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最初构想
从1850年9月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也是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依马克思自己的描述，这种研究通常是“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如果说，在1845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短暂地停留于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而这一次，马克思则直接生活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伦敦。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他新的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深入思考服务。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其中标序号的有24本，大约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些笔记大部分保留下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原创性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所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理论建构的直接思考前提。在《伦敦笔记》之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5月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其成果就是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这个马克思忍着病痛且受到生活困窘干扰下完成的手稿，写在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注明Ⅰ—Ⅶ的七本笔记本中。在最后一本即第Ⅶ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of (Fortsetzung），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续）》。我认为，《大纲》是马克思的一次极其复杂的思想实验室，因为在这里，他同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历史现象学，再一次恢复了劳动辩证法之上批判认识论中的科学异化概念，恰是在这一重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初步实现了经济学中的伟大革命（“第二个伟大发现”）——创立了狭义剩余价值理论。
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自己打算开始写一部关于经济学的著作，这是从1844年开始对经济学的“十五年的研究”结晶，第一次公开面向普通读者的努力。因为研究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加之不断袭来的病痛，马克思说，全部著作最好“不定期地分册出版”。他觉得，应该首先出版的书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Kritik derökonomischen Kategorien），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System der bürgerlichenÖkonomie）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Darstellung）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这也意味着，马克思这里设想重新写作的论著，并非直接是自己进行革命性思想实验的《大纲》，而是一本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范畴且重塑科学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阐释性论著。其实，早在《大纲》导言的最后，马克思在讨论完经济学范畴研究的两种“道路”后，也设想过一个经济学理论话语作为阐释性提纲的“五点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划分（Eintheilung):(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allgemeinen abstrakten Bestimmungen），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innre Gliederung）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Capital,Lohnarbeit,Grundeigenthum）。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Creditwesen，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Form des Staats）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unproductiven"）阶级。税（Steuern）。国债（Staatsschuld）。公共信用（Oeffentlicher Credit）。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e Theilung der Arbeit）。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Weltmarkt）和危机。”
这是马克思在《大纲》的思想实验正式开始前的理论叙述设想。很显然，那时的构想更多地还是停留在一般经济学理论构架的原则讨论和外部结构上。特别是它的第一方面，主要还是属于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一般”和劳动等一般的抽象概念的思考上。而第2—5点的内容，基本上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济范畴。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考察，主要还集中于Capital,Lohnarbeit,Grundeigenthum（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背后的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三大社会阶级”之关系上，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交换和私人信用等问题，而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关系尚没有成为聚焦的中心。经济学在Form des Staats（国家形式）上的作用，比如税收、国债和公共信用问题，以及殖民地统治中的对外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换，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等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显而易见，这一表述性的构架与《大纲》中实际发生的流通领域中的“货币”→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交换价值”（补充）的思想实验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在《大纲》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的这一最初设想又发生过多次变动。一是马克思在“货币章”第二笔记本第3页上，将导言中的“五点构想”改为“五篇结构”，第一篇已经在《大纲》“货币章”的讨论中具体化为“交换价值、货币、价格”，显然，原先设想中的属于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一般”和劳动等一般的抽象概念的思考，已经转换为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特定经济关系讨论。这当然是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转向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第二篇则改为“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innere Gliedrung der Production bildet）”，这应该是对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的讨论。它会是即将进入的“资本章”的思考域。这两篇的内容，直接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入进展。后三点没变，第三篇为国家，第四篇是“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e Verhältniß），第五篇是“世界市场”。
二是在进入“资本章”后的第二笔记本第18页上，马克思很快又生成了以资本关系为核心的新的三篇结构：首先，“I.(1）资本的一般概念（Allgemeiner Begriff）。（2）资本的特殊性（Besonderheit）：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II.(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资本的竞争。（γ）资本的积聚。III.资本作为信用（Credit）。VI.资本作为股份资本（Actiencapital）。V.资本作为货币市场（Geldmarkt）。VI.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权。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总体性（innern Totalität）上被规定的流通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其次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unproductiven Klassen）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Weltmarkt）。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Auflösung der auf den Tauschwerth gegründeten Productionsweise und Gesellschaftsform）。个人劳动（individuellen Arbeit）实际转化为社会（gesellschaftlicher）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
很显然，马克思这里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认识，已经逐步深入到资本的生产关系，可是，这个以资本关系为核心的新的写作构想，与“资本章”中的思想实验的批判性话语是格格不入的。这个经济学理论阐释中的构想，仍然是围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完整叙事逻辑展开的。只是，原先第一篇一般性讨论进一步聚焦于的资本一般概念。原先第一个五点构想中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第二点（“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第3—4点中的“信用”、“股份”和新的“货币市场”，则被内嵌到这里第一篇中资本关系的第六点。第二篇是国家，其中包含了原先第3—4点中的大部分内容。第三篇则是原先五点构想中的“世界市场”。这里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马克思在新的构想结尾明确提出了Auflösung der auf den Tauschwerth gegründeten Productionsweise und Gesellschaftsform（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这当然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走向消灭的历史趋势。
三是在“资本章”的第二笔记本的第22—23页上，马克思又生成了一个新的三点构想：“资本。I.一般性（Allgemeinheit):(1)(a）由货币变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异己劳动为媒介，sich vermittelnd durch fremde Arbeit）。（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2）资本的特殊性（Besonderheit):(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周转。（3）资本的个别性（Einzelnheit）：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II.特殊性：（1）资本的积累。（2）资本的竞争。（3）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III.个别性：（1）资本作为信用。（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Geldmarkt）。”
这个“三点构想”，显然不同于上述几个写作方案的思路，这是按照思考的逻辑，依黑格尔的观念将资本关系分成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构境层面。原先写作计划中出现的“信用”“股份”和“货币市场”，都成为资本关系个别性的体现。我觉得，这可能是马克思在《大纲》思想实验中的一种试图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框架的设想，这显然是哲学话语构境中的阐释构式，其中，我们竟然看到了fremde Arbeit（异己劳动）概念。可以断定，马克思几乎是立即放弃了这种假想。还应该指出，以上这些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System der bürgerlichenÖkonomie）进行批判的经济学阐释论著的构想，都还是马克思自己在研究中不断调整的计划。
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写给拉萨尔的信，已经是在基本结束《大纲》写作之后的新的构想。在这时的马克思看来，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叙述的批判，可以分为“（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Vom Kapital,enthält einige Vorchapters);(2）土地所有制（Grundeigentum);(3）雇佣劳动（Lohnarbeit);(4）国家（Staat);(5）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er Handel);(6）世界市场（Weltmarkt）”。与上述《大纲》导言中“五点设想”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在出现了一个六本书的结构。主要的变化为：原先作为第二方面内容的“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被独立出来，分别成为三本书的研究对象。原先“五点构想”中第一部分设想的属于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定，现在被替换为对资本的集中讨论，带有enthält einige Vorchapters（绪论性的章节），则被压缩到“资本”一书的前面。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到，除去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还打算写一部“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的著作。这应该是后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那个大部头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最初构想。马克思也提到，他将写作的这一阐释性的著作“也许更便于读者理解，但无疑会损害形式”。这也许是暗示与《大纲》相比，这本准备写作中的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书，在理论深度和话语运作方式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也是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委托拉萨尔在柏林寻找出版商。不久，拉萨尔在柏林就找到了贝塞尔出版社（Bess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的出版商弗·敦克尔。3月11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另一封信中，将第一本书的内容具体指认为：“第一分册（erste Lieferung）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而由于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Grundlage），所以未必能少于五至六个印张。这一点我在最后加工时就能看清。这一分册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在3月11日与拉萨尔的通信中，马克思已经在具体讨论出版要求。不久，马克思同柏林出版商弗·敦克尔签订了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合同。
在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细化了自己“为敦克尔准备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初步计划。他告诉恩格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ganze Scheiße）将分为六本书（6 Bücher):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这里马克思使用的ganze Scheiße一词，在德文中的直接意思是“一堆狗屎”。这有两点可以思忖的地方：一是马克思并没有向恩格斯提及自己从1857年开始写作的《大纲》，这是他自己复杂的原创性的思想实验。这一情形，有些像马克思1845年对待《1844年手稿》的态度。在那里，马克思同样没有告诉恩格斯《1844年手稿》的具体内容。然而依我的判断，不同于《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解构和没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这里，马克思却是在自己研究性逻辑构式中实现“第一个伟大发现”（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之后，面向普通读者撰写一部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通俗读物，其中，他当然会表达自己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进展。二是这个六本书（不是六个分册）的结构，并非他自己经济学理论构架，而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一堆狗屎”）的提纲，这就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的逻辑并非他自己思想理论的逻辑构式，而是跟随杜林逻辑的批判。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六本书的前三本，正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那个著名的三元结构：资本、土地和劳动，然后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国家、资本对外关系中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其实，《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并非后来的《资本论》的草稿，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前期理论研究过程。精确地讲，马克思不久后写下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始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第2分册的初稿，之后才逐步转换为新的学术构境。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将这个第一本书的“资本又分成四个部分（4 Abschnitte）。（a）资本一般（Kapital en general，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Konkurrenz）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Kredit），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Aktienkapital），作为最完善的形式（zum Kommunismusüberschlagend，导向共产主义的突变），及其一切矛盾（Widersprüchen）”。第一分册（ersten Hefts）是经济学基本理论中的“资本一般”，第二分册则是将资本还原到市场竞争中的“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场境中，第三分册是相对于单个资本的“一般因素”的信用，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借贷资本，第四分册则是作为资本最新形态的“股份资本”，马克思居然将其视作“走向共产主义突变”的阶梯。马克思后来指认，资本主义通过信用一类方式扩大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的努力。这很像列宁后来在《帝国主义论》中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的断言。这里，马克思向恩格斯大致介绍了这个作为“资本一般”的“第一部分的简要提纲”（short outline of the first part）。这个第一分册将由价值、货币和资本三部分内容构成。后来在实际的写作中，价值与货币成了第一分册的内容，而资本变成了第二分册预期讨论的对象，然而，这个第二分册却发展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里计划中的第2—4分册中的“竞争中的资本”“信用”和“股份资本”，一直到《资本论》第3卷的写作中才真正涉及。
这里，马克思先对自己前面提出的六本书中的前三本研究主题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他分析说，资本、地产和雇佣劳动之间，真正处于统治地位的当然是资本关系。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P299-300)人们当下看到的土地，已经是入序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中的不动产，正是在商业交换关系夷平封建等级的土地上，解放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这是马克思自《1844年手稿》以来，已经多次深入讨论过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向普通读者证伪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从资本关系的本质（资本一般，Das Kapital im allgemeinen）透视出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还专门说，在第一分册中，为了讨论的需要，可以假定工人的工资总是在“最低额”，而地产则完全被排除在讨论域之外（Grundeigentum=0）。
在马克思向恩格斯介绍的第一分册的简要提纲中，他提出了一个价值、货币和资本三章的结构。看起来，这似乎与《大纲》的逻辑线索一致。首先，在对第一章“价值”的预想阐释中，马克思想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开始。所以，商品的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Arbeitsquantum）；时间（Zeit）作为劳动的尺度”。这是说，一个商品所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量）是商品价值的本质。显然，这已经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因为，它并非指直观中可见的商品自身用在性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无论是主观上把它看作劳动的有用性，usefulness，或者客观上把它看作产品的有用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前提（stoffliche Voraussetzung），这种前提暂时完全退出经济的形式规定（ökonomischen Formbestimmung）。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Stoff"）。”
这里，马克思专门用英文usefulness标识的“有用性”，是特指从斯密到李嘉图经济学中对使用价值的所指。这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经济学讨论的对象，而商品的价值已经是对劳动的抽象，并且，商品“价值规定只是资产阶级财富（bürgerlichen Reichtums）的最抽象的形式（bloßdie abstrakteste Form）”。这是双重抽象：一是价值为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对劳动的客观抽象；二是商品价值是资产阶级财富（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抽象。马克思指认说，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这是从配第开始，一直到李嘉图都承认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可以注意到，马克思这里刻意跳过了真正奠基劳动价值论的斯密。马克思分析说，商品价值关系的抽象本身是一个历史结果，（1）自然生成的共产主义（naturwüchsigen Kommunismus）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historische Abstraktion），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这里的naturwüchsigen Kommunismus并非指原始部族生活中的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此时刚刚获得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印度等地存在的土地公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现实发展的历史结果。它产生的历史前提，不仅表现为“自然生成的共产主义”公社的解体，也表现为一切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解体，只是在“交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价值关系本身的抽象，正是一种发生在商品交换中的现实抽象，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本身的historische Abstraktion（历史的抽象）。然而马克思也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本身也产生了多重理论混乱和逻辑矛盾，因为他们无法将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与“具体的经济规定”区别开来，也“弄不清这种抽象同资产阶级财富的各种比较晚期、比较具体的形式有什么关系”。在1859年2月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将这一章的理论针对性指认为“（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并列举了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本·富兰克林、重农学派、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名字。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第一章中已经有过一些讨论。虽然斯密已经开启了劳动的价值决定的理论线索，但他还是无法摆脱从所换得的财富的角度来理解一个商品的价值问题。马克思说：“斯密在阐述了内在联系之后，突然又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被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事物联系所迷惑，而在竞争中，一切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斯密在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商品的活劳动”，这使他的价值理论仍然拖着一根“庸人的尾巴”。这可能是此处马克思遮蔽斯密的原因。而李嘉图纠正了斯密在劳动价值论中不彻底的一面，正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彻底摆脱从所交换的财富含有的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的线索，完全站到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劳动价值论。对此，马克思分析说，“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为了把握规律本身，有意识地抽象掉了竞争形式，抽象掉了竞争的表面现象”。这是马克思此时透过各种理论混乱批判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起点。
在对第二章“货币”的概要中，马克思列出了四个要点。前三条为：（a）作为尺度的货币；（b）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或简单的流通；（c）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三条几乎完全是纯粹经济学的描述。他已经意识到，“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马克思说：（d）从这种简单流通本身（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这里掩盖了产生简单流通的各种较深刻的过程）来考察，除了形式上的和消逝（formelle und verschwindende）的区别以外，它并不暴露各个交换主体（Subjekten des Austausches）之间的任何区别。就是自由、平等和以“劳动”（,,Arbeit"）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王国。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那个重要的verschwindende（消逝）概念。这是说，如果仅仅从上述这三种简单商品流通过程中去观察货币，那么，只会掩盖这一过程背后“较深刻的过程”。这个“较深刻的过程”，正是《大纲》那种对货币异化关系惊心动魄的解蔽。马克思说，这种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的经济学话语，恰恰是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基础，其承认劳动价值论的背后，隐匿了打上引号的雇佣劳动关系。我体会，这里打上引号的,,Arbeit"不是《评李斯特》一文中对异化劳动的删除或替代，而恰恰就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本质的verschwindende（消逝的）全新的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虚假的东西，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经济谐和论者、现代自由贸易派”的谬误之根，也会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社会主义者的庸俗伎俩”。在1859年2月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将原计划的四点又具体化为：（1）价值尺度。（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2）流通手段。（a）商品的形态变化。（b）货币的流通。（c）铸币。价值符号。（3）货币。（a）货币贮藏。（b）支付手段。（c）世界货币（money of the world）。（4）贵金属。（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马克思同时列举了这一部分针对的资产阶级学者，其中有洛克、朗兹、贝克莱、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卡斯尔里勋爵、托马斯·阿特伍德、约翰·格雷、“蒲鲁东派”“货币主义”、孟德斯鸠、大卫·休谟、斯密、让·巴萨伊、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奥维尔斯顿勋爵及其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富拉顿等。当然，马克思特别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两章的直接意图是要“打击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关于第三章“资本”，马克思没有再做展开的说明。但依照马克思在前面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及的设想，这个作为第三章的“资本一般”将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Produktionsprozeßdes Kapitals,Zirkulationsprozeßdes Kapitals,Einheit von beiden oder Kapital und Profit,Zins)。
从马克思的这封重要信件中可以看到，此时他即将开始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显然不是《大纲》那种自己独立原创性思想实验的学术话语的逻辑，而是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面对普通读者的阅读，尽可能通俗地阐释自己在经济学学理上的重要进展。概言之，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阐释方式”。1959年6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开始就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六册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1859年7月22日，马克思在信中嘱咐准备为《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写书评的恩格斯：“别忘记说：（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
不久，马克思准备写作自己十五年来“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第一分册。在1858年6月，马克思写下了一个《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Index zu den 7 Heften[dem ersten Theil]，以下简称《索引》），这一索引写在了写有《大纲》“导言”的笔记本M的最后11页（即第23—33页）上。这是马克思完成《大纲》后，为了从研究的思想生产转向面对公众的理论表述的阐释性话语。1858年8月至10月底，马克思先在笔记本C、笔记本B'和笔记本B"上，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笔记本C没有保存下来，据判断，它应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的初稿；笔记本B'和B"包含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后半部分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的初稿。1858年11月，马克思才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当时他已经决定，第一分册不再包括原来计划的“价值”“货币”和“资本”三章，而只包括前两章，并改称为“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在总体上明确标识出“简单流通”的讨论域。马克思在第一分册结尾说：“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们将在论述资本的第3章即这一篇的最后部分中加以研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从11月底开始誊抄付印稿，也就是说，马克思一边写作，燕妮同时开始誊抄。1859年1月，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定稿。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向公众介绍自己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