，买得起房、结得起婚、养得起老。别的都是虚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得意，也没有愧疚，倒像是一个医生在给病人下诊断 —— 冷冰冰的，但似乎又带着某种不得已的认真。

　　我问他：“先生，难道人活着，就只是为了吃饭、买房、结婚吗？”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我后来才读懂的东西 —— 不是嘲笑，不是厌烦，是心疼，是心疼之后又不得不硬起心肠的疲惫。

　　“孩子，” 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问过这种问题。后来我毕业了，找不着工作，租着地下室，吃泡面吃到反胃，我妈生病住院我掏不出押金。那时候我就明白了 —— 人得先活成‘人样’，才有资格谈‘人活着的意义’。”

　　我沉默了。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不快，却一下一下地割在我心里。

　　临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的书架。那些整整齐齐的册子旁边，压着一本封皮磨白的薄书，书脊上的字只剩半个「喊」，落了些薄灰。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时间读那本书，也不知道他年轻时读那本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从雪峰书屋出来，天已经黑了。城市的霓虹灯亮得刺眼，街上的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像在赶赴一个不得不到的终点。我忽然想起胖东来，想起那些笑着的员工，想起那张写着 “每周二闭店休息” 的告示。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明明只隔着一座城、几站路，却像隔了一个时代。

　　我不怪先生。他也是从泥泞里爬出来的人，他比谁都懂得泥泞的冷。他只是不敢再回头看那泥泞了，更不敢伸手去拉后来的人 —— 他怕自己也会再陷进去。他选择站在岸上，大声告诉每一个还在泥泞边徘徊的人：“哪条路好走，哪条路不会摔死。” 至于这条路通向哪里，尽头是花园还是悬崖，他不敢想，也不让听他话的人想。

　　胖东来和雪峰书屋之间，隔着的不是几站路，是一种东西，叫作 “敢不敢”。

　　敢不敢在所有人都拼命捞钱的时候，少赚一点，让大家活得像个人。敢不敢在所有人都教人 “适应规则” 的时候，站起来说一句：“这规则不对，我们换一种活法。”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胖东来看到的那张告示。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样的告示，在全国还是没有多出几张。而雪峰书屋，倒是越开越多了。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错，也许是没有人错。只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两个地方 —— 一个亮着温柔的灯，一个亮着冰冷的灯；一个教你 “可以不用那么拼”，一个教你 “不拼就会死”。

　　你问我更愿意待在哪一盏灯下？

　　我答不上来。我只知道，我睡醒了，却没有力气起来。只偶尔在梦里，还能看见胖东来亮着的暖灯，和那张写着告示：周二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