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白区学生工作的经验与启示(1937-1949)（三）

　　激流按：城市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而学生工作又是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2年的革命实践中，党在白区学生工作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学生工作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的运动逐步发展为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本文聚焦于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历史阶段、 典型案例、经验和启示，拟分三次连载，本文系连载第三部分。

　　三、 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学生运动中，广大学子积极深入城乡，与民众打成一片，动员群众持续深入推动运动发展，这是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特点。

　　在日常的工作中，党组织领导学生积极深入到工人农民生活中去。抗战初期，学运同工农相结合，学生们组成各种宣传队，利用节假日，赴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掀起救亡运动的高潮。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领导了多次助学、尊师等上街义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地下党员启发身边的学生群众把歌场舞榭中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与人力车工人、码头苦力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表现作对比，促使同学们对旧社会的腐败和阶级对立建立了初步认识。在1947年底的“救饥救寒”运动中，上海地下党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要在运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社会阶级教育。抓住募捐和发放的两头，带领学生深入到地区劳动人民中去访贫问苦，并与十里洋场的见闻相对照，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事实引入思索，对学生们起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作用。许多当年的学生，包括一些出身在上层家庭的学生，至今仍然记着从这里受到的第一次强烈的阶级教育。以后在许多新党员的入党报告中，都着重说明了“救饥救寒”对自己的教育和思想转化作用，可见其影响之大[1]。

　　在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时，党组织始终领导学生积极响应劳动群众的斗争。如发生在1945年得电力工人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致死的“胡世合事件”中，复旦大学便通过学生联合会、壁报联合会等系统，召开多种多样的座谈会，到会者纷纷控诉特务的罪行；复旦大学的学生还冲破敌特的阻挠，到胡世合灵堂对死者表示哀悼。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党组织发动抵制美货的斗争中，上海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后援会，发表宣言，掀起了巨大的同情浪潮，激励了更多的民众起来对国民党反对派展开斗争[2]。

　　（二）灵活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形势决定策略。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工作方针和策略也必须随之而发生变化。抗日战争初期，针对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合法活动的政治环境，中央书记处便发出指示，把群众工作的重心放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和合法组织的方面进行与群众的长期埋伏工作。地下党领导青年学生建立了大量的抗日群众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到城市街头和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掀起了反共高潮，公开的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被取缔，白色恐怖到来，这一时期，地下党及时转变工作方式，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三勤三化”的工作方法，地下党员在学生群体中广交朋友，建立了大量的据点，不仅保存了党组织的有生力量，而且团结了数倍于己的进步青年，这些进步分子在后期大多被吸收入党；1944年，国统区民主运动重新高涨，地下党组织动员学生参与到民主运动中，并通过秘密外围组织的方式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如在昆明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四和抗战纪念活动，极大了教育了广大群众。

　　抗日胜利初期，国共尚未完全破裂，许多青年学生尚未完全看透蒋介石政府的本质，但他们又强烈反对内战，此时党组织便领导青年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学生群体频繁展开座谈会，进行集会，揭露内战阴谋，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便是其中的高潮，也正是在一二一运动中，大量学生对国民党的独裁本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爆发，由于前线战场失利，军费开支巨大，而且官僚资本巧取豪夺，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此时，党及时提出了“为生存而斗争”“将生活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针，以学生运动为发端，掀起了轰轰烈“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开辟了进攻反对派的第二条战线；在1949年之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地下党组织青年学生，开展了广泛的护校斗争，迎接解放的到来。

　　正是由于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灵活调整策略，国统区地下党在学生工作中不仅能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且逐步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队伍，给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

　　（三）利用多样化的方式组织群众，开展宣传

　　白区地下党在多年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丰富的组织群众的经验。在各种类型的学生组织中，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最接近党组织的一种形态。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最初成立于抗日战争末期，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学生中的秘密外围组织以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青年为主力，这些秘密外围组织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明确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中的领导层大多是地下党员。秘密外围组织是党在开展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的得力助手。以民青为例，1945年初期，在民青的协助下，党组织成功地掌握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四大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1945年的五四期间，通过民青的联络和组织，云南地下党发动了纪念五四周活动。一二一运动时，昆明市学生中的党员人数不足20人，而且非常分散，因此，党对学生的领导，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主要通过民青来贯彻执行。当时的民青掌握了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委员会的领导权，广大盟员一直活跃在第一线，带领群众英勇战斗，冲锋陷阵，在一二一运动中起到了核心和骨干作用。到1946年7月，民青已经在昆明40所大、中学里建立了组织，掌握的进步社团达一百六七十个，联系的进步群众达三千人；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一部分盟员回到清华，北大，南开，在北平和天津也扩展了民青的组织。1949年解放时，民青在云南全省的盟员达到5000人，在全国已经达到上万人[3]。通过这种秘密外围组织的方式，将暂未达到党员要求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对党开展学生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秘密外围组织之外，党还注重通过合法的方式组织群众。建立地区性的学联组织，并夺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学生自治会是校内群众组织的核心，掌握了学生会，便能联系到广大的学生群众。以昆明为例，1944年，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布置，进步分子逐步掌握了西南联大各系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在校会选举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了三青团成员，夺得了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4]。夺得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昆明市成立了大中学生联合会，为领导一二一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夺取校内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并组建地区性的学联，一方面可以更密切地联系和组织群众，另一方面在重要的学生运动中，党组织可以通过学生自治会这种公开的形式实现对运动的领导。

　　在学生自治会以下，便是各种各样的社团。党组织放手地、深入细致地开展日常的群众工作，广泛建立各种层次、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开展各种学术性、文体性、联谊性以至政治性的群众活动，并力争公开合法。一切群众习惯的形式(包括同乡会、结拜姐妹，以及有些学校的复员青年军联谊会等)，即使是落后的形式，也不放弃争取和运用其中有利的因素[5]。通过歌咏、演出、办墙报等各种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教育广大学生；建立读书会，开办学生图书馆、组织进歩同学阅读进歩书刊。北京大学为提高广大师生政治觉悟，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还曾专门举行过五四纪念活动，举办科学晚会、文艺晚会、历史晚会、经济晚会、戏剧晚会、诗歌朗诵会，以及五四运动史料展览，邀请大批教授进行民主讲演。中共地下党组织注重融健康、进歩、革命的内容于学生的一系列社团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不仅大大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热情，而且通过进歩社团，广交朋友，联络感情，争取中间青年学生的同情和帮助，也为在时机成熟时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6]。

　　合法既包括合乎官方之法，也包括合乎群众习惯之法。如194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助学义卖活动，虽然不符合当时国民党相关法规，但是由于当时大量学生生活异常贫困，助学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敢宣布助学义卖活动为非法，助学活动最后获得了巨大成功，为4000多名学生解决了困难。

　　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方式结合起来，白区学生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高度注重学生群众的利益

　　党组织的群众工作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善于把党的政治主张与群众的现实利益密切结合，努力维护并实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学生工作中也是如此。在日常工作中，地下党员通过三勤三化，帮助身边的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如西南联大的齐亮，主动竞选伙食团长，到外县去购买物美价廉的米和菜，让同学吃饱，因而得到同学的拥护，最终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昆明学联主席[7]。

　　除了日常学生工作外，白区地下党还注重将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物价飞涨，学生生活异常困难，各地党组织党领导了各种形式的生活自救，义卖义演、互助互济、“活命大拍卖”，发展到后来广泛的储粮应变活动，帮助很多贫困学生解决了生活困难，赢得了学生的支持。党组织还积极领导学生同国民党当局开展斗争，有的学校成了争生存联合会等，要求校方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全面公费、按物价指数发薪、减免学费等， 1947年的五二零运动便是高潮。通过这样一些争取生活条件改善的斗争，共产党争取到了越来越多青年学生的支持。

　　（五）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统一战线是革命的法宝。毛泽东在1947年指出：美蒋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8]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9]。”白区学生运动的实践证明这些论断的完全正确。当时，整个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和鼓舞很大，学生运动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很广，包括教授、教师、校长、家长、社会各界人士，及其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内。

　　教授和教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大多爱国、正义，爱护青年学生，不满美蒋反动统治，他们的教学事业受到压制，生存受到威胁，日益倾向革命，支持学生正义斗争。学生必然要和教师联合起来，不应该同他们对立；同时，通过斗争去影响和推动他们。对他们不能要求过急，要多理解和体谅他们的处境和利益。要尊敬他们，同他们建立亲切的师友关系。对他们的不同观点，不遽加批评，也不把观点强加于他们。对他们提的意见，只要是有一定道理的，学生方面都要接受，即使接受不了的，也要说明理由，使他们谅解。如1946年，上海一个学校的教授会决定要反欠薪，学生准备声援，但有些教师还有顾虑，学生尊重老师意见，表示可以看一段再说。1947年“五·二〇”运动后期，一些学校教授希望学生早日复课，被捕同学由他们负责保释，学生尊重老师的意见，实行“休止罢课”。1949年南京“四·一”惨案后，一些教授表示不赞成用普遍罢课的方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党的领导意图也是这样，学生表示接受老师的意见。

　　对于那些学术上、教学上有成就，或是担任学校一定行政工作，而且是正义感较强的教授和教师，进行团结和争取更加重要。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对他们敬之以师，重之以礼，待之以诚，持之以恒。对于一些主要的教授，有威望的名教授、老教师，指定专人联系，由一些他们的“得意门生”和品学兼优的同学进行个别联系和争取，平时就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争取做到知心程度，这就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

　　针对广大教师、教授在生活上、学术上面临的问题，始终注意在学生运动中适时提出要求。1946年，上海党组织发动敬师、尊师运动，反对降低教师生活。1947年5月，提出提高教职员待遇的要求。中学“反会考”斗争中，包括着“改善教师生活”、“保障教学自由”、“誓改进教学设备”的口号。1948年11月，上海市立中学教师要求发放补助金，实行“总请假”，各校学生表示坚决支持，对老师进行慰问。除此之外，党组织还多次提出讲学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特务党化教育等口号，与广大教师协同作战。

　　白区的工作实践证明，广大爱国、正义的教授和教师们，由于学生方面平时尊重他们，支持他们，关心他们，在运动中又经常与他们商量，听取他们一切合理的意见，所以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时，他们能挺身而出，有的进行罢教抗议，有的同学生一起上街，有的愤而辞职，有的设法掩护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个别教师甚至因此遭敌人逮捕和杀害，表现出老一辈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青年学生、崇尚真理的高贵品质，他们对我们学生运动的胜利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做好校长的工作很重要。对于校长和学校上层当权人物要作具体分析，他们的政治表现、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办学态度各不相同，学校的性质也不尽一致。他们大多数人，一面要秉承统治当局的政策法令，一面又与统治当局存在程度不同的矛盾，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要根据具体情况，做争取工作。有不少校长，他们政治上基本持中立态度，有的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开明的办学方式，对学生生活性、学术性活动一般不加干预；对学生的政治性活动，超过他们所认可的范围，在当局的压力下，则要加以压制。学校党组织采取以团结为主，有时进行必要的说理、批评的方针。在组织学生社团、开展群众活动时，把工作做在先，尽量争取合法，如请校长为墙报、刊物题词，成立学生自治会由他们信得过的“好学生”出面与校方商谈，一般活动事先向校方打招呼。有的活动，校方怕出事，进行干预，则采取灵活的方法，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作一定的让步。有的学校经费困难，学生自治会发动同学节水、节电、节煤，使校方感到学生是顾大局的。学校党组织还提出各种口号，支持校方向当局要求增加经费，增加私校补助费，反对当局对私校的歧视，反对当局对非嫡系学校的排挤等等，对争取校方也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底“抗暴运动”开始时，正值期终考试前夕，南洋模范中学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罢考三天的决议，以抗议美帝的暴行。在当局的压力下，校长亲自出面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决定“在坚持罢课的原则下，天数可作让步”，经过学生代表与校方谈判，最后双方作了妥协，学生方面同意将罢考三天改为一天，校方表示默认，达到了预期目标。南模学生罢考的消息上报后，在整个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是争取校方的成功一例。

　　对于一些同国民党政府关系比较深的校方人物，他们对学生运动时有对立情绪和行为，对他们也要注意分析，不要一眼把人看死。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中分化和动摇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更要立足于团结争取。这样做了，所以解放时，他们大多和师生一起参加了“护校应变”，坚持留了下来。解放后，这些人又有了进步，个别人以后还加入了我党。最后逃到台湾去的是极个别的。

　　在学生运动中，团结争取社会上的上层人士联合他们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也很重要。首先是著名的左派人士，以上海为例，当时左派人士群英荟萃，党组织在学生工作中邀请他们到学校去演讲，发表文章和声明支持学生的斗争，在出面向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中，这些左派人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有正义感的社会名流、学校的校友、学生的家长都要争取，有时他们的话比左派人士的话更能起到特殊的作用。1948年上海反美扶目的“公断会”，就是依靠社会上层人士和左派人士一起，加上唐文治、张元济发表《致吴市长信》，才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神经战”。又比如：在美货大量倾销，民族工商业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地下党主动将助学运动与爱用国货的宣传紧密结合，曾在1947年、1948年二次举行全市性的“爱国助学、国货总推销”运动。这样，学生界的斗争与民族工商业界的爱国斗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上海学联”也得到过工商界进步人士盛丕华等的经费资助。此外，上海学生运动中的几次大逮捕，地下党组织都通过社会上层人士和家长代表人物，争取著名律师，开展营救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学生界内部也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学生内部，基本上是党的群众工作，但在某些方面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如学生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重要的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子弟、教徒，以及某些国民党军队(如青年军)的复员军人学生等等，也须根据不同的特点，做好工作。

　　学生运动中的统战工作，有时也扩大到对国民党一般军警人员。在斗争中，提出适当口号，对他们做争取工作，诸如：“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无父母，谁无儿女，内战对谁有好处”、“警察、学生是一家”、“物价狂涨，警察也苦”等等，起到较好的作用。有的警察悄悄地对学生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有的警察为被捕学生送信。通过这些广泛而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能够在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胜利。

　　参考资料：

　　[1]《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学生工作》。

　　[2]《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第七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众的工作的历史特点和基本经验。

　　[3]《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第六章 恢复组织，迎接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4]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 第三章 云南十年。

　　[5]《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学生运动》。

　　[6]张利纳.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郑州大学,2012.

　　[7]《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经验。

　　[8]《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

　　[9]《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