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对有关人员进行采访和借鉴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此文，抗大学员和邢台西部山区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深情，至今还在延续，让人怀念。 

　　军民鱼水情深深

——记抗大在邢台西部山区的岁月

　　求真

　　一位身穿八路军服装，头上戴着八路军帽子，脚上穿一双普通的布鞋，打着绑腿的抗大学员，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神态恭敬而又谦和的注视着面前的老大爷，右臂支在右腿上，向上伸着的右手好像在做着手势，笑容可掬;与慈善淳朴、笑容满面的老大爷相对而坐。老大爷坐在对面的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杆长长的旱烟袋，裤管高高挽起，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手里的旱烟好像已经好大一大会儿也忘记吸了。两个人促膝而谈，神采飞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谈兴正浓。他们无拘无束，就像是和睦的一家人，或者是与自己最知己的朋友在一起一样。两个人显得是非常的投缘。门边一个小男孩笑着看着他们谈话，好像觉得他们的话很有意思，深深的吸引着他。院子里边靠近屋门的旁边的水缸边，一个身穿八路军服装的年轻战士，正在往水缸里倒水，一位老奶奶站在水缸旁边，左手里拿着舀水的木瓢，右手拄着一根棍子，在高兴的看着战士倒水。一个身穿红花格子布衫，脑后梳着两个小辫的小姑娘，手抚在水缸边，头伸到水缸上面，往水缸里看。整个农家小院里充满了温馨愉悦的气氛。

　　我驻足在抗大陈列馆第一展厅里，看着这组雕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把我过去看到的资料中和从上了年纪的周围村里的老人们的口中得到的很多事，不由得都在脑子里浮现出来。我的高中是在抗大纪念馆前面的这条河的北边的那个村里的县办中学----浆水中学里上的，当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学期间到过周围好多村子。有时也到同学家里玩。在同学的父母口中听到了很多抗大的故事。当时在浆水村就已经有抗大的资料展览室，只是规模不太大，是在大队部腾出的几间平房里。学校里组织同学到村里的抗大资料展览室去参观过，也有讲解员。其中有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就是浆水村的，在村里已经进行培训做讲解员。那时我们对家就是这村或附近村的同学非常羡慕。这些村的很多同学听自己的长辈说，自己的家里就曾经住过抗大的学员。我总觉得他们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一样。所以在学校里也常听这里的同学讲抗大的事。

　　浆水位于太行山腹地，东临冀南平原，西与山西毗邻，古称夷仪，周朝时曾为邢国都邑，素有“依山凭险，形胜之国”之称。这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山势险要，能攻能守，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这里靠近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北方局驻地，又是一二九师开辟最早的太行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好，环境比较安定。是当时邢西县(今邢台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抗大总校迁到浆水后，校部驻前南峪，政治部驻浆水，供给处驻河东村，卫生处驻安庄，医院驻桃树坪。学员队分散在附近几十个村庄驻防。学校由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主持日常工作。

　　抗大在迁到浆水那段时间里，正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又加上华北一带连年遭受各种特大自然灾害，生活十分困难，为解决困难，学员们节省开支、开荒种地。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和清剿。抗大学员们在反“扫荡”之前总是先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反“扫荡”之后积极帮助群众修缮房屋。日寇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当时华北一带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抗大教职学员们缺吃少穿，就从百里外的内丘、赞皇一带往回背粮食吃。当时做饭取暖都是烧柴的，抗大学员总是跑到很远的山上去拣柴。有群众不理解抗大的学员为什么近处的山上有柴他们不拣，反倒跑到远处去捡柴，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便问学员们为啥不去近点的山上劈柴。有学员解释说，近处的山上路好走，也相对安全，把这里的柴火留给村里的百姓拣。

　　“抗大和其他队伍不一样。”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们回忆说，原来见过很多军队，在浆水这一带也曾经住过别的军队，大家都像躲避瘟神一样，避之犹恐不及。那些军队进了村，就是催款催粮，对群众轻者呵责，重者打骂，见东西说抢就抢，说拿就拿，如若不听，脑袋可能就保不住了。人们听说来了军队，就惶恐不安。但抗大学员这支队伍，在周围的几十个村里都有驻扎，但是他们是秋毫无犯，别说随便拿群众的东西，就是群众硬给他们东西，他们都不要。还说拿了群众的东西，就违反了纪律，就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罚。大家对这规矩都感到新鲜，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除了学习、训练，还经常的到各家各户访贫问苦。也不嫌弃群众家里脏和乱，还帮着收拾家务，见有什么活，就帮着做。到了农忙时节，他们还帮着种地收庄稼。他们可都是有文化的人，按过去说是高高在上的军人、文化人。可他们从来也没有过高人一等的举动。不管是对村里的风里来雨里去、风吹日晒的干粗活的人，还是玩了一身土、一身泥的小孩，还是七老八十的行动不便的老人，都能一样的很和气地对待。他们尽管说话的口音不一样，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的名字村里人从来都没听说过，队伍里的战士们，不管男女老少，都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比如有时村里来的抗大学员多了，群众家里住不下，党员住外边，让非党员住在群众的屋子里;有伤病的，先让伤病的学员住到群众的屋子里，没病的学员住在外面;有轻病号和重病号时，先让重病号住在群众家里，轻病号住在外面。每到这时，大家总是你推我让。有时候把大家都给让哭了。对待村里的群众也像是自家人一样。住在群众家里的战士们，早晨总是早早起床打扫院子，给水缸里担满水，然后才去上课或者训练。有的老乡把家里大的宽敞的好房子腾出来让战士们住，可是战士们，宁可挤在矮小的潮湿的屋子里，或者堆放杂物、堆放柴火的屋子里，也要让乡亲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大屋子里。每当战士们有任务外出或者进行转移时，临走前，很多乡亲们都会自发地为他们准备干粮，让他们带着，可是战士们总会说，，部队上已经给准备了，说什么也不肯收。他们不但不给群众要东西，还经常帮助困难的群众，送粮，送物。有一个人家很穷，家里就一床被子，炕上就铺着一张破席，战士们就凑钱，给这家缝被子，给孩子做衣裳。这年过年时，当这家的三个孩子穿上战士们给做的新衣服时，把孩子高兴得一天到晚合不拢嘴，家长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眼睛里却含着激动、感激的泪花.....

　　离前南峪村四五里地的安庄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卫生处的所在地，抗大卫生处不光为八路军战士看病，还经常为当地村民提供义务的医疗服务，与村民形成了良好的军民关系。这里处在太行山深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当时有文化的人都没有几个，能够给人看病的医生就更少了。十里八村有时候都没有一个医生，即使有医生，一是医术有限，可能在某方面的疾病上有些经验，医术不全面;二是交通不便，一般不到外村出诊，需要把病人弄到医生的村子里诊治。由于很多是穷人，有病也看不起，常常病人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于是就小病变大病。还有的有了病就知道烧香拜佛，或者请巫医，既花了钱，又耽误了治疗。人们医疗知识、卫生知识都很少。抗大来了之后，在安庄村建起了卫生处，不管是周围哪个村的人病了，都会给治疗，有的村里病人不方便弄到安庄村，只要一招呼，卫生处派人拿着药箱就去出诊，不管路多难走，路有多远。医务人员总是非常认真的检查，并且给人们讲一些常用的医疗卫生知识。卫生处所在的安庄村里的人，不管是头疼感冒，虫咬磕伤，还是妇女生小孩，什么病都给治疗。几乎人人都得到过卫生处的医生的服务。周围村里的很多人也得到过卫生处的很多帮助。乡亲们看着卫生处的医生用药片，汤药，针灸等各种方法给大家治好了病，大家也都相信科学了，很多不好的不卫生的习惯也改变了。乡亲们称卫生处的医生是“活菩萨”。

　　这支队伍就像是一个“播种机”和“宣传队”，一路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每到一个地方，学员们都分散到各个老百姓家里，帮助老百姓搞卫生、担水，自己挖坑做厕所等等，借老百姓的东西都要还，打破一个碗都要赔。晚上，还经常组织宣传队与群众搞联欢。

　　抗大的学员们看到房东家里的厕所满了，主动帮着往庄稼地里去挑。那时还没有发明化肥，庄稼地里都是用的粗肥，农家肥。厕所是村里种庄稼的人积肥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庄稼地里最好的肥料。农村人是很珍惜的，但是挑粪肥是最脏最累的活。抗大的学员总是抢过来干。特别是到了夏天，一旦遇到连阴雨，厕所里很快就满了，人去厕所很不方便，如果不及时挑走，会有很多的寄生物，弄得很不卫生。住在这里的抗大的学员，总会及时发现厕所满了，问好主人家里的地，给主人挑到地里去。

　　房东的房子出现了问题，需要修理时，抗大的学员会帮着主人或者主动替主人修缮房子。特别是日寇进行扫荡之后，有很多人家的房子被毁坏，为了让乡亲们及时得到安顿，抗大的学员们总是先帮着乡亲们把毁坏的地方修补好。

　　抗大于1940年11月4日至1943年1月24日移驻到冀南邢台县浆水、前南峪一带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开办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帮助各村创办夜校、识字班，指定专人负责组织群众学文化，积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开展助民劳动。除了平时帮群众挑水劈柴扫院子，还组织教职学员参加田间劳动。对那些老弱病残者学校就派人重点帮助，热情关心照顾他们渡过难关。

　　抗大师生在浆水短短的两年里，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当地群众把抗大师生当做自己家人，尽一切可能为抗大师生学习、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抗大对当地人民情深意重，人民更是把抗大师生视为亲人。在那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里，，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积极缴公粮、做军鞋、主动腾出房屋、划出山林、留出田地给抗大。

　　在浆水川，有这样一个故事被传为美谈。当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在浆水镇，抗大总校的上干科科长雷钦在离开浆水的时候，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雷玲辉寄养在了浆水镇的河东村村民张廉家中，大寨山惨案发生时，张廉的妻子为了保护这个孩子，被日寇从山顶上推下时，一条腿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腿上受了伤，疼痛难忍，但是她始终紧紧地抱着孩子，不肯把孩子扔下去，最后被乡亲们救下，侥幸保住了性命。可是张廉的妻子最后落下终身残疾。怀里的雷玲辉却安然无恙。张廉的妻子后来曾对自己的子女们说：“雷玲辉是‘抗大’的孩子，我肯定要尽全力保护她……”

　　1942年，抗大政治部组织干事张立宪感染了伤寒，病势很重，由于当时面临反扫荡以及其他方面的很多任务，抗大的学员们生活、学习、训练很紧张。为了减轻部队的压力，让部队的战士们能够集中精力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浆水镇的一位老乡，便承担下来了照料张立宪的任务。老乡一口一口地喂了张立宪3个月的草药和米汤，才救活了他的命。张立宪病好之后，谢过乡亲的救命之恩，归了队。以后随部队转战南北。全国解放后，张立宪的生活环境稳定下来后，多次寻找救命恩人，想着能够当面对救命恩人进行感谢，以了却自己的报恩心愿，可是始终没有打听到那位老乡的下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不知道这位老乡是因故流落了他乡，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这一直成为张立宪以及他的后人们的一大憾事。

　　“这是1941年父亲佩戴的领章，这是抗大教职员工的胸章，这是抗大五周年的纪念章，这是当年在抗大拍摄的照片……”2016年7月，当年抗大政治部组织干事张立宪的儿子张进军，将父亲张立宪生前保存的红色文物及文史资料捐赠给抗大陈列馆。在这次的捐赠过程中，张进军说出了上面的浆水老乡救他父亲的经过，显得仍然很激动。

　　在捐赠物品中，有一枚颜色发暗的纪念章。纪念章上的旗帜已经斑驳，边沿的棱角已被磨平，上面的字迹已不太清楚，但仍可见“抗大”“五周年”的字样。“这是1941年6月1日，抗大在前南峪村举行创办五周年纪念大会时，颁发给父亲的。”张进军说，父亲常常告诫我们，抗大教育了他，浆水的土地、浆水的人民养育了他，他应该为社会、为后人、也为浆水曾经养育过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这块土地，留下这些历史的印记，去教育更多的人。

　　有一次，抗大的学员接到长途行军转移的任务。很多乡亲们给战士们送来布鞋，衣物，和路上需要的干粮。老乡送来的鞋有很多是千层底，鞋底子纳得很结实。山里人能够穿一年半载的，有的是年轻的女孩子给心上人做的表示感情的礼物，都拿出来了。还有很多的花鞋，底子很厚，质量很好，鞋帮上还用五颜六色的花线绣成各种花草鱼虫、鞋面上还锈有黑色云头的装饰花纹。很精致，也很结实、耐用。这种花鞋在当地老百姓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大都是结婚时才穿的那种吉祥鞋。群众们把自己最珍贵的、精心珍藏的吉祥鞋送给了抗大的女学员们，从中可以想见解放区人民对抗大队员的深情厚谊。

　　新疆军区西安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正师新职离休干部翟见远老人，山西灵石人，1924年9月出生，1938年10月，当时只有十五岁的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上由于表现积极，1939年7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宣传员、副部长、副政委等职，1978年11月离休。曾参加百团大战、汾孝、青化砭、盘龙、荔北、榆林、壶梯山、扶眉等战役战斗，多次荣立战功。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翟见远曾经在浆水抗大总校学习。翟见远老人讲述过自己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2年5月，日寇发动五六万兵力对华北的冀中、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这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活动。抗大总校成为日寇扫荡的重要目标，5月26日，7000日军和大批伪军兵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史称“五月大扫荡”。

　　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抗大总校首长提出：不仅要保存实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还要使学员从中学到反扫荡的战略战术，反扫荡不仅是为了战争，而且是为了学习，培养人才，这就充分体现了军事学校的特点。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校首长为了避免同敌人主力相遇，决定各大队分散行动，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全校分几个独立单位，多路转进，分别进行穿插。抗大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边战斗，边学习，华北军民歼日伪军1700多人。

　　在反扫荡战斗中，抗大的学员没有与敌人正面作战的任务，只是与敌周旋，保护自己。翟见远所在的第三大队各队亦是分路转移，与敌人周旋。

　　一天翟见远所在的第三大队转移到一个村庄，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刚刚起床开饭，突然一枚迫击炮弹打过来，接着就是重机枪扫射。队长苑庆祥一看情况不对，敌人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来不及集合转移，就命令大家赶快往山上跑。我们三队120名学员分散转移到山上。这时敌人的迫击炮、重机枪不断向着我们住的村庄扫射，好在我们住的那个村庄背靠大山，山上是一望无边的森林。就这样，同学们分散进入了大山。不久，敌人就进了村，随后便开始搜山。匆忙中，翟见远和班长张文俊、曹俊文三个人走在一起，一鼓脑顺着山坡往上爬。走到一处石崖下，前面有一片灌木林，，便于隐蔽。三人便气喘吁吁钻进灌木林。这时，鬼子不断用机枪、步枪向山上射击，还让皇协军不停地喊：“你们快出来!我们看见你们了!不出来就打死你们!出来了皇军给你留条命，送你回家!”翟见远他们三人中只有班长张文俊有一支枪，翟见远和曹俊文每人有三颗手榴弹、一把大刀。班长说：“咱们是学员，是抗大学员，誓死不能投降叛变，”翟见远说：“抵抗不过就自杀，反正不能让鬼子活捉，更不能当俘虏。”曹俊文说：“敌人如果发现我们，就先用手榴弹，尔后用枪打，，最后留三发子弹先把我和曹俊文打死，你再自杀。”幸运的是，没有被敌人发现。天黑了，敌人撤走了。翟见远三人又渴、又饿、又累，没办法，只能往山下走。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观察了一阵，看没动静，又往前走到一个山沟，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亮点，班长叫翟见远去看看。发现有一个老百姓带着一个小孩在野地里睡觉，旁边烧着一堆快熄灭的火，还有一头牛。翟见远就上前问这位群众，村里还有没有鬼子，群众告诉他说，黄昏时候鬼子就走了，但怕他们再回来，人们都没回村，现在村里没人。这位群众看到翟见远他们三人蓬头垢面，嘴巴干裂，好心的老乡从火堆里扒出了几个仅有的烧熟的土豆给他们吃。看到这几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土豆，他们却觉得是十分珍贵的食物，他们感激万分。吃完后，继续往里走去找部队，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进了村子，发现老乡的门都大开着，但一个人也没有。在一个老乡家里发现了一个罐子，伸手抓起里边的一把碎面，尝了尝是柿子粉，每人吃了一点，又装了一袋。班长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根麻杆，给老乡打了一张借条，当时边区政府的规定，老乡可以凭八路军或学员的借条抵公粮。然后继续往村外走，去找失散的其他学员和队伍。天亮了，他们就躲进山里，看到有干活的老百姓，就打听敌人的动向。二十多天后翟见远所在的抗大三队的120名干部、教员、学员全部到齐，没有一个牺牲或被俘、负伤、开小差的。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庆幸自己的这支队伍里的同志们大难不死。他们知道，这其中除了战士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顽强与机智，还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只要知道了他们是八路军，是抗大的学员，就会无私的给他们提供吃的，住的，给他们提供情报。使他们能够面对强敌，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在解放区的群众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如果当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军民关系，没有得到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的信任和拥护，没有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即使没有强敌，恐怕他们这支被冲散的队伍，别说能够在转战了很多地方的几十天后，一人不少的全部聚拢到一起，恐怕生存下来都很困难。看似强大的日寇，在解放区就成了聋子、瞎子。而抗大的八路军战士，看似力量弱小，但在解放区，却是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使他们能够一次次躲过危险，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最后还能团聚在一起。

　　在这次反扫荡中，1942年5月24日，一部分抗大师生在寨上、安庄一带同日寇遭遇。当地群众为了掩护抗大师生，就暴露自己，引开了敌人，让抗大的学员们脱险，敌人没有找到抗大的学员们，就把怨恨与恼怒发泄到群众身上，群众们被驱赶到村后的一座山上，敌人采用威逼利诱等多种方式，想让群众说出抗大师生的下落。大家不为所动，始终不肯说出他们知道的抗大师生的下落，最后几十个村民不愿与敌人纠缠，也不愿意到最后去忍受敌人的折磨，毅然从山上跳下，37人当场牺牲。60多名村民谱写了一首和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的壮歌。

　　在浆水川北边的将军墓川，我还采访到了下边两件事。

　　抗大当时在几个山川周围的40多个村子里都有学员驻扎。大扫荡开始后，抗大学员积极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并且组织群众转移后，按照总校的要求，分散行动。群众们为了保护抗大的学员，当地的民兵积极承担了侦查和骚扰敌人的任务。这天，敌人来到将军墓川的冀家村。将近中午时，敌人在冀家村边南山下的打麦场上支起大锅做饭，村民和部分抗大的学员隐蔽在离村子五六里地远的几个大山上。当地的一位民兵连长，带领几个民兵，悄悄隐蔽潜伏在南坡上的一块地里，一是观察敌人的动向，摸清敌人的人数和装备;二是寻找机会骚扰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让敌人摸不清头脑。这个山坡就在敌人做饭的麦场上边，坡度比较大，比较高。高出麦场有一百多米，在这里，整个山川前后几里地都能看到，敌人在坡下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还能隐约听到敌人的说话声。有敌人的几个骑兵跑来跑去，向在麦场上一位骑着马挎着战刀的鬼子汇报。民兵们知道这位应该是日本的指挥官，他们真想用枪结果了他。可是连长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应该等到敌人开饭时，敌人需要放下手中的武器时，再动手。一会，只见敌人掀开了锅盖，聚拢过来准备开饭。突然，在民兵隐蔽的土坡东南侧的一条小路上，，上来十来个鬼子，应该是敌人的警戒或侦察小队。因为这条小路的下边在土坡的侧面，是他们几个民兵视线的一个盲区。敌人上到离他们只有四五十米处，才出现在视线范围。民兵连长让大家不要慌。敌人的突然出现，扰乱了民兵连长事先定好的计划。他们屏住呼吸，等走在小队前面的两个鬼子离他们只有十多米的时候，到了民兵们隐蔽的下边的一块地里，再往上走几步，就到了他们隐蔽的这块地里，他们几个掏出手榴弹，，连长先把自己的一颗手榴弹扔向敌人。“咚”的一声响，两个走在最前面敌人应声倒地，后边的鬼子扭头就往坡下跑。一边跑一边喊，“八路!八路!八路有埋伏!”场上正在拿着饭缸子打饭的鬼子，一下子慌乱了起来。有的扔下饭缸子，就慌忙去拿枪，民兵们接着又扔下几颗手榴弹敌人看不到人，就慌乱的打枪。突然间鬼子军官，举起指挥刀，向着川道来路的方向喊。不知道鬼子又发现了什么情况，或者有了上司的紧急命令，饭也没有顾上吃，急急忙忙忙撤走了。

　　在这之前的有一天，鬼子的一支队伍往将军墓川里边去了，当地的民兵在敌人回来的路上必须经过的一个村子的入口处的牌坊下面，埋了一颗自制的土法制造的石雷。在牌坊下必须经过的门洞放上荆棘，敌人的队伍回来之后，去挪那里的荆棘，石雷炸了，当场炸死两个鬼子。因天色也晚了，敌人忙乱了一阵子之后，也不敢久留，急忙抬着两具鬼子的尸体走了。

　　最近，在将军墓川还听到这样一件事。当时在将军墓川，有一位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抗日战争时期又担任了日伪的保长。保长当时的权力可不小，管着周围上百个村落，征粮、治安，以及为日伪搜集情报。抗大总校迁到浆水后，他听到了很多关于抗大的事，八路军怎么拥政爱民，做了很多的对人民有利的事，他似信非信。由于他在当地有比较多的人脉，很多他的朋友亲戚，也在对他说抗大学员怎么好。他便决定亲自考察一番。于是，他装成走亲戚的样子，到了浆水，通过他的熟人，亲戚进行详细的了解，他亲眼看到了抗大的学员们与乡亲们的亲密关系，真诚的帮群众解决困难，农忙时帮助群众收秋收麦，不怕脏，不怕累，认识到了抗大的学员虽然是队伍，与过去的任何队伍都不同。他相信了大家说的是真的，他便决定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去。可是自己原来加入了国民党，又当了日伪的保长，他心里想共产党是不会接受他的。他的亲弟弟其实早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对他做保长的哥哥的情况，已经向组织上进行过回报。组织上觉得他哥哥并不欺压百姓，没有做过伤害百姓的事，本质上并不坏，只是由于他在当地算个富户，比较有人缘，被日伪利用推举为保长。组织上便派人与这位保障谈话。告诉他，共产党八路军对他的情况早已掌握，很了解他的状况，也很理解他的心情。由于目前抗大对外还是秘密迁入浆水，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觉得目前还是应该对外继续维护他保长的权力和统治，他应该继续担任保长，与日伪进行正常的联系，这样既有利于抗大的发展，又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又能利用他做保长的身份，秘密的为八路军工作。并且给他讲，为八路军共产党工作，并不在于是不是当保长，是不是加入了国民党。我们党的很多领导人原来都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外是国民党，实际上是在秘密为共产党八路军工作，只是有时会受些委屈，被别人误解，甚至会被自己的亲人误解，受到一些冤枉。他的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他表示只要八路军共产党理解，只要能够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受点委屈，受点冤枉，都无所谓。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一下子有了价值，好像一直在黑暗的深谷中盲目的漫无目的的走了多少年，突然出现了一盏明灯，驱走了黑暗，看清了自己面前的光明大道。他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对外继续他的保长工作，秘密的为八路军做事，又需要最大限度的保密，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是在为八路军做事，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需要隐瞒。由于日伪军平时不在山区居住，当他听说在浆水的抗大总部学员粮食紧张，就利用自己的保长的公开身份，积极筹粮，暗中派自己最可靠的人给抗大总部送去多次。极大地缓解了抗大学员的粮食的紧张状况。当全国解放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清查过去的历史，有人提出记得他是日伪时期的保长。有个别帮着送过粮的知道他的底细的人告诉大家，他是保长不假，可大家知道他利用保长的身份，给八路军做过多少事吗?知道底细的人举出了送粮等方面的事。可是由于当时一直是很秘密的做的，别人不知道，所以有的人不相信。往上级写信反映，最后有县里和省里当年的亲历者证明了这个保长秘密的给八路军作出的很多贡献。但是做了贡献的他也从没有炫耀过，一直坚守着秘密。由于抗大在浆水占了两年后迁走，以后转战全国各地，由于当时环境比较险恶，为了安全起见，也没有留有文字记载。如果不是运动清查历史的话，可能这位保长为八路军做贡献的事，就会永远埋没。后来有人对这位曾经的保长说，他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向大家做解释，也不去找能够为自己作证明的人。还有的人说，他在当时为八路军做出了那么重要的贡献，解放后为什么不去找政府说明，解放后抗大的领导都是党和国家、军队里的高级领导，如果去找的话，肯定会弄个一官半职的。他很坦然，淡淡的但确是很真诚的说，自己当时只是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想当官才做的。他觉得自己做的那些事是有价值的，也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为我们的国家里最好的人，自己最敬佩的人做了点自己能做的事，他觉得很知足。他愿意永远守住这个秘密，不管是否会被大家误解。他的弟弟是地下共产党员，秘密为党做了很多事。至于具体做的都是什么事，他弟弟的几个后人还健在，但是问其后人，也不知道具体做的是什么。全国解放后，他弟弟做过人民政府的乡镇长，，还在县政府工作过。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世，，直到现在在他工作过的乡镇仍有很好的口碑。一次，我坐长途大客车去山区，车上坐了近三十个人。同车的有几位乘客应该是老乡或熟人，在闲聊中，无意中说到他们乡的领导，一位上了年岁的人就拉开了话匣子，提到那位保长的弟弟在他们那里做领导时的很多事，怎样以身作则，一身正气，怎样领导当地群众植树造林，兴修水利，让很多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低产变高产。同车中还有知道这些事迹的人，也表示很赞同这是一个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清官，是我们这里的焦裕禄。车上的人听了都很感动。可是这个保长和他早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弟弟，以及到后来做了地方政府的领导，也从没有炫耀过自己做过的贡献，不由让人心生由衷的敬佩。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开国领袖的一段话：“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这段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话，不是今天的现实中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吗?

　　“我父亲何长工说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抗大是在浆水川度过的，是浆水人民养育壮大了抗大，对此我们永志不忘。’”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暐说。

　　直到70多年后的今天，抗大学员和前南峪村民的深情厚谊仍在延续。

　　7月9日，抗大学员孟金成的子女来到让父亲魂牵梦绕的前南峪村。他们说，父亲年纪大了，但心里很挂念这里，一定要让孩子们回来替他看看村里的发展，并把视频、照片带回去给他看。

　　此外，在何长工、滕代远故居摆放的照片里看到，他们的亲属也曾多次回到前南峪村，为革命老区的建设增砖添瓦。

　　据前南峪村党委副书记李连书统计，近年来，村里接待抗大师生及亲属回访上百次。

　　抗大，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色的摇篮”。抗大在邢台西部山区与当地人民建立的起来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佳话，将铭刻历史，永远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