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斗争智慧论析
【摘要】《论持久战》蕴含着毛泽东丰富的斗争智慧。在斗争的思想根基上，表现为以持久战理论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丰富持久战理论；在斗争的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站在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为永久和平而战；在斗争的方针策略上，制定了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的政治与军事上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斗争的精神态度上，表现为斗争为公不为私的情怀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这种斗争智慧对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习近平反复强调，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既揭示了新时代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又提出了不断增强斗争本领的要求。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具有高超的斗争智慧。这种斗争智慧是一种关于斗争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是包含思想根基、价值取向、方法策略、精神态度等方面的运思整体，在《论持久战》中有集中的展现，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思想根基：科学的持久战理论“为战争指导所必须”
列宁早就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实际上揭示了理论对于斗争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的斗争智慧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从抗日战争来说，它实际上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既要以科学理论来指导抗日战争，又要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丰富和深化持久战理论。
抗日战争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既是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革命战争所凝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实践对认识有决定性意义，认识对实践也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和促进实践的发展。所以毛泽东强调，革命者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所谓武装，就是要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解决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对战争的进程与前途众说纷纭，影响着战争的发展。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了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其指导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指出革命队伍是可以战胜反革命队伍的，但是“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握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特点，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也正是基于这些特点，毛泽东进一步擘画了抗日战争将会经历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对此解释说：“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这种战略预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日战争规律的一种科学把握。而抗日战争后来的发展进程也充分印证了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和把握的科学性。正是因为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检验与淬炼，毛泽东着重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这个“行动指南”才是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如果我们有许多系统地、实际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创新。毛泽东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只有一般的理论还打不得敌人，要根据新的实践，“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和深入，抗日持久战理论也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比如，“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经传播得沸沸扬扬；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论调再次出现，使民众更为迷茫。之所以有这些错误论调，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是因为宣传解释还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没有足够地显露其内在的规律性，人们还无法把握其前途和趋势。因此很有必要对抗日战争以来的斗争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和深化，将其内在规律揭示出来，以指导后续的抗日战争。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以来的斗争实践经验已经“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战略方针上要进行广阔战场上的运动战，同时不放松发展游击战，抗战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毛泽东强调，抗日持久战理论凝结着抗日战争的斗争经验，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深化而来的，“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
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中国抗日战争丰富斗争经验的《论持久战》，扫除了当时笼罩在国人心头上关于抗日战争怎么打、前途如何等问题的各种疑惑和迷雾。
二、价值取向：“为永久和平而战”
毛泽东的斗争智慧区别于庸俗化的谋略算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有着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方向，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朝着历史进步与和平正义的方向而斗争。恰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
历史上的战争大致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和正义的。毛泽东早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战争也是如此。“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并且积极地参加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新的进步的正义的东西，终究要代替旧的落后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一方面，就整个世界的战争形势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可分离的。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和进步的正义力量的存在，“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必然走向崩溃。中日之间的“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另一方面，就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来看，虽然日本当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看上去是强的，但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处于历史上的退步时代，它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国际形势和世界人民不会支持它，失道者寡助，所以它必然会失败。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看上去似乎都不如敌人，但中国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中国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性，就催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这种进步性和正义性，能唤起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还能争取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得道者多助，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中国的。
进一步而言，我们进行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这种进步性和正义性，根源于其人民性，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最没有狭隘性和私利性的，而党领导下的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我们才有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存在，是斗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的强有力的保证，是完成伟大革命任务的保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因此，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和求和平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决定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必然会实现，“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这种对日斗争的价值取向，也成为我们“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
三、方针策略：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抗战“才能有最后胜利”
斗争的方针策略直接影响着斗争的结果，毛泽东的斗争智慧最为集中地表现为斗争方针策略的灵活运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这实际上是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指明了取得抗战胜利的斗争方针与策略。
第一，在政治方面，斗争的总的方针就是坚持统一战线。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有进行政治方面斗争的正确方针策略。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要想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要有几方面的条件，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建立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也就成为政治方面的主要任务。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文章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大体而言，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由谁来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关系到这条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要么是无产阶级，要么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关键。毛泽东分析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就把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揭示出来了。二是要进行广泛的抗日政治动员，发动人民群众加入抗日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联系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状况，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一战争的政治目的，以及如何实现的步骤和政策，通过口说、传单布告、报纸书册等，明确地告诉所有人，同时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三是要坚持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统一又独立，是指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既联合又斗争，是指在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原则，是贯彻到一切工作中的，但又不能缺少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二者不可偏废。在具体实践中，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程度的联合与不同形式的斗争。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坚决联合的策略，对其动摇的方面进行温和的斗争。而对大资产阶级，毛泽东又将其区分为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对于已经投降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对其亲日的方面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对其动摇的方面则是加以拉拢和争取。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既有反共的一面，又有抗日一面。在反共方面，其既要反共，又怕破裂统一战线；在抗日方面，其既有抗日的需要，又不积极抗日。所以对其在反共和抗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要分别采取不同的联合和斗争策略。
第二，在军事方面，斗争的总方针就是坚持持久抗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发展阶段、战略战术、战争形式、如何决战等方针策略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大致来说，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在抗日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采取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采取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采取运动战，但阵地战的地位将大大提升。在前两个阶段，具体的战略方针简单来说就是，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比如，敌于战略外线分路向我方进攻，我方是战略内线和战略防御，表面上看于我方不利，但我方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的优势，采取灵活的运动战和包围迂回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改变为战役和战斗上的内线和防御，将我方之战略上的内线和防御改变为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和进攻。到了第三阶段，则变为战略的反攻战。二是强调在战争中要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与战争力量的优劣直接相关，要造成绝对优势获得主动权，就要“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把许多的战役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地位集合起来，从而获得战略的主动地位。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战争中的纷乱和各种不确定性，从中找出条理和确定性。就计划性来说，战争虽然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毛泽东强调，计划性要带灵活性，“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三是强调游击战在抗日持久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运动战无疑是决定战争命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游击战不重要。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特殊战略地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辅助正规战，另一方面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它能够向敌人的后方大步前进，改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能够脱离总后方，把战线延伸到敌后进行无后方作战；能够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实现对敌人的反包围，等等。这些优势，使其“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毛泽东强调，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它将充分发挥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在人类战争史上表现出空前伟大的力量。
这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方针策略，对于斗争的结果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斗争的结果、敌我力量优劣的变化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四、精神态度：中国军民表现了“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
斗争为公不为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毛泽东在斗争中所展现的基本精神态度，它体现于毛泽东斗争智慧运思的各个方面，是贯串其思想根基、价值取向、方针策略等方面的一根红线。斗争精神在斗争中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
第一，斗争为公不为私，有着突出的“为公”情怀，这既是毛泽东斗争智慧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毛泽东斗争智慧鲜明的精神标识。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员来自人民，植根人民，血脉在人民，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哪怕是因为斗争而牺牲，“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共产党人反对自私自利、贪污腐化等消极可鄙的精神态度，“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这种斗争为公不为私的情怀，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精神展现，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都从这个基本点上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我们党就发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后来又主张建立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种为了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英勇向前的壮举，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起到了先锋模范的作用，并团结起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这是毛泽东斗争智慧另一个鲜明的精神标识。日本试图“灭亡”中国的方式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物质上，主要是掠夺生产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试图使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不要惧怕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必胜信念的根据，就是时代的特点。抗日战争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崩溃，它的侵略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政权大崩溃的前夜，引起并加深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这种时代特点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灭亡。而中国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世界人民的援助等，这种时代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强调，这一根据“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他满怀信心地指出，虽然存在不少困难，“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也是我们敢于进行抗日斗争，敢于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坚定理由。
另一方面，这种不惧怕日本帝国主义，面对侵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怕”和“敢”是以底线思维的“怕”和“不敢”为前提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我们与亡国论者只看到亡国的一种可能性不同，我们承认有解放和亡国两种可能的前途，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避免亡国的可能，实现解放。亡国和解放两种前途在猛烈地斗争着，但总的来说，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渐地占据优势。因为我们怕亡国，不敢束手待毙，所以我们积极地为实现解放创造和争取条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给抗战中的人们以莫大的鼓舞。梁漱溟就回忆说，抗战的情势本来使他对国家的前途很悲观，他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但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后，“也就由悲观变为乐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内容……我听他的抗日谈话，把我心中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
进而言之，斗争为公不为私的情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是思想精神层面的主观的东西，它和行动一样，都是人的特殊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物质方面的条件，但要分出胜负，还要发挥思想精神方面的努力，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出现事实上的胜利。通过发挥自觉能动性，中国军民在敌人面前表现了“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优势和嚣张气焰，“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加速了抗战胜利的到来。
五、《论持久战》中斗争智慧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深刻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是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论持久战》中蕴含的非凡斗争智慧，对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要把握时代的特点，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毛泽东之所以能对抗日战争的发展作出科学预判，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时代的特点”。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当前，各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习近平强调，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从国际发展大势来看，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尽管前方有各种不确定性甚至惊涛骇浪，但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从国内发展大势来看，就是“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而“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握了这样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发展大势，我们就能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赢得斗争的主动权。
第二，要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来指导伟大斗争。《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抗日战争发展规律和过程的理论结晶。它驳斥了关于抗战的错误论调，使迷茫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斗争形势严峻复杂。要取得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矛盾风险挑战作了科学分析以及战略和策略的指导，增强了我们斗争的底气和勇气。我们要努力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第三，要坚定把握斗争的立场和方向，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管牺牲大，时间长，但正义的、进步的、求和平的反侵略民族战争，最终必然胜利，这是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这也是抗战必胜的最根本的依据。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从根本上说，这个立场和方向，就是人民立场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并用血与火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把握新时代斗争的立场和方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因此，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斗争的立场，把牢斗争的方向。
第四，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提升斗争本领。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要经过多少年月谁也不能预断，我们要努力于增长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的一切实践，“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指战员要在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上，掌握斗争的经验和战略战术，成长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之所以要在斗争实践中去掌握，毛泽东解释说，“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不是一帆风顺的，迫切需要我们提升斗争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书本中学习，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更要在斗争实践中成长提高，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严峻复杂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不断提升斗争本领。
第五，要坚持和发扬斗争精神。毛泽东指出，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仅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更是人心的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人心和精神状态直接影响着战争的发展和结果。所以毛泽东才强调，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与抗战的胜利须臾不可分。“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今天，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问题，面对外部势力的围堵、遏制和打压，正如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6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