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人民公仆李尔重》第3讲——作家才子李尔重，呕心沥血化丹青
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金戈铁马，今天是2026年1月22日，《人民公仆李尔重》我们进行了2讲，今天第3讲，讲讲著名革命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李尔重的才华：作家才子李尔重，呕心沥血化丹青。
李尔重同志是河北丰润人。1930年参加薄一波等组织的唐山兵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受枪伤，三次入国民党监狱。解放后，历任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湖北省委常委、中南局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文革中受到冲击。李尔重同志既是一位老红军、老干部，也是一位和睦博学的长者，在文学创作方面卓有成就。2009年12月26日6时38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6岁。
李尔重同志1913 年1月生于河北丰润县王豪庄，原名育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就读于丰润车轴山中学，后肄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1931年肄业于日本仙台帝国大学社会经济专科。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代书记，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政治队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武装部部长，冀南第五军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东安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兼中共鸡西县委书记，中共牡丹江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铁道兵团党组成员、宣传部长，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第二书记，湖北省委常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农委主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海南区党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务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中共湖北省顾委会副主任。
李尔重同志同时也是一位教授作家，1983年离休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湖北省经济管理大学名誉校长等。他还是一位文学家，也爱好书法美术，系中国诗词学会顾问，中国书法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撰写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共480万字，由国家主席李先念作序，描绘了“九一八”到“八一五”14个年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短篇小说有《战洪水》、《领导》、《落后的脑袋》、《多消灭一个敌人》、《战斗英雄李学文》、《第七班》、《三个战士》、《石德路上》、《长白山下的自卫队》、《一升米》、《还差得远呢》、《翠英》等。诗歌有《行歌集》、《吭吭歌》等。散文集有《潮头漫步》、《有念感》、《落红集》、《求索集》、《未名集》、《说话集》、《艺术的辩证法》等。论文有《立场问题》、《为什么要学唯物主义》、《易经拓荒杂录》、《甲骨文的文学》、《书经的文学》、《诗经的文学价值》、《龙的文学》、《哲理诗•老子》、《石城•莫愁在何处》、《需要认真研究民间文学》、《孔子与易》、《先民文学初探》、《辞与现行卦辞的比较》、《论刘禹锡十首竹枝词与民歌之关系》、《老子研究新篇》等。话剧有《扬子江边》。京剧有《王昭君》。集辑《李尔重文集》20卷共1000万字。话剧《扬子江边》曾获文化部一等奖。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曾获全国图书二等奖（缺一等奖）。业绩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多种报刊登载。李尔重同志曾任湖北书协名誉主席，在湖北创办了全国第一份《书法报》，并任名誉社长。作品曾参加现代“中国书法名作展”，第一、第三届“全国书展”，传略收入《中国现代书法选》、《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选》、《名人琼海墨迹选》。
李尔重同志是一位和睦博学的长者，乐观坚韧，纯真多情。
那是2005年8月，被毛主席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的李尔重，将他那部皇皇500万言的《新战争与和平》手稿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被他的人生传奇深深吸引。
身埋半土追分秒，搜肠十年成大书。进入古稀之年后，李尔重同志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湖北，开始写作500万字的《新战争与和平》。他花了3年时间奔波于图书馆、档案馆、战争遗迹，即使出访日本，也不忘到东京图书馆查找当年的《朝日新闻》。 毕竟是垂暮之年，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李老平时很注重体育锻炼：游泳、打网球、爬山。“65岁时爬华山，5个山峰全走到；70岁时登峨眉，两天半时间走了二百一十华里。”李老的长子李为民对记者说：为了不受打扰，李老在客厅贴出告示：“余已年逾古稀，身埋半土，任重道远，秒争寸阴，犹恐心愿未了，抱恨归眠。来访晤谈，应在晚间，额外之求，恕不从命。”
从1983年到1993年，这张告示贴了整整10年。 李为民说，父亲革命一生，早淡看生死。他痛恨生病，因为“生病了就不能工作”。平时在家，即使插着氧气管，他也要读书、写文章。
相濡以沫六十年，情满长路四万里。据省文联胡克庆先生介绍，1947年7月，李老与宋晓非结婚，60多年相濡以沫，互为拐杖。到晚年，宋老身体不好，住院近10年。“李老每天都到医院探视，风雨无阻。其实他们见面话也不多，只是手握着手，静静地坐着。” 该说的，想必早已说过了。李为民记得，1966年末，中南局的围墙上贴出父亲是“叛徒、汉奸、特务”的大字报，“父亲预感到前路艰险，把一家人叫到一个小房子里，郑重地对母亲嘱咐：‘1，我一定会受审查，但坚决不自杀，自杀就什么也说不明白；2，我不是叛徒，你不知道，我自己知道；3，有党在，一定会给我做出正确的结论；4，也要准备万一，党也可能有万一之错，这个万一落到我头上，只能承受；5，今后我们将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难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要做最苦难的准备。’” 两个月后，李尔重被逮捕，每天早中晚三场批斗。宋晓非也成了“黑婆”，带着最小的孩子接受批斗，三个大点的孩子则被下放到海南岛。
李为民记得，父亲被抓的第二天，母亲头上就生出一绺白发。等到父母再见面，已是四年零三个月后。
记者曾专门驱车计算从宋老住院的中南医院到李老位于水果湖茶港的家，来回约5公里。十年下来，李老差不多走了4个“万里长征”。
枪林铺通胜利路，弹雨锻就英雄魂。南征北战，穿枪林趟弹雨，应该有无数传奇故事，但李老却很少提及自己的英雄往事，也不同意写自传。作为李老的长子，李为民还是从父亲当年的战友、同事口中，得知父亲不少英雄事迹的。 如1947年铁道兵团成立，李尔重同志任宣传部长和党组成员。辽沈战役开始前，铁道兵团冒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把四野主力部队、装备和补给物资运到锦州外围，为3天攻下锦州抢得先机；国民党军撤出唐山时，破坏了唐山通天津的铁路。李尔重带领铁道兵一个营到唐山，和工人们一道，24小时恢复铁路，为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李老亲口给孩子们讲述的，却是自己两次“走麦城”的经历。“
1941年，父亲任冀南军区武装部长。一次，他带着区武工队破坏公路，返回时与埋伏的鬼子遭遇，民兵被打散，父亲小腿中弹，从交通壕跑进森林才脱险。”
“1943年，鬼子和伪军包围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机关。父亲指挥队伍突出重围，却不见正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又带着警卫员返回，发现他们都牺牲了。再次突围时，警卫员也牺牲了，他的手也被打伤，只得躺在村边小河里佯装死去，幸好被老乡晚上营救，躲过一劫。”这段历史，在文革中成了李老的“叛徒罪证”，后来找到当年营救他的老乡，这才真相大白。
垦田种菜求俭约，位高权重不徇私。李老曾是中国书协湖北分会名誉主席。他告诉记者，写字于他有“养命”之功。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给北大图书馆抄书，小楷，每千字两毛；给教授抄稿，小楷，每千字一毛。”1933年，北京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李尔重凭着抄书积攒的钱和朋友馈赠，得以东渡日本求学。 一箪（dan）食，一碗羹(gen)，当思来之不易。对于父亲的艰苦朴素，李为民感触良深。“父亲任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时，在屋边开垦一块地种菜，衣服、鞋子坏了也自己修补。1960年到广州工作，他也开垦一亩菜地种菜，还送给邻居吃。”在孩子们的眼里，李老更像个农民。 李老对子女的教育也十分严格。李为民说，当年他从华中工学院毕业时想出国，请父亲给外交部的熟人“打个招呼”，被父亲一口回绝。 数十年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李老没给在农村的家添一砖一瓦；子女也都未得到特别关照，既没谋得官职，也未借权谋私发财。 李老先后给自己取过6个别名，其中一个叫“荷戈老兵”。内心深处，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不释戈戟的老兵，奔突出跌宕的传奇。
自从1996年徐迟老师离开我们，其后，李蕤（rui)、姚雪垠、曾卓、骆文、碧野，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文学生涯的老作家，先后撒手西行。虽说他们都享有高寿，但眼见这些曾经辉耀湖北文坛天空的星辰陨落，总是使人深深地伤惋、怅惘、痛惜。 湖北文坛的这些前辈，全都是早年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阵线的战士，不同的是，李尔重同志既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文艺团体的领导，而是长期在党政工作第一线，担任地方主要负责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为公众所知晓。在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他的文学创获反而为其政声所掩。
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发表过若干篇小说以及散文、杂文，那一时期的作品据说大多早已散失，无从查找。但五十年代，他担任武汉市领导职务期间，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写出许多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剧本，则是本地关心文学的人并不陌生的。话剧《扬子江边》、小说《战洪水》等等，题材都是来源于武汉地区的生活。其中，《武汉关的钟声》更因为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而被一代学子所熟悉，增加了青少年对武汉市的了解和热爱。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几十年，以至今天，担任重要党政现职而能同时发表那样多新作的领导干部，都属罕见，显得格外难能可贵。至于年过古稀之后，沉浸醲(nong)郁，含英咀华，口不绝吟，手不停披，奉献了鸿篇巨制的《新战争与和平》，那更是大家所敬佩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辞谢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回到武汉的李尔重同志，热心支持从重创中复苏过来的人文学科学术研究。记得1984年春天，《水浒》研究会在武昌街道口湖北军区礼堂开会，参加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古典文学专家，邀请李尔重同志出席讲话，他做了长篇的富于学理内容的演讲。因为交通障碍，电视台记者来得晚了，待他们赶到，会议开幕式已是中途。主持会议的是湖北大学张国光先生，他想借助李尔重同志的声望扩大会议的影响，提出请李尔重同志当场再讲一次，让电视台记者录像。记者在旁边觉得这个要求似乎是强人所难，谁知李尔重同志毫不犹豫地慨然应允，上得台去很有激情地又讲了一段，仍然与会议学术议题相关。这个时候的李尔重，一点也不像做过省长的大干部，而像是学校里亲切和蔼的一位老先生。
三十年来，他对于本地多个人文学科的学术组织，都给过切实的帮助和扶持。2005年，李尔重同志把多种著作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些，不仅是有价值的文学文献，众所周知，李尔重同志是知名的书法家，包括八卷本五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在内，都是尔重同志本人一字一句工楷写成，因此，手稿也是书法艺术珍品。八月，捐赠仪式在湖北作家协会三楼那间很普通的不大的会议室内举行，在场的仅有十多个人，会场十分朴素简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专程前来，代表中国作协和现代文学馆，热忱而恭敬地接受这可贵的捐赠。李尔重同志到达省作协楼下时，韦启文书记让人一起下楼迎接。那时李尔重同志已经九十二岁，上楼梯挪步非常困难，要人分别从两边用力地连扶带抬，几步一歇。他的听力也很弱，很可能听不清楚陈建功那一番诚恳的颂词。我当时觉得，老人平静肃穆的面容，表达的是对于文学事业的挚爱，他要做的是对自己平生的文学事业做一个总结交代。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前辈们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永远兴旺发达，郁郁青青！
李尔重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成就突出的作家，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于2009年12月26日在武汉病逝，终年96岁。他的逝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大损失。人们深深地怀念他，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做出的卓越贡献，称赞他笔耕不辍，热情讴歌人民的丰功伟绩，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长城做出的巨大成就。
1952年，他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毛泽东称赞李尔重是“我们的作家和才子”，这是对他已经写出的作品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未来创作的殷切期望。李尔重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热情鼓励，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上更自觉地贯彻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令人敬佩的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李尔重文集》之中。
（一）《新战争与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宏伟史诗。
1982年，李尔重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以古稀之年，伏案十载，呕心沥血，创作了8卷本500万字的描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巨著《新战争与和平》，这部书在《李尔重文集》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宏伟史诗。它问世以后，立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著名文艺家的称赞与广大读者的欢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说：“《新战争与和平》用艺术的形象描绘了中国人民从‘9·18’到‘8·15’的抗日斗争，再现了这段历史中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加以歌颂。尔重同志的作品，起了这个作用。它歌颂了时代，歌颂了人民，歌颂了党，歌颂了英雄，它是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好作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赞誉它是“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原国家副总理张爱萍将军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好好读读《新战争与和平》，把抗战的精神，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我建议要像读《资治通鉴》一样读《新战争与和平》。”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说它是：“深刻描写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全过程历史的文学巨著。”著名文艺家贺敬之、林默涵、魏巍、魏传统、朱子奇、刘绍棠、李希凡等说：这部鸿篇巨制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威武不屈、坚韧不拔、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气节，深入研究、宣传和普及这部文学巨著，可以使我国人民永远不忘记挨打的历史，永远不忘记我们民族英勇反抗、打击侵略者的历史，并有助于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概括起来，《新战争与和平》具有七大特点：一、它写出了中国当代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即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集中笔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浴血奋战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二、它艺术地表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回答了日本侵华的根源是垄断资产阶级疯狂推行帝国主义的问题，指出只有消灭了垄断资产阶级，才能消灭战争的客观真理。三、它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是一部形象化的党史教材。四、它从“九·一八”写到“八·一五”，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多层次地表现了抗日战争，因此场景特别恢宏、情节丰富、曲折，具有史诗气派。五、它描写了近千名人物，其中至少有20个人物是个性鲜明、血肉丰满、令人难忘的。它描写了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塑造了大量的普通的抗日战士和群众的生动形象，突出了抗日战争是伟大的人民战争的特色。它又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高级将领，描写了那些在抗日烈火中完成了由后进到先进的转变人物。它还刻画了日寇侵略者、汉奸、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激起广大读者对反动阶级丑恶人物的强烈愤怒。六、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实践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注重语言的群众化，形式的民族化，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七、它是由亲自参与抗日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尔重写出来的。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同时具备以上七个特点，这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新战争与和平》曾获湖北屈原文学奖和全国图书奖、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宣传它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新战争与和平》专业委员会。截止到1999年10月，已出版《新战争与和平》评论集3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评论文章近200篇，已拍摄过两部专题电视片。
（二）颂美斥丑、扶正祛邪的杂文。
李尔重同志的杂文堪称是当代杂文的珍品，它充分发扬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颂美斥丑、扶正祛邪的战斗传统，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李尔重文集》第二卷中的《有念集》、《未名集》是两本杂文集，其中有许多文章深刻、锋利地批判了腐败现象。例如，《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一文，开门见山地提出：当前“腐败现象已经从各方面在腐蚀着党，使党的光辉形象日益褪色。这必然使党降低其凝聚力、战斗力，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不可计量的损失。”接着他深刻地指出：共产党员要使自己抵制各种腐蚀，永远保持合格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但要具有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而且要具有以理性为指导的坚韧不拔的革命坚定性，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艰苦不馁、困难不折，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底。雷锋、李玉安、李东辉是榜样，为无产阶级献身了的千千万万英雄是榜样。”然后，文章又深入一步地分析共产党员要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就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学以致用，首先是用在改造主观世界。私心愈小，公心愈大，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挺身而立，成为坚不可摧的磐石。”“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看着那些被黄金链子牵着走、自以为荣的人们，应该懂得‘无欲则刚’的道理。共产党员正是驱除了私欲才显示无比的智慧和力量的。”这些鞭辟入里的议论，犹如一声声警钟，促人猛醒，发人深思，表现出强烈的思想性、战斗性和深刻性，因而给读者以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当然，杂文主题的思想性和深刻性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来源于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所论问题的深入的“开发”和“挖掘”。事情往往是这样：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分析，起初得到的认识常常是肤浅的，如果到此为止，不再深入研究，写出来的文章就达不到较高的水平。相反地，如果锲而不舍，锐意钻研，扬弃了平庸的意见，最终就可以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李尔重同志的杂文，如果只说到腐败现象已经从多方面腐蚀党的严重情况，而不去分析共产党员怎样才能抵制住各种腐蚀，读者就得不到巨大的鼓舞的力量。李尔重正是由于抓住了怎样才能抵制腐蚀的问题，展开了入木三分的剖析，才使读者豁然开朗，好像登上了一层新的思想阶梯，增强了开展思想斗争，改造主观世界的勇气和力量。这两部集子中的《抄书浅识》、《反腐倡廉旧议》等杂文，举出历史上反腐倡廉、勤俭兴国的经验，收到以古鉴今的效果。《论钱与神的关系》、《“关系学”初探》、《“关系学”再探》、《三探“关系学”——兼谈“夫人干政”》、《约法三章》等杂文，好像几束手榴弹一样，弹弹射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种种腐败和丑恶的现象。文势汪洋，笔力雄健，读后令人震惊，令人思索，令人警觉，令人神旺，充分表现出作家高度的思想水平，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记得俄国有一位评论家曾说：“眼下俄国的一些坏人之所以不敢做坏事，就因为老托尔斯泰还活着！”他的话虽然不免夸张，但却充分肯定了老托尔斯泰的作品批判黑暗与腐朽的威慑力量，肯定了文学抨击假、恶、丑的战斗作用。
李尔重同志杂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把深刻的说理与形象的表现结合起来。使二者巧妙地融为一体。例如，在《论钱与神的关系》一文中，作家引用晋元康年间鲁褒作的《钱神论》中的形象化描写，说明了金钱在私有制社会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那篇文章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故能长久，为世所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在这里，把抽象的经济学中拜金主义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了，因而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李尔重同志杂文的第三个特点是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这里有抨击假、恶、丑，痛斥腐败，呼唤廉政的重大题材，有歌颂革命英烈、开国元勋、模范人物，表现时代精神，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热点，也有老人、孩子、妇女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表现了李尔重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关心政治、干预生活的高度责任感。记得高尔基有一次就一个哑剧的表演问题发表评论，有人建议他以后不要再写这样的小文章，高尔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见到一切有关苏联人民生活的事，都应该发言，并且豪迈地说：“只有坟墓才不是我的讲坛！”这是何等崇高的关心国家、热爱人民的感情！李尔重杂文题材的广泛性，正说明他与高尔基的心是相通的。
李尔重同志杂文的形式也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这里有政论、短评、随笔、絮话、对话，也有书信、演讲、感言、书评、序言、发刊词等等，只要是有利于表达观点，就信手拈来，无不符合揭露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需要。
（三）讴歌时代，理壮情浓的
散文与诗歌。
李尔重同志也擅长于散文和诗歌，特点是讴歌时代，理壮情浓。收在《李尔重文集》第一卷中《落红集》的第一篇散文是《武汉》，曾收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文情并茂，脍炙人口，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散文中描写武汉可以有两种角度。一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表现个人对于武汉的观察和感受；一种是站在时代的角度，通过描写武汉反映出时代精神和面貌。用第一种角度写出的散文，只要是审美情趣健康，也是百花园中一花，同样具有欣赏价值，但是用第二种角度写出的散文却更能获得大多数读者的喜爱，因为它更能反映群众共同的审美意识与心声。李尔重的散文《武汉》之所以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也正在于突出了讴歌时代的主题。它与那些“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拒绝壮烈”的观点针锋相对，文章一落笔，就是歌颂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传统，可谓“大气包举，笼罩全篇”：
“1923年2月7日，在武汉，发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吼声。施洋、林祥谦的英雄光辉，振奋了全国劳动人民。他们的鲜血洒在武汉，浇灌了武汉的革命幼芽，培养了全国的革命之花。这个英雄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代，在土地革命时代，在抗日战争时代，在解放战争时代，一直在武汉的工人和全国劳动人民中发扬着，开出无数的革命之花，结出无数的革命之果。”
接着作家精炼地叙述了“二七”大罢工的革命精神之花，在武汉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结出的闻名世界的硕果。他以建造长江大桥为例说：“1957年7月，大桥基本上建成了，只剩桥面工程和桥两头的马路还没有完工。有一位西方人来到这里，我们向他介绍，说10月15日就要通车。他把肩膀一耸，头一歪，说道：‘再有半年要能通车，我也佩服你们了’。1957年10月15日，长江大桥的铁路、公路同时通车了。 长江大桥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魄，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长江大桥的出现，使武汉三镇成为对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越来越大的交通中心。”
然后作者又领着我们参观了“武汉大学”、“武汉钢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最后，“卒章显其志”，全篇归结成一句话：“武汉不单是革命的英雄城市，交通中心，而且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大的工业基地。”
文章中既有感情的抒发，也有理论的概括与事实的叙述，堪称是亦情亦理，理壮而情浓。李尔重的许多散文和诗歌都具有这种情理交融的特色。这里先举《赞郝梦龄烈士》这首短诗为例：
“铁蹄踏处山河碎，
热血男儿赴战勤。
剑影刀光征马迹，
硝烟烈火金刚魂。
以身许国何所畏，
壮志歼敌辍乡吟，
谁谓散沙华夏族，
刀头试看血淋淋。”
短短八句，气势磅礴，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洋溢着英勇杀敌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的感情，表现出蔑视日本侵略者，痛斥投降论的雄伟力量。
再举他的《毛主席百年祭》的后半部分：
“政权容易得，旧秽最难清。
无影无声处，毒虫毒菌生。
一朝蚁穴破，溃堤恶浪腾。
毁国亡身日，触目最心惊。
常恐红旗落，时时敲警钟。
身行防腐败，力戒骄傲情。
守志十八载，轨物最范风。
身后无长物，木铎总有声。
期人已归去，红霞驻长空。
冬寒君莫叹，寒尽梅花红。
正道沧桑变，潮儿踏波行。
无为在歧路，相与泪纵横。
天下纷纷乱，报时有鸡鸣。”
在这里表现出诗人崇敬毛泽东的深情，抨击腐败的激情，讴歌理想的豪情，斗志昂扬的热情，颂美斥丑的诗情，充分显示出情理交融，托物寄情，虚实相生的艺术魅力。
（四）分析透彻，指导创作的文艺评论。
李尔重同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不断推出结合创作实际、见解精辟的文艺评论。特别是《新战争与和平》出版以后，在这方面用力更勤，发表了多篇分析透彻、指导创作的文艺评论，真正发挥了文艺评论促进文艺繁荣的重要作用。他的评论文章收在《李尔重文集》第三卷《比较文学史》和第四卷、第五卷中。李尔重在第五卷《求索集》的《自序》中曾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说：
“我读《红楼梦》，不但不同于戚蓼生、梦觉主人，也不同于胡适、俞平伯。我读《金瓶梅》，不同于张竹坡读《金瓶梅》，更不同于平康里人读《金瓶梅》。并不是因为我特别高明，而是因为我有幸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学了马克思主义，所持立场、观点、方法与他们不同。从这些书里，从许多典籍里能找到的宝藏，当然与他们不同。时代使然，政治思想境界不同使然。”
在李尔重的文艺评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闻一多颂》。这篇作品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的号召而写的。它成功地填补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空白。这篇洋洋万言的大文章，以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透彻地分析了闻一多“从做人起步”到“做中国人”，再到“做一个现代中国人”，最终成为与中国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革命而牺牲的民族英雄的思想历程，高度评价了他的思想、业绩和作品在中国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突出地位。真可谓寄深写远，笔力千钧。
李尔重同志的文艺评论是紧密结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的。例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人鼓吹文艺作品和演出都是商品，市场就是文艺的上帝。什么能上市场卖钱，文艺家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写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画什么。也有人提出：在市场大潮面前，文艺无须再讲求什么使命感、责任感，只要能供人消遣取乐就行了。在这些错误文艺观点影响下，一些文艺工作者走上了歧路。他们写书、拍电影、演戏剧，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亏心的事都干，不惜丧失人格，出卖灵魂。针对这些严重情况，李尔重在文艺评论中多次指出：真正的艺术，不是商品。他说：“艺术，为人民的艺术，为新时代催生的艺术，……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在崇高的精神目标鼓舞下奋力创作的。”他又深刻指出：“为多赚钱而创作的人，是钱的奴隶，是有钱人牵着走的奴隶；为讨好皇帝追求升官发财之路的‘应制诗’没有好诗；为了向帝国主义讨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作品，为着向垄断资产阶级腰包讨钱而创制的腐朽没落、臭气熏天的作品，没有一件不是商品，这也是历史上早已证明了的。”李尔重的深刻见解，对于我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尔重同志的文艺评论十分重视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他坚决反对文艺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错误倾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他一再指出：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有艺术性，各个阶级之所以需要文艺，就因为它有其它意识形态所不能代替的艺术感染力。翻开李尔重的文艺评论，可以发现许多独到的精彩的艺术分析。举《话说〈宰相刘罗锅〉》中的一段艺术分析：
“‘美生于度’。‘度’是中国深知并常守的哲理，也就是孔子说的‘过犹不及’和现代人说的‘恰如其分’。艺术语言，表述不到分寸，不能产生出理想的魅力；过分了，也破坏了艺术的魅力。……刘墉在笼子外头与和珅对话，……大数和珅罪恶，使观众在疾风骤雨、电光石火之中，痛捣邪恶妖魔，何其淋漓尽致。这场戏里二人的对白，不但是交响乐，也是风雷颂。活画出邪恶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脆弱；正义的无边力量，如江河万古流淌。
刘墉的翻身是音乐，眨眼是音乐，跳跃歌舞是音乐，李保田同志全部表演是音乐，其音程、音域、音量、节奏都做得适度，奏出了美妙的正义的音色。王刚的全部表演也是音乐，其音程、音量、节奏也做得适度，奏出了美妙的丑恶的音色。这两位艺术家，是具有深度文化修养的艺术家，做出了当今难得的艺术创造。他们的艺术不是服装、脂粉包装出来的。”
这里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演绎，也没有向人炫耀的文艺新名词，而是运用了一连串新鲜、巧妙的比喻，说出了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艺术，阐明了表演艺术创造的规律，见解独到，深入浅出，这才是高档次的文艺评论。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李保田、王刚的表演，观众都感到好，甚至拍案叫绝！但究竟好在哪里？只有李尔重这样富有艺术敏感和鉴赏能力，自身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的文艺家，才能把它的细致、精妙之处用文字说出来。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文艺评论啊！
同志们：李尔重同志作为一位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他的文学功底如此雄厚，这在中国的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不可多见的风云人物，他热情讴歌人民的丰功伟绩，他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
谢谢聆听，下期待续，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