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始于家庭：对马克思、再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再思考

　　作者/Silvia Federici

　　翻译/何啸风

　　排版/亦源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是，他能够展望未来，能够预测如今我们面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这使得他的作品在150年后依然是当下的一份指南。凭借着强大的直觉，马克思预测了全球化的进程：资本无情地征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种生产形式都屈服于利润和市场的逻辑。最重要的是，他预测到资本的国际化不仅会导致全球市场的形成，而且会导致一种全球性的积累周期，「民族国家对世界的划分将失去其经济意义」(Ferrari Bravo 1975: 20-21) 。同样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机器论片段」(Marx 1973: 690–710)预测了知识和科学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中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导致一些人提出（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一个「认知资本主义」的新积累阶段 (Hardt and Negri 2004, Vercellone 2007) 。

　　Hardt and Negri最著名的两本著作

　　但是，从一个方面看，马克思没有领先他的时代。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预见到一种将在几十年内改变欧美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格局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就是一种新型无产阶级家庭的形成，（大约）发生在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一时期，人们逐渐把妇女和儿童排除在工厂劳动之外，提出了「家庭工资」，把无产阶级家庭主妇和家务劳动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殊分支，负责劳动力的再生产(Seccombe 1993) 。

　　这些发展趋势开创了一种基于「男性工资权力」的新的父权制。阶级关系的这一转变是马克思未曾分析的，虽然《资本论》第1卷中有许多政府任命的工厂检查员的报告已经说明了这一趋势。资产阶级正在彻底改变无产阶级家庭和性别关系，产生新的男女等级关系，产生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这种趋势无法从《资本论》第1卷中推断出来。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依然坚守这一信念：资本主义摧毁了无产阶级家庭，为更平等的性别关系创造了物质条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为什么马克思——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时如此超前——没有看到社会关系正在重组，正在以更等级化的方式重构男女关系，正在工人之中产生影响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新分化？

　　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重复我这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 (Dalla Costa 1971; Federici and Cox 1975; Fortunati 1981)，而且因为这种「忽视」指出了他的政治和理论观点的缺陷。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缺陷，不仅是为了正确评价他的作品，而且是为了揭示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局限性，揭示至今仍影响全球左派政治的性别偏见。这些偏见包括，人们倾向于从资本主义关系和工人阶级组织中排除某些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的活动，比如务劳动、性工作、育儿、生育。这些偏见还包括，马克思低估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作为工人阶级各部门「合谋」(cooptation) 的工具的功能，并且过于乐观地认为工业工作、自动化可以平衡基于性别和技能的劳动等级制。

　　本章的论点是，马克思没有预见或讨论无产阶级家庭的重组和无产阶级内部新的父权关系的形成，因为根据他的政治理论，在资本积累、工人主体性的形塑和阶级构造中，家庭关系不起到任何功能 (Meyer 2014: 274–276)。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没有赋予劳动力（再）生产「像劳动理论一样的重要性」(Meillassoux 1975:xi) ，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家庭变革的重要性。这一战略错误的一个后果是社会主义运动和19世纪后期的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马克思作为第一国际的领袖对此要负一定责任。这一分裂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审视马克思关于家庭、妇女工作、再生产我们生活的活动的观点，就是与当下进行对话，就是重新思考父权制、左派、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合作。

　　我的论证分为四个部分。在第1部分，我考察了马克思「没有讨论」再生产的证据和原因，说明他对工作和生产有一种「简化」的概念，并且隐含地假设只有领工资的产业工人有力量和知识推翻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在第2部分，我考察了马克思作为第一国际领导人对工人要求改变妇女劳动和家庭生活的反应，说明他无视英国男性工人阶级各部门明显的父权制。在第3部分，我把马克思对家庭生活重组的看似中立的立场，与这种重组对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影响进行对比，说明它是工业劳动力的重要部门「合谋」的工具。在第4部分，妇女和生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中被边缘化的长期政治后果。我们现在应该讨论，这个理论和政治「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影响了他们从资本主义废墟中建立社会的愿景？

　　马克思论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

　　想要搞清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看到19 世纪英国在家庭生活和男女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关键要看他在《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讨论。劳动力再生产本应是马克思作品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因为劳动和劳动力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分析中发挥了战略作用。劳动对马克思来说是这样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类不仅再生产自身和延续生存，而且不断创造和再造「人性」——我们是什么，感觉到什么，思考什么，能做什么。作为一种有意识选择的活动，劳动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是我们的「类存在」的本质，而且在历史上是社会财富的来源。劳动力的消耗，工作的能力——是资本积累的引擎。它既是价值创造的原则，也是决定人类解放斗争的战场。因此，（再）产生这种宝贵能力的活动，本应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政治框架中占据核心位置。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几乎没有讨论过再生产，即使偶尔讨论到，也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性质和范围。

　　马克思承认，我们的工作能力在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消耗，必须不断再生产，他说「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Marx 1976: 718)。但是，他把这个过程的实现完全置于商品生产的循环内部。工人购买生活必需品，通过消费必需品对自身进行再生产。不需要借助其他工作。他完全没有提到家庭工作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贡献。《资本论》第1卷（三卷中唯一提到妇女的一卷）只有两处提到家务劳动，而且是在脚注中提到的，他指出女性工人从早到晚都在工厂车间工作 (Marx 1976: 518,n.39)。马克思从来没有看到，劳动力再生产需要一些家庭工作——煮饭、洗衣服、带孩子、性爱——而且这些工作主要由女性完成。此外，他在考察工人必须满足的需求时，只关注商品领域，投射出一个机器般、没有性征的、领工资的工人形象。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提到了食物、燃料、住房、衣服、家具，却奇怪地忽略了性生活，展现出无欲无求的工人生活。这个工人多半是男性的，因为《资本论》第1卷认为女性往往以卖淫的方式出售性服务。

　　即使在讨论劳动力在代际之间的再生产 (Marx 1976: 711–724) 时，马克思也没有提到女性的贡献，没有看到男性和女性、女性和国家之前的利益冲突——尽管怀孕对女性来说往往是宣判死刑。他显然无视了女性怀孕和生育的高昂成本、每次意外怀孕所经历的痛苦、堕胎的致命努力。他谈到「人口的自然增长」，还说「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Marx 1976: 718) 。他在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尖锐批评中说，资本主义不依靠女性的生育能力来扩大劳动力，因为它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革命周期性地创造「过剩人口」来满足劳动力需求 (Marx 1976: 784–785)。事实上，作为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实质的体系，资本主义极其关注人口变动，严格管理女性的生育能力，严厉处罚干预生育的行为，这种处罚通行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事实上，资本主义从来不仅仅依靠生产组织的变化来创造「过剩人口」，维持最佳规模的劳动力。马克思自己承认，工业资本消耗工人生命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总是需要招募新的劳动力，主要是从农村地区招募女性和儿童。而且马克思知道，工业区的高婴儿死亡率引起了精英阶层的担忧。即使到了20世纪，有不断的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依然依靠移民流动、对妇女生育能力的管理，来满足它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需求。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傅立叶和马尔萨斯）认为具有政治潜力的活动和力量——情感关系、性欲、家务劳动、生育。

　　相反，在马克思这里，爱、性欲、生育似乎是自然的给定物，在资本的经济关系和工人的决策和斗争的世界之外。马克思提到母亲时，只是提到女性工人对儿童的忽视。他也不把妓女作为一个工人和一个主体。用希拉•罗博特姆的话说，「女性似乎是社会状态的一个标志，而不是作为一个运动中的社会群体在历史中发展意识」(Rowbotham 1974: 63)。马克思把女性描绘成贫困和道德堕落的受害者，描述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被称为「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Marx 1963: 75)。马克思对女性工人的看法也是「简化的」。虽然我们看到她们受苦的身体，看到她们遭受的不平等，但是，我们不知道，女性进入工厂如何改变女性的主体性？如何改变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是增强还是削弱了女性的斗争能力？女性的要求和斗争形式与男性有何不同？除了偶尔讨论工业和农业工作对妇女和女孩的「道德品质」的影响——由于过度劳累、暴露在淫乱的工作条件下——马克思没有讨论女性工人的行为。在《资本论》中，她们依然是晦暗不明的角色，只是暴力的受害者。这种女性形象，与同时代的政治改革家所描绘的截然不同。同时代的政治改革家认为，女性工人——尤其是单身的、没有孩子的——享有一种特殊的自由，因为她们拿工资，很早就离开家庭，「自己是自己的情妇」(Pinchbeck 1930: 311–313) ，行为举止与男性无异。

　　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斗争

　　考虑到这些沉默，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质疑了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延伸到「对家庭内部的社会再生产的详细考察」。福斯特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想要从「资本自身的观念」，「从资本的内在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再生产劳动就在价值创造的界限之外了。福斯特说，马克思「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作为一个体系的资本的内在和外在规定的矛盾」(Foster 2013: 11)。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资本主义对无偿的再生产劳动的抹杀。这在我看来恰恰是问题所在。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没有打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预设。他没有揭示出无偿的再生产劳动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来源和「秘密」，而是承认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分离（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典型特征），而且把再生产自然化，作为「女性的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三卷中唯一提到家务劳动的地方，是在脚注中 (Marx 1976: 518,n.39)。有的学者为马克思辩护说，对劳动力的剥削不同于对生产条件（女性的工作、大自然）的剥削 (Foster 2018: 12–13)，这是说不通的。因为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劳动力的活动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有一项政府纲领旨在重组工厂和家庭生活的，并且人们纷纷指责无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和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中忽略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需要进一步解释。

　　我们知道，不仅马克思对工作和阶级斗争做出了简化的解读。正如费德里科·托马塞洛 (Federico Tomasello) 在《工作的起源》中说的，自 1830 年以来，特别是在法国，一个复杂的社会进程发展起来。在这个社会进程中，国家和早期工人运动重新定义了工作和工人的形象，排除了非雇佣劳动者，只重视在工厂劳动的工人。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歌颂的1830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以及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引发了叛乱工人的特定部门的「整合」。托马塞洛说，这种整合的结果是，勤劳、诚实的雇佣工人出现了，国家承认雇佣工人是社会权利（比如，工作的权利）的承载者，雇佣工人很快成为现代国家和所有现代宪制的基础。

　　托马塞洛认为，认为只有雇佣工作享有社会权利，认为只有雇佣工作能代表工作世界，以及「勤劳阶级」与「危险阶级」的区分，这三者标志着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 (Tomasello2018)。这说明，马克思那种排他性的工人阶级概念，不仅是理论立场的产物。相反，它也是一种政治运作的表现。在这种政治运作中，人们只重视特定部门的工人的利益，而且建构了一种经典的工人形象，即operaio（男性、白人、雇佣工人）。同时，人们排除了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非雇佣主体，比如家务劳动者、农民、非洲奴隶，以及其他殖民地主体。虽然这种政治操作出现得比马克思更早，法国在1840年初在法律上确定了这种政治操作，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帮助巩固了这种政治操作，尤其是因为他的分析表现为对社会现实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在欧洲，直到19世纪中叶），表现无产阶级反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霸权的斗争世界——食品暴动、反对价格垄断的暴动、对面包店和食品店的攻击、对将谷物运到港口出口的马车的攻击——也从激进政治中被抹去。这些斗争见证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团结。由于土地和再生产的日益商业化（比如，粮食价格受制于市场法则），他们的生存基础遭到破坏。阿尔里希·迈尔说：

　　这个劳动穷人阶级包括寻找工作的乞丐和流浪者、乡下的日工、贫穷的农民和佃农、家庭手工业的织工、家庭佣人和城市杂工、季节性流动工人、铁路建筑工人、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制造业和工厂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由于移民的进程，它第一次具有了欧洲的特点。

　　(Meyer2014:260-261)

　　就像迈尔说的，「在持续近100年的起义循环中」，这些穷苦大众最终明白「他们的生存不再有保障」，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已经变成资本的条件。因此，「他们把生存问题变成一项公共事务」，以「社会占有的实践」来回应对于他们再生产手段的「暴力征用和分离」。迈耶的结论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848年游荡在欧洲上空，这是因为广大无产阶级拒绝接受贫困和饥饿，坚持用群众起义捍卫他们生存的权利。在迈尔看来，正是因为这些斗争失败了，正是因为「穷人和工人阶级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形式」，马克思才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工作概念，以及一种「雇佣劳动理论」(Meyer2014:264) 。

　　话虽如此，把工人阶级简化为雇佣劳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削弱了他的资本主义分析的力量。虽然《资本论》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每个细节，包括货币、信贷、地租、机器等，但是，它没有分析无产阶级内部的差异和不平等的功能和政治后果，以及在资本主义中同时存在的其他劳动制度和剥削形式。例如，性别和种族都没有出现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的讨论中。与此类似，虽然马克思感叹，随着工厂工作的兴起，成年的男性工人成了「奴隶贩卖者」(Marx1976:519) ，但是，马克思没有说明这种现象是如何可能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英国的已婚妇女无权领取她们的工资，因为她们不被视为能缔结合同关系的法律主体。

　　1870年通过《婚姻财产法》后，抹杀女性法律权利的中世纪婚约制度才被废止。在英国，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工人之间流行把妻子卖到本地市场上，从而结束婚姻。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1901年和1913年还有案例报道。正因为如此，当工业化取代小作坊工作时，「家庭承包制」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厂中得到重建。因此，至少在第一阶段，生产是根据性别等级制来进行的。父亲把妻子和子女的劳动承包出去，或者把妻子和子女的劳动和自己的劳动一同出售，领取妻子和子女的工资。

　　如果马克思分析了这种父权政策的社会根源和影响，他就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关系中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反常现象。他就会看到，他所设定的雇佣劳动发展的前提提条件——「占有自己的身体和劳动能力」的「自由」——从未扩展到女性身上。更进一步，他还会认识到，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女性权利，同样也是劳动的权利。被丈夫「包办」让女性没有能力保住工作，领取工资，参与工人运动，因为男性限制妻子行动的权力肯定会限制女性的斗争能力。

　　工人阶级内部的父权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特别重要。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时候，实行了个人工资制度，未婚女性可以支配她们的收入，因此男性工人对妇女进入工厂的反对态度愈演愈烈。正如朱迪·劳恩在《女性与工业化》中说的，个人工资制度遭到工人的敌视，因此他们试图将女性劳动力定义为非熟练劳动力，将女性限制在最差的岗位上 (Lown1990:107) 。工会组织同样坚持「父权制原则」，推动「保护性立法」，支持男性工人获得「家庭工资」，让他们能够养活一个「不工作的妻子」(Lown1990:213) 。在19世纪中叶，「男人养家模式」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一个焦点 (Seccombe 1993：111-124) 。同样的，虽然性别斗争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威胁到妇女的生计来源，但是，《资本论》对它只字未提。我们不过是看到一个脚注：「限制妇女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Marx 1976: 519,n.39)

　　马克思对「家庭工资」的看法

　　那么，马克思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沉默，是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从他和恩格斯的通信中看到，他在《资本论》中的工作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和辩论直接相关，他是国际工人协会创始人和领导者 (Pelz2017:36-37) 。我们还知道，女性权利是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争论不休的主题。国际工人协会对这个问题的分歧很大，以至于它成立七个月后才投票表决女性能否入会。成立两年后，一位著名的女性哈丽雅特·劳 (Harriet Law) 才成为总委员会的成员。但是，马克思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没有提到女性的特殊情况。根据文献记载，马克思「没有赋予工人女性任何特殊地位，女性受到的压迫显然被视为工人受到的压迫的一部分」 (Fauré2003:345-346) 。马克思还在1870年呼吁人们驱逐国际工人协会的第12分部。第12分部支持女性的选举权，「自由恋爱」，以及领导人维多利亚·伍德哈尔所说的「社会自由」，也就是说，让女性摆脱男性工资，以及婚姻所包含的家庭奴隶制。值得注意的是，在驱逐第12分部的过程中使用了工资收入，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实行了三分之二的规则，规定国际工人协会每个分部的三分之二成员必须是雇佣工人。这个决定支持了工人参与贸易和手工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具有改革意识的妇女」(Woodhull2004:44) 。这次驱逐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堪比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决裂，因为它把性别关系、性、女性权力等问题推向了未来，甚至可以说，推向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禁地。

　　作为第一国际的主要发言人，马克思无疑知道，第一国际的大多数男性成员都支持限制女性在工厂工作，支持「家庭工资」。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能是矛盾的，就像他对制造业导致家庭解体的态度一样 (see Marx 1976: 620)。马克思在「家庭工资」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有哈丽雅特·劳的说法作为佐证，她是总委员会唯一的女性成员。根据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虽然马克思支持女性参与工厂工作，但是他认为妇女和儿童在现有条件下的工作方式是可憎的 (Fauré2003:346)。因此，马克思维护了家庭工资的倡导者的立场。哈丽雅特·劳认为马克思背叛了工人阶级女性的利益，并提出了抗议。不过，马克思有可能认为，设立「家庭工资」，限制女性在工厂工作，都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工业化的进步需要女性的参与，而且「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Marx 1976: 620-621)。

　　如果这是马克思支持「家庭工资」的依据，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到 1870 年代，一项划时代的改革计划正在进行，它在19世纪末改变阶级关系，缓解了阶级冲突，让许多曾经的女性工人回归家庭，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父权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工资父权制」(Federici 2004)。

　　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与工资父权制

　　虽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Marx 1976: 718)，但是，到了1860年代，由于担心过度劳累、营养不良、持续不断的流行病会导致工人阶级「濒临灭绝」(Fortunati 1981: 170; Seccombe 1993: 77)，资产阶级正面临着重大危机。事实上，常年的过劳和拖欠工资，严重削弱了工人的繁殖能力，工业化的地区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到30 岁。改革者的这种主要担忧，也是工人阶级女性对家庭和再生产日益不满的标志。英国的工人阶级女性，整天在工作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与其他男女一起生活在公共场所中，「她们没心情生育下一代工人」，拒绝承担家庭主妇的角色，并以他们喧闹的举止和男性化的习惯（如吸烟和饮酒）挑战着资产阶级道德 (Fortunati, 1995: 170–171; Lown 1990: 43–45, 116)。

　　对女性工人缺乏家务技能、铺张浪费的抱怨——她们会购买一切需要的东西，她们不会做饭、缝纫、打扫房子，害得丈夫们只能去「酒馆」，她们缺乏母爱——是1840-1900年代的改革家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儿童就业委员会在1867年抱怨道：

　　她们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5点，回到家时又累又倦，没心情去打扫房子。当丈夫回来时，发现一切都很糟糕，房间很脏，没人做饭，孩子们争吵哭闹，妻子邋里邋遢，他的家让他很不舒服，所以他宁愿去公共场所，作一个酒鬼。

　　(Hewitt 1958: 70)

　　除了担心雇佣女性带来的家庭危机，这些改革家还害怕女性篡夺男性特权，这会破坏家庭稳定，引发社会动荡。人们认为，一个破碎的家庭会带来一个不稳定的国家。遭受忽视的丈夫会走出家门，把闲暇时间花在公共场所、啤酒屋、小酒馆上，收获一些危险的遭遇，滋生一种暴躁的性情 (see Hewitt 1958: 70)。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兴起，再来一次1848年革命的威胁，促使这些改革家呼吁家庭改革。

　　工人阶级显然无法提供稳定、充足的工人流动，这一点尤其成问题，因为在1850-1900年，英国和美国的生产体系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呼唤更强壮、更有生产力的工人。这场转变通常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see Seccombe 1993: vi) ，轻工业变成了重工业，主要工业部门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从棉花变成了煤炭和钢铁。这种转变，是通过广泛铁路网络的建立和蒸汽动力的引进而成为可能的 (see Hobsbawm 1968: 94–101 on this topic)。

　　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缔造者当中，在1840年代，一种新的学说开始站稳脚跟。这种学说认为，更高的生产力和剥削程度，与更高的男性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勤劳节俭的妻子提供的更好的生活条件有关。因此，在同一时期，工厂检查员的报告建议减少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建议工厂不要雇用孕妇，让女性能够承担家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出现、曾经由中产阶级独享的家庭生活扩展到工人阶级的现象背后，是对于一种新型工人的需求：这种工人更健康、更强壮、更有生产力、更有纪律、更驯服。

　　在英国，这个过程始于1842年的《采矿法》（该法案禁止所有10岁以下的妇女和男孩在矿山工作），以及1847年的《10小时工作法案》（1833年以来，工人，尤其是兰开夏郡的工人一直在推动此法案）。除了通过这项立法，政府还进行了其他改革，促进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形成，巩固了妇女作为无薪家庭佣人的角色。男性工人的工资在1862 -1875年增加了40%，此后迅速上升。到1900年，他们的工资比1875年高出三分之一 (Hobsbawm 1968: 133) 。1870年，《婚姻财产法》颁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塑造已婚妇女生活的「从夫」制度，从而把妇女视为法律主体，把婚姻本身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同样是1870年，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建立。1891年，义务教育制度建立。在此基础上，「公立小学开设了家务科学课程，以及面向家务主体的实用课程」。英国的城市进行了「排水、供水、街道保洁」等卫生改革，遏制了持续不断的流行病。随着社区商店的兴起，它们既提供杂货，也提供服装和鞋类，工人的消费市场由此出现。

　　最后，工人阶级家庭的出现，更健康和更有生产力的工人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明确区分家庭主妇和妓女的制度，因为改革家知道他们很难说服妇女留在家里免费劳动，因为她们在大街上出卖肉体的姐妹们，干得更少，赚得更多(Acton 1969: 232, note 1)。有了这些变化，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革命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到了18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一种以男性为主的雇佣劳动力。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组织劳动的规律是「自然规律」，但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被驯化了，所以他显然有理由「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Marx1976: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