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主席渐行渐远是因为“好恶拂人之性”造成的吗？

　　梁漱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他上中学的时候便一反常人之态，喜欢作翻案文章，跟别人不一样，有时候实在太离谱了，语文老师就在作文上批语：“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其身。”意思是你如果老喜欢这样独出新裁，驳人面子，早晚得吃大亏。

　　有人便拿后来梁漱溟的经历种种，尤其是跟毛主席的一段“公案”，说那位语文老师真有先见之明啊，不听老师言，吃亏在后头。

　　梁漱溟与毛主席的那桩“公案”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恐怕是梁漱溟一生中最大的“亮点”了，他只所以被人记住，并获得那么大的名声，都与此有关，可谓“一吵而为天下知”。

　　建国初期，国家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义改造。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了言，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他说中国革命过去是依靠农民的，现在进城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的很快，但农民依然很苦，不能忽略了他们。他借别人的口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听着毛主席的话，大感诧异，这不是冲着自己的话来的吗?他又感到委屈，又感到不服气。他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听了主席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话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流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指教。次日他把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约他晚上好好谈一谈。结果晚上一见面，他就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主席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两人言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

　　应梁漱溟的要求，在18日的会议上，他上台进行自辩，在自辩过程中，他与毛主席又频起争执，搞得会场秩序大乱。他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他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