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大寨：那个头裹白毛巾的人
1986年3月26日，一位老人去世了。他头裹白毛巾，满脸深皱纹，双手是老茧。
他叫陈永贵，一个从大寨走出来的农民，当过国务院副总理。
很多人已经忘记他了。但有些事，不该被忘记。
大寨那个地方，穷得有名。七沟八梁一面坡，土地挂在半山腰，十年九旱，不旱就涝。按常理，那里的人就该穷。但陈永贵不信这个理。他带着大寨人，用一双手、两个肩膀，开始干。
开山凿石，把坡地修成梯田；背土上山，把薄地养成厚地。没有化肥，就拼命积农家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一把土一把土地攒。到1962年，大寨的粮食亩产从250斤变成了774斤。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就凭人，凭劳动，不是土地自己长出了粮食，是人让土地长出了粮食。
1963年，大寨发了大洪水。房子塌了，地冲了，六成多的耕地没了。有人建议向国家伸手要救济。陈永贵开了个会，说了三句话：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同时还要保证三样不少：群众口粮不少，群众收入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有人觉得他疯了，问他：你们真的傻吗？他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自己能扛过去的灾，为什么要躺到国家身上？那不是爱国家，那是害国家。这话放到今天，很多人听不懂了。但道理很简单：你越是依赖别人，你就越站不起来。大寨人靠自己的手，重建了家园。那一年的粮食，一粒不少地交够了国家。
后来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个农民，进了中南海。但你看他那个样子——不迁户口，不拿国家工资。在大寨记工分，国家只给几十块生活补贴。老婆孩子在山西老家，还是农业户口，还是种地。穿的是对襟衣，头上裹着白毛巾。天不亮就起床，走到哪都要看看庄稼长势。
有人劝他，你现在是国家领导人了，注意点形象。他不听，他说：我就是个农民。不是做样子，是真的不把自己当官。那时候大寨的贫下中农说：永贵当了官不像官，还是咱庄稼人的老样子。这句话，是对他最高的评价。
有人问：你一个副总理，怎么还挣工分？他说：我不劳动，吃什么？这话听着简单，细想很深。他拒绝把权力变成特权，拒绝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人上人”。他知道，一旦拿了国家工资、脱离了生产队，他就不是他了。他就会慢慢忘了土地，忘了那些还在大寨刨食的人。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最清醒的认识。
陈永贵识字不多。他没读过多少书，没上过大学。但他懂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人要靠劳动活着，人要靠劳动站起来。人活一辈子，最大的本事不是往上爬，而是不丢掉自己手里的老茧。他那个年代，很多人和他一样，把劳动看成光荣的事，把不劳而获看成可耻的事。后来这个道理慢慢被人忘了。有人觉得劳动是苦役，能躲就躲；有人觉得靠关系、靠资本、靠投机才是本事。
临终前，他对身边人说出了心里话：“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陈永贵，我这一辈子能和毛主席连在一起，知足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想起了虎头山上的风，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抡锤开石的同志。他觉得自己没有辜负那个位置，没有辜负那个把他从山里请出来的人。
他走的那天，北京下了雨。很多人来送他，有干部，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留下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
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一亿八千万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地，每年还在长粮食，还在养活着人。这才是他真正的遗产。
四十年过去了。虎头山上的树已经长得很高。当年他带着大寨人修的地，还在养活着那里的人。他那个白羊肚手巾的画像，偶尔还能在一些老屋里看到。有人说他跟不上时代了。也许是吧。但他身上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过时——那就是一个劳动者对自己的尊重，和对劳动本身的信仰。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不是权力创造出来的。是人，是劳动，是一双又一双粗糙的手，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忘记这个道理的人，走不远。忘记这个道理的时代，会生病。
陈永贵用一辈子证明了这件事。他没有读过那些厚厚的理论书，但他懂得最根本的道理：
他尊重劳动，也尊重土地——他把劳动和自然这两大财富源泉结合得最好。
劳动者一旦脱离了劳动，就不再属于劳动人民；一个社会如果让不劳而获的人高高在上、让诚实劳动的人低人一头，那个社会就病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些道理，有人写过整本整本的书去论证，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活了出来。
他没有说过“劳动价值论”，但他用锄头和扁担证明了它；
他没有说过“防止异化”，但他用不拿国家工资、不迁户口的一生实践了它；
他没有说过“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他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这就够了，足够了……
人民会作证……
*嗣文，应用经济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