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资本论》原理与“资本病毒”的生产与再生产
【提要】中美两个大国的殊异在于体制不同，在于生产方式性质与状况的不同。对此次“美国新冠病毒”极不寻常的行动，学界和社会新闻界做了很好的探究和如实报道。这给本文提供了必备基础。进一步的研究是“学理考察”。借助《资本论》，则可看到“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视角的截然不同，其也必然反映为不同的“再生产构成方式”。而对美帝政治病毒的涵义的深入探究，除开彰明理论实质，指明其溃败的道路，更多的意义是指向“中国亮剑”，以及寻求“当代中国策论”。希望续文能更进一步地提出与解决问题，亦期待同行专家的参与争鸣，共究原理，共探规律。
《资本论》中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它指出“再生产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当前，中美两个经济大国面对来势迅疾、肆虐凶猛的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战略安排方式截然不同，可以说是“炯乎相异”的防疫道路模式，彰显了中美社会制度的“完成对立性”。在中国，疫情牵动的是人民之心，——可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美国，在一些政客的鼓捣下，疫情牵动的却是资本之心，——可谓深壑藏有万千兵！这是唯物辩证法关系上的必然结果，走出关系“夫妻论”的表面性，探究深层对立与制度异质，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区隔国家（国际）垄断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指导战略的全局安排与策略的有效部署。
美帝为什么必然会有“政治病毒”，其新冠病毒不独具有自然性、物质性，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政治性，是可生仔（指带来社会的“剩余病毒”）的特殊社会病毒，以《资本论》为例，则可实现通俗易懂的解释。盖因劳动过程的产物是个“有机构成”的规定，是物质构成和社会构成的统一；其物质构成必然是使用价值，同时也包含“不良的东西”（如病毒）；其社会构成又是社会主体构成（如身份）和社会客体构成（如财产）的结合和统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资本论》探究的商品价值构成同样也是“身份构成”：作为价值构成，它是c、v、m；作为阶级身份构成，它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政治身份”、占有生活资料的“生产身份”以及作为同二者的对立关系相对应的“经济身份”。所有经济形态都是围绕“剩余”进行的，——这里，剩余价值是纯粹的经济身份的社会客体。其进一步表示社会主体构成是按照占有者状况和占有标的进行建构的，一言以蔽之，“W ＝ c ＋ v ＋ m”的主体构成是隐含的！“政治身份＋生产身份＋经济身份”乃是商品客体构成的背后的主体规定。可见，社会客体是不能脱离社会主体而单独构成的。两者的辩证关系是：主体构成可看成行动主义的构成因素，而客体构成应直接看成唯物主义的构成因素；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历史规定性），后者巩固前者并落实了它的社会规定性。然则通过极为详尽的考证，马克思在《资本论》论证，正是由于价值构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体构成的特殊类型。作为“主体的构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传统产品社会的剥削的经济规定，它的政治的社会的表现即是上述“特殊阶级类型”——二元化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在当下，它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征候即为“政治病毒”，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驱使作为“社会存在”的新冠病毒，使之生仔，促成病毒的恣肆、社会蔓延，造成剩余价值生产意义的“剩余病毒”。一句话，美国政客的政治病毒从根子上看，说到底还是“资本病毒”，归根结底是垄断资本全球和社会统治类型上的带来“剩余病毒”的“政治病毒”。
两种制度两重天。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也还要约略交代一下“病毒二重性”的涵义。病毒为什么会自行社会增殖？美国民众对“防疫”为什么看起来态度上冷漠、行动上迟缓？盖因资本再生产中内生的“病毒”乃有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引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历史演化的社会结果，不是自然结果。在这当中，由于政治身份和生产身份的不对称，导致剩余的分配上的单边主义。不变资本的“不变”其实是指阶级身份的恒定，不变资本c代表政治生产者。雇佣劳动者是资本政治身份驱使下的社会劳动者——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生产者，因此，“生产身份”的唯一功能就是不断转化为生产价值的“劳动酵母”（可变资本的“可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运动的约束框架乃是“社会主体构成”，这个主体构成在日常事务中是价值化管理（数字管理或财产管理）的事实“领导者”。同样，在“病毒二重性”的故事中，它的领导机制仍然是“政治病毒”。新冠病毒本身仅仅是自然生产者。政治病毒是特别的病毒的驱动者，它使得新冠病毒同时成为社会生产者，产生和不断推动了社会增殖的内在机制。这总体导致美国新冠病毒疫情人数居高不少。它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泛泛而论的毒源的“天然论”“非天然论”和“阳谋论”“阴谋论”，也远远抛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考政论”。这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和“客体侧”结合考察下的一个总认识成果。
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是异化性的，其政治社会同人民生活是脱离的。因此，资本主义病毒构成“政治病毒＋再生产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病毒以社会方式进行扩散、极大传播）”，乃是理解“资本主义病毒和生产”的总公式，也是应对全球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实践化解决问题的总理路。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生事件，是偶然的，亦是必然的。全球化的资本是疏狂的，其往往只有价值运动轴的数字管理，而严重缺失“身份轴关系”，淡漠化甚至排斥“关系化管理”（身份管理）。资本主义社会脱胎于传统社会，却试图一任资本私利和增殖的社会私欲完全切割自己同历史母体的联系，这显然是违拗了人类按照既定秩序进行更为新型的文明规划。又或说，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违拗症”，从中可以察见，中美之走向全面对抗是必然的，其不仅仅反映“文明模式的严重对抗”，更为主要的是体现“意识形态与政治”之制度性对抗。因此很显然，针对中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所作表现之重大不同，重提“合纵”“连横”术，是多元化形成之道的战术策略的必然应对。莫等闲，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为夯实，以党的领导为坚强的后盾，中国一定能够走出“唯GDP”的资本私权发展怪圈，社会主义中国的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一定会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文/徐光伟，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载昆仑策网，本文为作者给红歌会网的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