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县林：熬糖记
小铲子，叮当响，
奶奶熬糖在厨房。
糖浆像条金丝带，
缠缠绕绕喷喷香。
一进腊月，邹昶村到处弥漫着糖香，伸一伸舌头都能尝到甜。这味道的源头，多半在各家的灶房里。
熬糖的第一桩事是浸米。奶奶将当年新收的糯米，在井边用饭盆淘洗干净，再倒入没过米一指节的清冽的井水，泡上整整一夜。待其吸饱了水份，变得珠圆玉润，捞在箩筐里沥水。上甑蒸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那种朴实的、温厚的米香，白蒙蒙的蒸汽涌出来，奶奶的身影也变得朦胧，仙气飘飘。
麦芽是前几日就发好的，吐出寸把长的、嫩黄的芽儿，带着一股子青草的生气。奶奶将它们细细地切碎，拌进蒸好的、摊凉了的糯米里，用手反复地、均匀地揉搓着。我蹲在盆边也学着奶奶揉搓，手心麻麻酥酥。拌匀后，奶奶和我合力将这一大盆东西抬上灶，倒入尚有余温的大锅里，盖上锅盖，交给时间去发酵。间或奶奶会往灶里烧个毛柴把，以保持恒温。
约莫一个上午，将鼻子贴着锅盖，会嗅到一股清香。奶奶便将那发酵好的米与麦芽的浆液，一瓢一瓢地舀入一个干净的布袋。我帮着奶奶在地上摆好饭盆，将豆腐架在饭盆上放好。奶奶踮着小脚从灶上提下布袋放在架上，招呼母亲一起用手竭力挤压布袋。我也攥着拳头学着大人的样子对着布袋又擂又挤。那微微泛着浊白的汁水源源不断淋入饭盆。满屋子只听见：哗哗哗，淅沥沥，叮咚叮。一会儿暴雨倾盆，一会儿细雨绵绵，最后如屋檐滴水归于寂静。奶奶放一块木板压上布袋，让我坐在上面，直到叮咚之声完全消失，才将布袋提到灶上，一股脑的倾入锅中。
真正的熬炼，这才开始。
母亲负责烧火，奶奶负责观察锅里的动静。烧火是个技术活，也是母亲的“拿手戏”。她坐在灶膛前的小凳上，膝上堆着劈好的柴，神情专注得像一个守卫关隘的将军。火候，是顶顶关键的。太大了，糖会焦苦；太小了，水分迟迟不干，糖便失了那股子爽利的劲儿。母亲不言不语，只一双眼睛映着那跳跃的火光，时明时暗。她凭着一种天生的、或者说传承下来的直觉，添柴，退柴，将那一膛火，驯得温顺而有力。
我总爱跟在奶奶身边，看那锅里的变化。起初是平静的，只冒着些微小的、无力的气泡。渐渐地，随着水汽的蒸发，那汁液变得浓稠起来，颜色也从浊白转为清澈的淡黄，继而转为一种厚重的、光润的黄褐色。锅中心的气泡，也变得大而迟缓，破裂时发出“咕嘟咕嘟”的、满足的声响，满屋子那焦甜的香气，便浓郁得化不开了。据说，许多年前，糖熬到这份上，奶奶扭头从窗台边拿木勺瞥见一只野猫张嘴吐舌趴在窗台上，吓得奶奶舀起一瓢滚烫的糖稀泼在野猫的嘴里。这倒霉蛋怪叫一声，落荒而逃。野猫可是循着糖香而来，怎回料到有这下场！这时，只见奶奶拿起一把长长的木勺，伸进那金褐色的浆里，高高地提起。那粘稠的糖稀便如一块柔韧的、透明的琥珀，从勺边垂落，拉成一道不断的丝线。她迅速地将这丝线浸入旁边备好的一碗冷水里，只听极轻微的一声“嗤”，再捞起来时，那糖便成了一粒硬脆的、可以在齿间“嘎嘣”作响的糖珠了。
熬呀熬，搅呀搅，
糖浆稠，冒泡泡。
快拿勺子挑一挑，
水里一浸变硬了，
小狗吃到嘴里了。
奶奶一边教我唱着童谣，一边笑着将那粒温热的糖珠塞进我嘴里。一股纯粹的、带着烟火气的焦甜，瞬间便从舌尖滚落到心底里去——那是我尝过的人间，最初的、最踏实的美味。我听出奶奶戏称我是小狗，调皮地冲奶奶吐了吐舌头，还不忘旺旺两声。
“好了，可以了。”奶奶一声令下，母亲便撤了灶膛里大部分的柴火，只留一点余温。奶奶会迅速舀出一部分糖稀，盛在一个铜盆里，端到堂屋。父亲早已候在一旁，将炒香的芝麻、爆米，还有碾碎的花生仁，一股脑儿地倒入锅中，操起一把更大的铲子，飞快地、用力地搅拌起来。糖稀与这些香物迅速地、缠绵地粘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当把它们盘成一团球时，父亲便双手托起它们，小心放入案板上一个抹了油的木框里，趁热用擀面杖压实。
稍事冷却，一旁被请来多时的大叔、二叔、大婶、二婶来到案板前，抓起从自家带的磨得贼快的切糖刀忙开了。大叔飞快地将木框里的糖块用刀拉成长条。其他人一手按着长条，一手握刀。叮叮当当，那些长条在快刀下驯服而快速地变成一片片均匀的薄糖片。这清脆的声响简直是交响曲，热闹了整个腊月。
此时的堂屋，爷爷早已架好了家伙什——一架木梯，横着绑了一根光滑的木棍。那糖稀在盆里渐渐地冷下去，待到尚存一丝人体的余温，摸上去只是温润的时候，爷爷便洗淨了手，将那团硕大的、琥珀色的糖团，套上木棍，开始一下一下地，有节奏地拉扯。
这真是我童年见过最神奇的景象。那原本笨重的一团，在爷爷的手里，一次次地被拉长，对折，再拉长。有时竟从梯下拉到堂前吃饭的八仙桌边，少说也有两三米。渐渐地，糖的颜色，竟从半透明的黄褐色，被牵拉得越来越白。它被越拉越长，如匹练，如素绢，在堂前清冷的冬日天光下，闪烁着一种绸缎般的光泽。爷爷的身影，在堂前来回移动，那不像是在劳作，倒像在进行一种沉默的、优美的舞蹈。切糖的叮当声渐渐稀疏，母亲直起腰，拍了拍围裙上的糖屑，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她转身走进里屋，拎出那把祖传的铜壶，沏上一壶酽酽的粗茶。茶叶在滚水里舒展开来，茶香混着糖香，在堂屋里氤氲成一种独特的年味。
叔婶们围着八仙桌坐下，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茶碗。茶是自家后山采的，带着些微的苦，正好解了嘴里的甜腻。他们说着今年的收成，明年的打算，谁家的媳妇快生了，谁家的后生要娶亲。笑声和茶水的热气一起，在冬日的午后袅袅升起。母亲不时起身续水，光影透过木格窗棂，在她温婉的侧脸上跳跃。
奶奶则拿着小笤帚，极仔细地将案板上、木框边散落的糖屑扫到一起，连缝隙里的也不放过。那些金黄的、雪白的碎末，被她小心翼翼地归拢到一口上了青釉的陶坛，肚大口小，专为储糖而备。一摞摞切好的糖片被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块块金砖玉砖，一层层地铺进去，坛口用亮纸（方言，塑料薄膜）封好最后盖上圆木盖。
爷爷的活儿还没完。他将已拉扯得雪白晶莹的打糖一条条地摆放在宽大的案板上，操起刀，用那厚实的刀背，“梆、梆、梆”地，极有分寸地敲击下去。那糖便应声碎裂，裂成一节节，寸把长短，有许多蜂眼的的打糖。爷爷把它们和那些早就备好的、炒得喷香的爆米混合在一起，哗啦啦地倒入另一个小些的坛子里。然后交给奶奶封好坛口。
切糖块，咔咔响，
一块一块方又方。
装进罐里密封藏，
只等新年客来尝。
年，就在这糖的甜香里，热热闹闹地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走了。坛子里的切糖，被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被来来拜年的客人，一片片地取食，渐渐见了底。最后剩下的，便是那些细碎的糖边角，和坛底一层薄薄的糖粉。这却是我们孩子更爱的宝贝。用手指蘸一点，放在舌尖，那甜味细细的，沙沙的，能在嘴里盘桓许久。或是抓一小把，偷偷放进粥里，那清早的白粥，立刻便成了无上的美味。
要说最甜是哪天？
全家熬糖在年前。
妹妹馋得偷一块，
粘住牙齿喊爹娘。
哈哈笑，满屋堂，
日子甜得像蜜糖！
待到屋前的柳树冒出毛茸茸的芽苞，田畈里的泥土被犁铧翻开，散发出腥甜的气息，春耕便开始了。父亲和母亲总是在天蒙蒙亮时就下田去了。这时候，奶奶便会搬出那个装着打糖和爆米的坛子。她用搪瓷缸（碗），舀上大半缸爆米，再从坛底掏出几节雪白的打糖，放在爆米上。提起灶上永远温着的开水壶，滚水冲下去，“嗤”的一声，一股更浓郁的、混合着米焦香与糖甜的蒸汽便扑面而来。她递给我一个小竹篮，搪瓷缸就放在篮子里。
“去，给你爹爹送点心去。”
我拎着篮子，小心翼翼地走在田埂上。露水打湿了我的布鞋。父亲远远看见我，便按住手中的犁，卸下轭头，把那头老水牛牵到草坡上吃草。然后坐在草坡上，接过那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大口地吃起来。爆米被水一泡，软了下去，却仍有些韧劲；那打糖则化得软软糯糯，丝丝缕缕。父亲吃得额头冒汗，他用粗糙的手掌抹一把脸，对我憨厚地笑笑，那笑容里，有着和糖一样的、踏实满足的味道。
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画面：父亲蹲在初春的田野里，捧着搪瓷缸吃着爆米打糖，远处是正在苏醒的群山。那时不懂，现在才明白——奶奶熬的不只是糖，是整个邹昶村甜蜜的底色。而春天，就是从那一碗糖水爆米开始，在父亲的犁铧下，缓缓铺展开来。
【文/邹县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