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生命政治观探析——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

　　“生命政治思想”(bio-political source)虽然贯穿古今中外，但是“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成为一门显学，主要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凸显并进行深入阐释。之后，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人对生命政治学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开辟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新维度，生命政治学才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马克思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通过对德国古典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彻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1843年10月，马克思应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之邀前往巴黎，在此期间，他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尽管马克思早期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手稿》中依然使用“类”“类本质”等费尔巴哈概念，但是，他在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等问题的批判中已经蕴含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从这个意义说，《手稿》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之作。《手稿》除了通过对“异化”“异化劳动”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还蕴含了马克思从“人”本身出发，探讨人的生命现象的思考。马克思正是通过“类本质”辩证法，“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提到“真正的人的问题”的高度，并把这种生命政治批判的出路指向了“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虽然马克思早期的生命政治思想仍然没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没有从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寻找人的解放出路，但是它突破了庸俗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从哲学高度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方式，为哲学的现实化找到了根基，孕育并萌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一、生命政治的原初状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在《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中，马克思在评价费尔巴哈哲学的伟大功绩时提到“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的问题。这里的“哲学”是指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费尔巴哈认为，这种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从形而上学层面追问人的本质。直到中世纪，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追问达到了本体论的顶点，信仰高于理性，神成为人的本质的化身。到17世纪，人文主义者把人和神分离，重新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人区别于神的本质特征。随着近代数学、物理学的不断发展，理性大厦落成，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达到理性形而上学的最高发展形式。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弊端，他对宗教世界进行了批判，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世俗世界人的本质。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是从直观形式去理解对象，没有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释人。因此，人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是“抽象的人”,人的本质也成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类聚合”。尽管青年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借助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逻辑分析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马克思并没有凭空想象形而上的人的本质，而是从当时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以人的现实生活情况为参照反观人的应然状况，从而揭示了未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