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资本论》与条目体
【作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是时代之潮。有学者正确地看到：如今大学毕业演变为现实的失业后备军，出现自发研读《资本论》，研读《毛选》热，青年一代正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演变。大道至简，《资本论》时代性地王者归来，这是经济学“文化自信”的表现与使命性所在！应针对“第二个结合”，激发历史文化版《资本论》的新时代学习热情。然则，《资本论》必须作为“批判的知识理论”看待。对《资本论》冷淡或者反感的具有不同种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宣传上的某些知识误导作用对此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存在一种倾向性：将《资本论》从对象上理解为“体系的辩证法”，热衷于由文本主义的视角来诠释它的运动和构造，以此寻求解释学语境中的理解，创生“工作话语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势必将《资本论》的研究“去特质化”，直至将之理解为单纯的一种构造——知识体系或逻辑学的认识论。解决办法是走出“文本诠释学”的路径。在文法上，国人自五四运动以降方始学做西人之章节体文章。这是“形式规范内容”的形式逻辑，工具性强。设若以“革命的形式逻辑”针对“反动的形式逻辑”，发动理解革命，仍旧需要“内容规范形式”的历史辩证法（条目体的经典著作逻辑）出场。故此《资本论》四卷皆可识别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不独为纯文义上的逻辑组装。条目体与章节体的工作本位之争深化了对象和知识的分隔问题，通过引入“一致性”的规定，又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内容到形式的工作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叙述的主观解释功能。为了彻底杜绝“西化读法”，我们应适时推出中华经典和《资本论》的学术对话系列工作路径。
一、引论：文本诠释学若干问题辨析
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存在一种倾向性：将《资本论》从对象上理解为体系的辩证法，热衷于由文本主义的视角来诠释它的运动和构造，以此寻求解释学语境中的理解，创生“工作话语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势必将《资本论》的研究“去特质化”，直至将之理解为单纯的一种构造——知识体系或逻辑学的认识论，以致严重漠视历史维度的《资本论》理论发展以及它的方法论向度的涵义，不利于挖掘《资本论》的“史书”价值以及方法逻辑的民族形式和内涵，由此亦可能抹平由“创造性诠释”引致的从方法关联方面所带来的有益影响，甚至造成不同文本之间根本无法良好的沟通。结局是，这种文本“闭塞症”必然导致诠释者不能以民族的语言和时代的心声“说出”原作者乃至历史上的诠释学家所未能说出的话，背离了诠释工作的本义。
然则，《资本论》被作为“文本的体系”构筑的工作来看待。推而广之，《资本论》的应用也是“基于文本的应用”，使得文本诠释学以“马克思学”研究名义大行其道。从1843年到1867年，“文本诠释”以无以阻挡的动力一路推展开来：起点是所谓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终点是马克思对“《资本论》结构”的终极性探索，连接两个端点的是“模块化的马克思”——所谓的马克思不间断而持久的有关于“经济学体系”的阶段性探索努力。这一行程中，给人的印象是马克思越来越知识化了：作为越来越具有成熟意义“经济学家”，在于写出了经济学的“知识文本”。这样，根据这种类型的解读，《资本论》必然是“文本的结构”和“知识的结构”。而现在留给诠释者的任务，只是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说明上述两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又需要动用“预设性的知识构图”。
但副标题暗示了马克思的写作路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规范”，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然而知识态的《资本论》也确实为人们所青睐，因为它在结构上具有“似先验”的形态。例如，根据这种观点可认为马克思的结构大体有三个层面的涵义：对象的结构、思维的结构以及著述的篇章顺序的结构;前者属于马克思之于对象结构的“新理解”，中者是在思维中把握资产阶级经济社会的“客体存在”，后者则属于单纯的“分篇”的形式结构。这样讲，分明是将马克思列入“结构世界”视野内予以考察了。①可仔细想来，如此得来的知识规定和波普尔依据“客观知识论”的知识生产机理又何其相似!
《资本论》归根结底提供的不是思维，不是思维驱使下的诠释性文本，而是对于“客观批判”行动的能动性描述。与之相反，波普尔则是要从理论思维上说明：“理解活动本质上就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②他虚构了一个工作机制：“三个世界形成这样的关系：前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后两个世界能相互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换言之，“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第二世界为中介。”③波普尔虚拟“独立形态的世界3”，目的是直接建立历史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波普尔的理论企图“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④在这当中，重要的是认识到：上述三套结构和三个世界的带有定义性质的“划分”，不外乎是设定了知识生产的目的理性。于是在结构世界中，思维主宰和掌握着一切。而这样一来，致力于统一解释学的人的认识倾向是：“马克思是非凡的天才的理论家”，因而马克思不断推动自己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例如，“他从康德、费希特那里吸收了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理想主义精神;从康德(可以上溯到休谟)那里吸收了批判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地对待一切知识的精神。他全面系统地吸收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思维方法;把《精神现象学》当作抽象人本主义，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精神’在知识形成中的决定作用。”⑤诸如此类的说法不外乎是提醒我们：背后的问题所系实在是“知识论的幽灵”的规定。于是，我们的诠释者俨然看到了“结构世界”与“客观知识世界”的巧妙性对接。言下之意，马克思的辩证法只要和波普尔式的知识生产结合，也即能够把“第二世界”牢牢掌控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如此等等。
可马克思的研究终在于寻求“本质”，本质的规定却不在文本中。“由于理论割裂了同现实的联系，文本成为创作的起点和落点”，于是，“‘回溯’者们往往撇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剪断文本同历史条件的联系，以便对文本及其思想进行各取所需的哲学‘剪裁’和‘拼贴’”，最终，“通过把现实问题转换为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化”，在这一路径和意义域中，即“在效果上，‘回溯’路线同‘马克思学’所谓‘去意识形态化’路线实质上殊途同归，也算是广义上的‘马克思学’。”⑥导致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第一，通过运用所谓的辩证方法，标的物是否就会如同认识反映论所主张的那样看起来像是被反映在一个镜子中，或者相反，是否像马克思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先天的建构?第二，马克思是否基于认识反映论的任何版本之上，并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武库中的一个关键的物件之上?”⑦但是，通过诠释学-反映论-再现论，知识和文本仍然被一个巨大的工作循环链条统一起来。也就促成了上述“对象-思维-文本”的知识生产结构。这样，为避免机械的认识反映论，“再现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法，是问题的核心所在。”⑧
这里，思维无论作为“科学抽象思维”抑或“科学实证思维”，都要作为一种能动的“认识反映法则”予以人格化。并且，对象和它的认识形式之间被完全隔开，联系它们或者说使它们之间发生作用的是映射法则。波普尔正是以证伪主义的思维理性来把握这个认识映射法则的，例如，他强调：“几乎所有的主观知识(世界2的知识)都依赖于世界3，就是说(至少实际上)依赖于用语言表述的理论。”⑨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作为“对象理性”予以把握的。问题是，尽管对象的理性可能完全不同于波普尔的证伪思维理性，但是，究竟如何处置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互关系的规定性呢?“我们更需要或者说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作为研究方法的辩证法。这在《资本论》中首先直接地、直观地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由于它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以类似于科学实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我们这里把它称为‘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当然，从广义上讲，这仍然可以当作一种叙述方法。因为科学认识进程的理论总结总是需要用文字来叙述的。”⑩
上述看法，混同了“研究”和“叙述”。如果说研究是如何准备“材料”的过程和方法，是认识论的“前身”，那么当我们说“研究过程并不直接生产知识或理论”时，它的真实意义是指研究和解决认识论的发生学问题;从而可以说，相比之下，叙述专注于解决知识论的“发生学逻辑”。所以，叙述形式可以说是建基于一定的认识论之上的知识生产形态或理论建构。然则，研究和叙述的原则性区别是：方法逻辑的内容和方法逻辑的形式。以马克思的工作为例，实践的辩证法要求《资本论》从批判出发，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工作逻辑-劳动二重性”的完整工作链条：前两个环节对应“研究”，后两个环节对应 “叙述”;同时，这些环节又统一于“认识生产”(以生产“历史支架”为标志)与“知识生产”(以生产“认识支架”为标志)的两者对接中。从材料组装看，这个形式化的工作步骤又可总结为：形式(内容的发展形式)→内容→形式(事物的表现形式)。说到底，叙述方法乃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辩证讲述方式和工作形式。
据此，《资本论》四卷都可认识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不独为纯文义上的逻辑组装。从而归根结底，文字层面的方法就是一种叙述。那种试图通过马克思的“文字”总结出“马克思的独特思维”的做法，委实绕开了“研究规定”。或者说，其满足于“格式塔”式的文义变革：既超越了结构主义，又再次陷入文本考据和理解上的“神秘”，所神秘化者恰恰是马克思的研究规定。即文本诠释者通常将马克思的文本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其能够认知的所谓“成熟的意义项”，其实是为诠释者心目中已经设定好了的“思维结构”所接纳的有意义的“文本”;对其来说，另一个部分则是相对有些模糊或者存有歧义的所谓“不成熟的意义项”，其实是属于那些为诠释者认定的所谓的理想思维形式所抛弃的“无价值的文本”。由于马克思“天才般地”完成了这项思维，这种理论只能以马克思的个人特质来命名。随着马克思的去逝，后来者所能做的工作似乎就应该是通过“诠释马克思”，来达到“还原马克思”、系统地“再现马克思”的目的，并且“再现”本身即是应用。
以“叙述文本”为思考终点和以“诠释在场文义”为终极目标取向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把握的是马克思的作为思维表现的“体系结构”的形态变化。⑾换言之，就是求《资本论》“章节体”结构的形成历程。从哲学形态上看，章节体不独为近代以来西方教科书体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著作的结构设置形式，它的章节目的形式设置(例如“抽象”和“具体”的结合)其实暗含了“三段论推理”的要求，即一般性原则(大前提)→附属于一般性原则的特殊化陈述(小前提)→由此引申出的特殊化陈述符合一般性原则的结论的思维设计。⑿因此，如果文本诠释不以历史为出发点和归宿，相反以思维为优先，那么从思维出发，必定陷入“具体”和“抽象”辩证法之烦琐逻辑。犹如这样一种争论：“我们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研究方法不能作狭义的理解，而只能作广义的理解，即指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全过程。叙述方法从总体上看，不是叙述这个全过程，而是叙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研究过程的后一阶段。所以两种方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形式上。其实质的一致性表现在：两种方法都包含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容，换句话说，从抽象到具体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其形式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的起点是感性具体，研究从充分占有材料开始。叙述方法的起点是思维的抽象，叙述从简单的范畴开始。”⒀
这个争论深化了对象和知识的分隔问题，通过引入“一致性”的规定，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内容到形式的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叙述的主观解释功能，例如，它把研究视为对叙述逻辑的“客观规范”和“必要的填补”。但是，形态结构的叙述性研究终归在于根本忽略或漠视了研究材料的实体性质。比如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工资问题的一个预前的交代，说成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六册结构’”的一个根据，因为，“这里‘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就是‘六册结构’中第三册‘雇佣劳动’的主题。”⒁这个指认当然是从叙述意义的结构体系的完成性上说的。然而，马克思的本意并不是指示那层意义，他仅仅是说：“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⒂
就是说，资本主义会计学首先是一门实践学科，关于工资的各种特殊形式的研究来自这门学科，但在理论科学的形态上，它必然服从于“论资本”，——马克思认为，这是“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所不能认识到的。其次，关于工资的特殊形式的研究和历史材料的结合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显得更加重要了，在于它打破了“纯客观解释”和“纯主观解释”的对峙和两分，将“精确科学”的决定论说明与“历史发生”的批判性诠释现实地、具体地予以内在统一;这恐怕才是原定计划的《雇佣劳动》要重点研究的内容。总体看，这些内容即使对“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言，也无疑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它有待于时代性地写出，但并不冲击“论资本”的理论主题。然则，马克思的阐述以异常清楚的语调阐明了“历史之经济学”的研究主旨和任务。归根结底，它努力迫使我们摆脱“波普尔的尴尬”：以科学知识理论反向求索历史认识论。在此种工作逻辑尴尬局面中，由于预设了“知识世界”的理性终点，全部的航程业已被锁定，——因为如果沿着这个路径，无论波普尔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注定要把文本看作是“死的定义”，或者以形式逻辑来要求文义，就导致难以解决“材料”和“文字”之间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跳出这个“死圈”的出路仍然是回到马克思自己设定的路线：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工作分野的界说出发，以强大的对于“文本的实践态”的认知来最终唤醒对于材料的研究内容实体性的高度关注。
二、《资本论》：“批判的知识理论”的生产与表达
不同于从形式到形式的“精确科学”求索法，《资本论》以实践化的“内容”、“形式”辩证法应对“本体”和“本相”的关系。具体而论，《资本论》的性质体现在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范的表征上。《资本论》所呈现的工作内容——以研究为体、以叙述为用——使其被称作“批判的知识理论”，从而确立了研究规范和叙述规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双重意义上的“科学”，即“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关于这一层规定，有三点理由可以考虑：(1)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观;(2)《资本论》起点规定的根据;(3)《资本论》的主体的文本特质：研究、叙述高度耦合上的一个综合。它突出地表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规范的工作品性及其逻辑。但并非“应然的状况”，而是“实然的状况”，这要求我们从理论思考上进一步探求此实然状况背后之规定，解决“政治经济学批判”规范从何而来规定性问题。换言之，就是透过马克思工作，达到“中国运用”目的之内在要求。
首先，马克思以“批判”为学科工作路径和学科方法，是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结果。所以，马克思面对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改变世界”，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发展，或可称之为有关于“历史世界”的规定。这样看来，世界并非什么“固有属性”构成的，它始终处于变革发展中;所谓“联系+发展”的世界过程就是为了反对“将认识的生产归结为由物自体控制的知识生产事件，又把先天知识归结为物质存在的全体属性——抽象性，(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世界固有属性;它不发展、亦不具体存在，不进行任何新的认知活动，停留在纯然形式中，是一个标准的死逻辑——绝对真理(即理想性)之存在系统。”⒃康德秉承先验原则，使认识语言和知识语言等同起来，马克思为此制订出的“现实批判”策略。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学说。”而且，“马克思的批判经济学以自己特殊的形式规定区别于传统经济学。”“批判经济学的批判本质，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学说赋予的。”⒄
但是，我们需要补入一种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才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亦即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即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又是“实现自身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⒅如何理解“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这里的论者实际是以实体与工具的统一性解的。要义深藏在《资本论》的标题结构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导“论资本”的研究，并非为了消灭经济学，亦不是将自身降低为“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反对派”，目的在于促成经济学的“重生”。其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首先在于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⒆其次，对于无产阶级经济学而言，则在于实现“方法论的批判涵义”，——“基本形式规定是方法论，而方法论的根源是人格规定。”这样，“通过传统再批判，马克思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路标图。”⒇这是批判工作内置其中的实践化的经济学建设之路，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21)
“论资本”的研究在马克思手中大体是完成了，但“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宏大任务远未完成。同时，从中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规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性质上是有差别的。对于前者而言，工作重心是认识论批判，并使方法论批判工作与之内在契合;对于后者而言，首要的任务则在于建设“历史总体科学”，并使之逐渐能成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批判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任务相关而不同，其中，后一项任务显得更为艰巨、更具挑战，并必然以前一项任务的彻底理论完成为前提。
其次，马克思建立“商品批判——资本批判”的辩证叙述体系，在于依托发生学的工作逻辑(形式)。《资本论》不是一个纯叙述的体系，这决定它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而这个规定必然展开为发生学的全部逻辑，如《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看作是历史发生学、《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看作是系统发生学、《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看作是现象发生学以及《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看作是认识发生学的逻辑，等等。(22)这从马克思对俄国评论者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中所发表见解的高度认同这一点可以看出。“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23)《资本论》中具体规律的转换路径可以总括为：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个别再生产运动规律、社会再生产运动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生产价格运动规律→道和德(价值之道、价值之德以及剩余价值之道、剩余价值之德)的认识规律。各种发展形式的接续构成一个“历史谱系”。这决定理解《资本论》需要运用历史路径：将《资本论》同时看作为“研究上的科学”和“叙述上的科学”，——按研究本性来讲，这正是马克思所发动之“辩证法知识革命”工作意蕴。它们超越了狭义上的知识，因而不能用逻辑知识语言予以框定，相反，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描述乃是形成了“历史认识(语言)”;后者由于连通了不同历史经济形态，又成为历史形态自我认识意义的“历史(发展)支架”的规定。且批判工作要从现象开始——从彼此联系着的现象开始，因为只要抓住了彼此联系着的现象的发展属性，相应就抓住了事实的根本，并实现了对事实的批判，——这显然也是理解的形成。
由此可见，实践的辩证法从批判工作出发，解决了起点规定“形而上”之问题。商品的起点决不是什么孑然独立的“逻辑起点”，而是客观(发展)起点与主观(批判)起点的高度统一。米克的看法十分地中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以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然而，要是说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一种不变的、既定的方案，经济事实不论怎样都要符合于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的，他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假设，要在应用于经济事实时加以检验。他的一些经济作品，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也许最好看作是这一长期的艰苦的检验过程中的一些步骤。”(24)
以上所论突出了马克思的研究规定：由批判的知识理论生产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体型的结合;其不在于把握抽象规律，相反地在于把握各种具体规律，把握规律的具体总体性。拿当代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将对竞争和不平等的分析与有关阶级产生和阶级斗争的组织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然而，它极力避免了以下的错误工作倾向：“把资本视为协调的、自觉的行动者，用资本积累的抽象逻辑来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25)简言之，这也构成了第三点的认识理由。即劳动二重性作为“总体思维”，由发生学的工作逻辑中提炼出来，显然，这是一次“历史抽象”的结果。劳动二重性(规定)摹写商品生产交换史，使得它成为《资本论》创作史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谓的第I结构、第II结构、第III结构和第IV结构，乃是构成了《资本论》创作的直接结构形式、总和结构形式、一般结构形式和历史辩证法的形式。”同时，这种思维又必然是全部工作思维的总出发点，故此，“理解高点锁定在第IV结构”，进一步而言，“《资本论》结构的秘密所在是《资本论》商品章”，“马克思客观提取和再现了这个过程，揭露出理论创生、发展的基本轨迹：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质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26)
全部的知识(理论)必须由总体思维予以组装，以完成“内容-形式”实践态的结合的辩证法。这意味着，发生学逻辑形式或链条将由劳动二重性的“认识支架”所支配，后者成为语言生产总装置。对于这样的系统，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叙述方法的形式上的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因为这里形成的是“知识(范畴)组装系统”，就好像是先验的结构了。但马克思说的是作为知识运用的叙述形式。广义的叙述不限于此，它涉及对研究-叙述体式的总交代。所以，这一方面的涵义又意味着研究路径与叙述形态的合一，依从这一讲法，马克思的叙述——按原则来讲——也必须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叙述从不是孤立的形态，马克思通过研究-叙述的综合叙事体的工作手法，旨在全面推行“批判性叙述”，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范的设置(27)，彻底防止了以“更好的解释”代替“本原的批判”的工作企图。
据以上初步的分析可做出结论：《资本论》首章所垂范者即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以此确立指导学科方法。工作体系是从内容到形式，而不是从形式化(逻辑)到形式化(叙述);为此1873年，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正式提出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工作分野。有学者论到：在这篇伟大的文献中，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注重对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性格方面’的‘比较研究’，注重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对比的起源性’的比较分析”，形成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各种流派或者学派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规定”。(28)其实，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重要内涵的是对思维片面性的一种纠偏，因为思维派系主义的做法是拘泥于对思维对象的单向度把握，局限于知识态的构造，故此，“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29)进一步，作为方法论研究上的制高点，《资本论》二版跋所排除的即是“逻辑优先”的工作规定，从而缔造了“批判的知识理论”之特殊建构路径。它指示了《资本论》实践化批判的综合意义——文本的“三个形态”：史书形态、逻辑形态和知识形态。
三、条目体与研究规定：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阐释
立足系统的“三种形态”合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无意于求取对“现实世界”所谓更好的解释性;辩证法的知识(史书形态→逻辑形态→知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知识理论的不同并非在于比谁对和优，而在于是否对“知识论”采取批判的工作方式，是否坚持走出“碎片化的文义”，回归事物关系的理解整体。“从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以辩证法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知性方法，开辟了构建经济学的新道路。获得人的‘事实’的过程，不再是知性抽象的过程，而是使‘抽象’恢复‘具体’的过程……古典经济学也谈‘人和人的关系’，但由于它本质上把个人看作原子式的存在，它所涉及的‘人和人的关系’不过是利益联结起来的机械的关系。马克思视野中‘人和人’的关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交织在一起的深层关系，它不是一个数学结构，而是一个意义的领域，是知性逻辑处理不了的东西。《资本论》的理论对象本身就是被知性方法所拒斥的，因为它超出了知性逻辑的疆域，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实证科学’的立场，但却没有走一般科学的方法论道路，而是选择了辩证法。”“所以，《资本论》构建的理论不是精密的数学模型，而是在历史中敞开着的思想;《资本论》不是为社会生产提供某种安排实案，而是在‘批判’中展现理想和现实的辩证关系;《资本论》不是勾画了历史的某种终极形态，而是既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也为人类的未来留下创造的空间。”(30)
反之，资产阶级的知识论(亦可称作“知识论主义”)，由于仅仅限制自身于事实对象的知识模拟图像中，陷入“在场知识”难题中;尽管近代西方哲学力图走出“传统知识论”，区分知性(科学理智、知识)与理性，并力图构建超越知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但以本体论讨论知识论的结果(31)，是进一步强化了“认识论预设”，所以也丝毫未能使问题得到消解。(32)在“唯知识论”主义的这一命题下，认识问题就变成“求真理”问题，真理问题亦成了“求知识”的问题。例如：“由于不顾‘实践地批判’史实，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眼中看，其实就是物象化理论，是由商品出发寻求物象结构形式。”知识论进而实现了“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工作联盟。所以对资产阶级工作者来说，建构即等于现象学、等于非批判以及等同于实证。亦即，“资产阶级并不是不信仰历史，实际只信仰一种历史：抓住表面事实联系的和作为‘非批判实证主义’的市场经济史，不是不研究历史，实际只研究特殊化的物象史，即把握物象形成史和物象发展史。”(33)
可见，《资本论》绝不限于描绘资本的“客观知识”(客观逻辑或知识)，而要在指示历史现实的发展，从中引出批判规定;《资本论》所说“历史”亦绝非指示“单纯的现实历史(规定)”(即现实本身)，而“《资本论》逻辑的始源规定是史”，这就要求“突出辩证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34)现在的问题是，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的工作体例和著作形式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条目体。这此种体式遵循的是史书体裁，强调通史或断代史意义的“纪事本末”，在记述上努力实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马克思一生写作时间长达50年，基本工作方式是全方位记述取向的“笔记式研究”，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35)马克思关于自己运用的体例体裁，较少加以说明，只是反复强调：“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6)所谓的“我平素的风格”，就是让材料说话，以材料逻辑展示思维的扩张力。
通史乃至断代史意义的纪事本末的基本体例要求是条目体。中国人有史志的区别，如论及史书则言“统合古今，方为完书”，而论及志书则言“一方之全史，门类须齐全”。因为史书是学术性著述，注重于“述史”，寻求规律，而相反，志书是资料性著述，功能在“存史资治”。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笔记式研究”与“草稿”是兼顾两者的，从而大量采用了述、记、传、图、表等多种体裁形式。一般而言，这是“学科综合体”(百科全书)所要求的规定。《资本论》的学科综合尚不同于一般意义百科全书，它在研究意义上要超出“资料汇编”，追求“史志结合”。(37)如在中国，章学诚一般性地倡导了志书编写的学术化和历史化问题：在史著方面，强调“史义”、“史德”、“史体”、“史事”、“史文”的有机结合;在志书方面，强调用“志义”、“志体”、“志事”、“志文”、“志德”来严格规范方志的编纂。(38)这里可借助系统“三种形态”的知识生产路径引出和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层级：发生学层面上的历史研究、历史学意义的历史研究以及一般层面上的资料汇编和整理，这同时可诠释为“综合史书观”。唯物史观显然对应了第一层级，它的目的是求“历史学规律的方法”，于是可以说，马克思的思维“特质”集中体现于为历史“代言”;第一层级的历史研究用今天通俗的话是“历史研究的顶层设计”，在于实现“历史域”、“理论域”、“问题域”和“知识域”的全贯通。第二层级的历史研究是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据研究，最高目的是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贯通。相比之下，第三层级更加注重“技术涵义的历史研究”，然而，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环节”。从中可以明显地找到《资本论》和“中华史书”学术传统的对接性所在：两者均立足在“历史记述性”体例之上，都在于求取历史研究的“全息影像”;两者的差别在于，《资本论》通过整合人类已有的历史研究类型，而能够牢牢站立第一层级的“科学高点”之上，通过建立整全的历史概念，远远超出历史编纂学。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历史研究”看待，这是他的伟大贡献，籍此提升了经济学科的理论解释力。尽管如此，马克思在具体决定他的统一历史科学的学科基础的研究形式时，仍然更多采用“黑格尔式百科全书”的工作体式，以此帮助搜集、整理和加工材料。(39)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定格的“狭义的研究”指示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发生学工作逻辑的环节，而且工作重心始终置放于此点：“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填补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空白，目的是把‘哲学态的时间规定’还原为历史生活的实践批判(即对‘历史批判’之规定予以客观呈现)，以及相应地，同样将‘哲学态的空间规定’予以现实还原，定格为有关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总体批判’。”(40)仅仅从该种论述中就可看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绝非来自哲学批判的转化规定性，或者对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的简单“颠倒”，更或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施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最后，关于“哲学批判”，则要指出，马克思的基本态度是：(1)哲学是批判(规定);(2)对哲学实施批判，是实现哲学意义的“扬弃”。很显然，这是实践化的“消灭哲学”之路，它内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性之中，因而无论如何，哲学批判不可能构成学科规范意义的批判规定的来源，相反，仅可能成为其工作组成。此外，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可笼统地称为“社会批判”，但仍然不能和一般性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相混同，也不宜和“市民社会批判”划上等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落脚点既然是“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开辟未来”所指就既是客观批判意蕴也是主观批判意蕴的取向;据此确认“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始终)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强调“政治经济学遵循‘广义→狭义→总体’生长运动规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学科方法”，并始终“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恐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真义。(41)
归根结底，《资本论》的写作始终是马克思研究的最高点。它的成功借助了六册结构计划工作条目初步实施的经验。商品、货币条目的撰写经验使得马克思第一次掌握了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的关系，由此有了“理论部分→历史部分”工作步骤设计，使前者专司“客观批判之记述”、后者专司“主观批判之记述”。商品和货币由知识统属关系转换为历史发展关系，“商品-货币”形成为阐释价值规律的“历史支架”。进一步推展开来，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历史支架总体建立为“商品-货币-资本”，前两个环节启动了价值规律，后两个环节启动了剩余价值规律;并且，历史发展的转化关系具体化为：①商品→货币，②货币→资本，③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④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⑤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扩大再生产)。其中，①序列中包含了价值形式的演化关系，即简单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③序列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协作的历史更替关系，即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④序列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工资的前后发展关系，即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等等。这些历史支架构成了“认识支架”的生产基础，使知识理论整体越出纯逻辑控制之知性范畴范围。有了研究-叙述的内部的结构转换性，以及有了形式上的颠倒——诸范畴通过“劳动二重性”加以知识组装，六分册并列的条目撰写计划被终止，替代以“四卷结构体式”。很显然，它侧重了“辩证叙述”。可见，“主客观批判的合流和社会主观批判之工作并入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则深刻表明了‘作为原理的《六册计划》’的不复存在性。”(42)
于是不管怎么说，应当认定《资本论》是从《六册计划》升华出来的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一个艺术结构。不独“资本”是巨型条目，“资本的生产过程”也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同样也是;这样的路径是方便了刻画资本对象在学科形态上演化的全过程——史书形态、逻辑形态、知识形态，是为条目体的“工作领衔”，突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 →交换关系的运动和构造的完整结构。第一卷侧重史书把握的“演化态”，第二卷侧重了经济学的“内科(机理)”分析，第三卷侧重了经济学的“外科(手术)”分析。这样才有“质-量-形式-规律”内在融通之架构，而又可能将此架构归属于实践化的“广义历史学科”条目体的体例。专此而论，“《资本论》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书)，同时又是一部书写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书’。”(43)《资本论》“12部史”的工作规定，即转化史 I、转化史 II、资本生产史(第一卷三部)和运动史 I、运动史 II、资本流通史(第二卷三部)以及生活史 I、生活史 II、资本积累史(第三卷三部)和范畴史 I、范畴史 II、资本认识史(第四卷三部)，这是从中国视角入手揭示的《资本论》体系与体例方法的当代中国意义，是为“中国人”的阅读、研究《资本论》(它把“模型”引入历史文化中)。关于此点，有学者这样论述，“‘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具体表达”：“在形式上，这种表达可区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内容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又以‘资本内在否定性’为轴心而统一成一体。”于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可以看作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发展”;“《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可以看作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表达。”(44)所谓“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对客体批判性质的集中阐述。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继承《资本论》的方法论，坚持“物的批判”路线，强调商品的起点(45)，同时坚持社会生产的历史发展向度，着力刻画主体维度的生产力对于商品社会的“历史瓦解力”，强调劳动的起点(46);此二者本质上“道路互补”，是为有关于“劳动通史”之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有别于《资本论》之作为“资本通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规范，工作目的服从于在“两个重构”(财产重构与身份重构)基础上的历史跨越发展的实现。
然则，《资本论》从“知识态”上看，固然可视为从交换关系场域中直接提取出来的规定;从知识的追索看，《资本论》毋宁说就是记述商品生产关系的一部资本主义史书，如此方可妥帖说明“演化的路径+内在的解剖+外在的知识”的马克思路线图。实践批判-系统批判-内在批判-认识批判，马克思以极大的学术勇气阅尽“资本通史”的各个条目，全方位探索经济学的著述形式与工作体例。这个架构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和“历史性的研究”，即所谓的“通史”与“通志”。(47)马克思一生笔记无数，阅史无数，且在晚年又有了人类学、历史学笔记留世，这充分说明马克思根本上持有的是“广义的研究路径”。但在确定下这个结论之前，也必须先解决一种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攻讦。《拉萨尔》的作者赫尔曼·翁肯曾说过：“他们不是从历史研究出发，而是从哲学经济学的体系出发，因为他们研究的不是历史，而且一直没有研究历史。”对此，德国学者汉斯-彼得·哈斯蒂克说：作为历史学家，“马克思是现实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派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是在统一体内逐渐完成的一个过程的两个因素’。在国民经济学较早的历史学派那里，基本上只是纲领性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写成了既是经济理论的同时又是经济史的著作……马克思通过与恩格斯一道创立的通史方面的历史观‘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这一历史观把历史理论、经济史和社会史、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等等都看成统一体。”因此，“一般来说，马克思对于在欧洲中世纪里居主导地位的这一分支学科所作的文献摘录证明，他有意地以法的历史和制度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观念为出发点……马克思的历史观念，不仅要从黑格尔、早期社会主义和古典国民经济学来认识和阐述，而且要从马克思的广泛的历史研究来认识和阐述，这一点现在可以说是普遍的见解!”(48)
《资本论》的知识框架需要由历史路径去理解。“只有把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从历史的结构中出来的规定，即遵循《六册计划》的把握路径，并且用于逻辑批判的结构和程式，才能根本说明‘副标题’的产生。”同时，伴随着分册计划的“其他5个条目”从叙述形式上的开始瓦解(作为“抽象历史类型”的历史支架作用的瓦解)，“锁定了‘资本’的巨型条目体的体例构造：史书工作背景的‘资本之道’、‘资本之德’的批判性记述，说详细点，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与史书工作体例之统一。”(49)解决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的源头问题，使我们有资格将《资本论》确定为一种特殊类型史书，以淘汰谬见，使我们于此有足够的认识度：“最为不幸的事件是，马克思本人一再地不被作为‘关于历史的研究者’，相反，被热议或热捧为‘关于历史的叙述者’!”(50)同时，追求史书逻辑意蕴的科学作品表述：既将《资本论》看成“史书意义的科学作品”，又将其视作“科学作品意义的史书”。(51)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作为特别的学科方法的规定予以处理，从中引出人类经济形态之认识论议题，据此说明“必须重新研究历史”乃是学术保卫行动蕴含的实质意义。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重构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基于开放结构和语境的统一关系;二是以“历史”为总的工作本位，且遵循“历史-学科-科学”的路径，逾越抽象历史观，把握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类型与生活类型;三是基于广义而总体路径，重新树立“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地位。
四、东西方文明的“裂谷”与“缝合”：明清学术传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异同关系”附议
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具有独特性，但除开独特，中国史尚具有典型性。“道”，显示了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主体行动立场。行动本位是对身份本位与人本位的工作统一。从“对象”到“研究对象”的行知逻辑。中国人以特殊方式统一自然、人文和社会，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行动逻辑，可以说，“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52)
I. 统一的行动科学(天人合一)——身份二重性(阴和阳)——中华“天下”思维系统
II. 统一的历史科学(逻辑历史一致)——劳动二重性(抽象和具体)——西方“世界”思维系统
对照两个历史思维的发展系列，“抽象力”隶属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对于商品生产和交换史，马克思通过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到这些形式的“内在关联”：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但“论资本”理论任务的完成使得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探索推进到更深领域。而能否依据新的研究资料对上述历史支架予以补充或纠正(例如土地、国家问题)，抑或能通过此途径获得更加新型的“历史支架路径”。“纵观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与前期的理论研究侧重点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早期，他侧重唯物史观的建立与发展，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从而透视未来社会的发展，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在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人类历史，要从历史研究中探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交往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等是如何具体形成和发展的，重在探讨它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条件和规律，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53)而同时，“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却具有标志性意义。正是这场争论促使章学诚更加坚定地走‘文史校雠’之路，创立了与戴氏迥然有别的学术体系——‘以史载道’的史学和方志学，章氏也因此成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54)这些行动总的来看均给我们留下极深和极其广阔的思索空间。它突出了对条目体式著述形式的特征与内涵的探索，并从民族志方面提供了学科融合的可能性，又以此路径极大地贯通思维和语言，疏通了不同历史学科间的理解通道。
要之，《资本论》从何而来的规定需要从历史结构上对待，不单单是个思维发生学的问题，更不是纯粹思维方式革命的问题，它关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的“准确定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批判规定”的澄清而得以澄清。一般而言，哲学受领于“解释世界”，——这是以知识改造世界所带来的认识问题。哲学批判委实肇因于资产阶级“物的解释学”(它的顶峰形态就是“拜物教批判”)，物象性知识形成了对于客观批判的“认识迷雾”，资产阶级理性认识的症结是“二律背反”，社会历史根源则是“经济必然性”。批判哲学始终满足于认识的自我反思活动，至多是将“自觉批判”建构为认识的终极任务。这就造成了市民阶级的工作观念以及相应在认识论上的诉求。所以，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55)
以此观之，将哲学从历史考察活动中暂时拿掉，恰恰是去除“知识论束缚”的强有力手段，同样是实现一个较为纯净的研究概念的工作抓手。基于这一领地，我们强调明清学术传统与《资本论》的贯通，能够突出历史研究工作的统一性。因为，“1857-1858年手稿”已经表明：“马克思的学科期望是历史”，它的决定性意义在于“打破了哲学-经济学认识互译，将方法论建构引入实践议程。”(56)实施哲学退却的结果，是使马克思更加从容进入历史，以历史把握现实，由此，批判必须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发展的规定”，以建立对“联系”的有机的理解。大体说来，这就是《资本论》完稿以后，马克思重新返回类似“1857-1858年手稿”的语境，以一系列历史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对反映人类原始共同体状况的“古代社会史”(古代民族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及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欧洲从1648年起上溯至公元前1世纪的1700多年的历史进行系统整理、耙梳轨迹的内在动因。两大笔记的结合可能会消除“事件记录”的认识杂乱性，而试图从中升华出“事的科学”线索。(57)这是一次全新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的深航活动，“归纳起来看，这是‘整史+全史’意义的文献整理，同样是‘全史+整史’意义的全新追溯，从而需要中国史书的方法与之对应，那就是条目体的记述与章节体的论说之结合体例。”(58)历史形态的经济学的特别意蕴在于此，可见，回到“1857-1858年手稿”的再创作，其实就是充分肯定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深层次追寻历史学科的“方法”和“范畴”规定。它同时打破了人们对于“《导言》第四节”看不懂的认识顽症，因为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录”，更加是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导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出场，它记录了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丰富内涵。 一方面，《导言》确立的‘物质生产’对象，是为了从中抽出‘生产力’、‘生产关系’规定，使‘物’提升为‘事’，这就可能摒除‘物的科学’，相反地奠立‘事的科学’;另一方面，《导言》原则性地区分了‘对象’和‘研究对象’，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有恰当地和明确地宣告二者之间的‘母子的’内在联系，——而缺少这些区分和内在联系，就可能导致读者在对待‘历史和逻辑统一’方法的阐述方面，显得难以把握和无所适从，并且难免不会盲人摸象。”(59)
对马克思而言，坚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才有实质意义的“研究”。于是，“书写历史，要在显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工作逻辑。”并且，“基于客观批判与主观批判的结合以及中华道统的必然延续，明清以降的中国革命可归结为‘学科革命’类型，这从中国地方志的学科熔炉的工作性质上可以看得出(如对‘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条目体的确认等等)。”(60)从中可引出论题：明清学术传统与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文明思潮性质不同，但却分别适应了世界学科发展的不同潮流。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明清时期学术贡献的突出特征是著述形式上的创造创新，即尤为强调了“历史记述性”工作体例(以史书体例领导中国式百科全书建设);与之相反，由文艺复兴运动所引导的“欧洲革命”则在“知识逻辑性”的体例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依此看来，所谓中国地方志，即有关于历史记述性的综合类学科的建设活动，是为“中国史书意义之百科全书”，而所谓欧洲之“复兴的运动”，则是有关于“将人设立为自然”的学科建设活动，是为“逻辑科学意义的百科全书”。两者的共同部分是“学科建设”，但一为“隐”，盖因是历史知识著述，一为“显”，因为它直接发展了自然科学。两者在理论旨趣上可以说“和而不同”，但分歧主要是方法论性质的，又分别以“记述中心的认识”和“知识中心的认识”的不同认识观形态而彼此对立。
由此可见，《资本论》是兼容了章节体和条目体的综合类著述，创造性地保留了形式逻辑。在学科定位上，马克思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解释力”。表现在：对前者马克思把握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对后者则以“辩证记述”统领。如第一卷中，凡涉及对“知识逻辑运动”的安排，马克思一般均采用“质-量-形式-规律”的叙述体式，即先以“质”和“量”阐述事物的内容规定，再以讨论其“形式规定”，最后从事物运动和发展过程方面引出规律性认识。这是对“事”的综合反映，因为：“物根本上是主体对对象的间接的抽象，一个物，在向人展示出它的物性的同时，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其关系性存在……而事物则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出来的，因而在实践理性的阶段里，物就已经不再作为一个意识的对象了。”“在对资本本质的分析过程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这种庸俗性的根本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仅仅停留在‘物’的层面上，而无从看到掩盖在物之下的‘事物’，即一种社会关系。”因此，“正是在这里，物与事物的区别已经得到了最清楚的呈现。”(61)从事而不是物出发，马克思把握工作条目的方式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一般而言，工作条目在命名上为求“历史抽象类型”而设(如“价值形式”的立目其实是探求交换价值的历史上下一贯的发展)，但其记述内容则是辩证具体的，就是说，条目内容记述的是具体历史发展类型;综括起来说，一个独立性条目本身只在于实现抽象与具体的历史类型生活的统一。马克思把两种体裁予以结合，把握的中介仍然是“事的规定”，从中可能突出研究的“主体性”。(62)
欧洲“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是提倡科学文化，反对神学和蒙昧主义。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文明产物在于极大地突出了“物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63)，——结局是，“启蒙学者们试图建立超验永恒、普世皆准的真善美标准，认为普遍性的‘理性’必将战胜民族性(地方性)的历史、习俗和偏见。他们否定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特性，转而在超历史、超民族的个人基础上，建构世界主义理想。”(64)那么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试图展示的是“人对事物的依赖性”(65)，这明显是一种“新启蒙”。(66)通过以研究为体、以叙述为用，表明：马克思的学术乃是沉潜于完整意义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了。一方面，通过将《资本论》归结为“史书”，从史书体例和科学作品结合的高度审视，这合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一般传统。例如，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结构”概念，是为了探索科学文献的“结构发生学”。(67)更确切地说，这符合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欧洲学术传统，因此，所谓“启蒙”的资产阶级科学研究多具有“个人主义”倾向性，用郝敬之的话说，这叫做“科学的期望和同化生成”。因此，所谓马克思的“博采众长”，不过是说一种理论结构化的过程，——“在理论生成的同化过程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作用：一是期望(原有结构)的同化作用，它具有把外部对象和积累的知识纳入这一结构之中的倾向;二是外部对象对于原有结构的调整作用，它具有用新的事实(外部世界)改造原有结构的倾向。同化和调整凝结在一定结构中，这个结构就是经过同化过程而生成的理论体系。”(68)从另外的情况看，中国明清地方志及相关大型文献学术活动则多具“官修性”。马克思的工作在归类上应恰好介乎两者之间。(69)
另一方面，从劳动二重性可实质性地担当顾海良教授所指出的“第二层面涵义的结构规定”结果看，定格为研究规定的“科学文献”一定具有综合类或专题学科的历史著述性质。基于此点，中国地方志，特别是清代以来的地方志编纂实践，由于较少受到拜物教批判指向意义的观念等问题的束缚，更由于其直指“事物内容”的研究特质，容易和“马克思意义的工作条目”对接。如中国方志的性质被概括为“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且同时承认：“地理书、资料性著述、地方文献、行政管理学、百科全书，只是方志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或不同侧面的表现，是方志易变的、不稳定的、次要的质;地方史才是方志比较深刻的、相对稳定的、主要的、根本的质，是方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本质。”(70)这种认识和马克思晚年对为做研究而准备的“材料”的期许是暗合的。同时，也体现出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文化进行内在“工作超越”的强烈诉求。“对此可兹证明的是马克思曾研究使用了大约14册历史资料集和单本文献(其中一小部分系马克思的私人藏书)，另外还有整整30种论述18世纪欧洲史的著作。”哈斯蒂克为此写道：“‘和历史学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马克思写论文的时候，不‘先写通论，而先写事实’，他不想‘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而是想‘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做出新的说明’。”(71)
总之，马克思的工作可以说在于突出中西方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的“异同关系”，深化人们对于“百科全书”的把握。严格来说，这才是马克思对“欧洲近代科学精神”的真正继承。(72)例如，马克思强调了逻辑和历史是有中介规定的具体统一。而这又可能意味着范畴具体再现了历史进程、趋势与社会共时结构，展示了范畴的结构逻辑：作为“历史范畴”、“逻辑范畴”和“知识范畴”，与历史发展的过程、客观趋势以及社会结构的相统一。就理论建构品性来说，“马克思视域中的‘本质’与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别。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它们运用思辨逻辑架空了整个生活世界，把所有现实存在最终归咎于观念本质，后者不仅是虚构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的“历史本质”，因而“并不像黑格尔那样虚构一种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本质’，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入手，通过对特定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所呈现出来的根本特征的科学分析，来实现对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本质抽象。”换言之，“马克思语境中的‘本质’决不是藏在一块帷幕背后的‘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永恒本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不断生成的”，“是现实历史自我运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生成本质论或本质的历史化运动。”归根结底，“这种本质论与近代以来的所有理性本质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别，是对后者的彻底颠覆。”(73)
最后，《资本论》在西方世界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反倒在中国有充分的发展，这本身就可说明西方学术传统及其新进展和《资本论》之间具有相当的异质性。故此，马克思卓有成效的“研究”毋庸置疑地在中西学术系统(尤其历史研究著述)之间支起一架有机联系的工作桥梁。《资本论》作为“经典中的经典”，要义在于优先作为“历史作品”，次之为“科学作品”，达成“历史之用”。马克思于历史域内对“人的自然本位”实施超越的研究努力，启发我们：究竟该怎样搜集资料，我们的研究工作又究竟该提供怎样的文献，这些资料的“研究文献的样态”最终决定了文献工作的性质;它要求越出文本诠释学，解决研究规定是什么的问题。看来单纯的知识理论导向的研究已不敷需要，它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毅力与勇气重新穿越中西方的各种“百科全书文献”，检视认识与知识生产的状态，以期获得再次出发的动力。
五、结语：《资本论》中的“知识二重态”
《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劳动二重性”作为生产商品经济理论的“特殊历史知识”，使得这种知识类型并不主要反映“知性逻辑”的内涵，具有逻辑的二重态：作为“逻辑定义”的知识和作为“批判对象”的知识。换言之，“知识形态”需要从两方面予以思考：正面的概念构造和反面的逻辑批判。这种知识二重态的“辩证叙述”由马克思重新倡导的强大的研究规定所支持。因为，劳动二重性来自历史运动，知识单元实际上既受到认识支架的语义的约束，同时也受到历史支架的运动逻辑的约束，而归根结底是受到了历史支架的根本性束缚。拿价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而更加要体现“商品-资本”的历史运动趋向性，所以，它不如说是一项社会历史意义的客观知识。价格的历史知识规定使得它成为“非独立的概念”，这解释了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为什么难以有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价格理论”。
《资本论》文本的形成主体是“史书形态”，这是一个独立的维度;文本构造的客体分别是“知识形态”以及“逻辑形态”，分居另外的两个维度。这表明：起点固然是知识，但运动轨迹指向历史。从实际呈现的文本效果看，《资本论》的“知识”实现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内涵的完美统一。因此，依据“知识的二重态”表述上的特有限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理论必须以“批判”为导向，处处体现“研究工作”的在场性，为“不在场知识”的开放性生长结构预留空间。在逻辑理解上，《资本论》要义是：“理论域中的方法论形态不过是对实践域中的方法论活动的映照。从而，这里的出发点不是构造本身，而是历史和存在的合一规定，不是认识本身，而是实践，乃至不是认识的实践活动，而是实践活动本身。”(74)从而，从发展内容在历史形式中的“存在”到发展内容在社会生活形式以及认识形式中的“存在的诸规定”，内容和形式结合的“实质层面的辩证法”使我们能够强调：中华学术文本是研究与叙述的天然统一。它尤为强调了“条目体”在发挥作用。
正是由于巧妙运用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一体贯通，在条目体中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史书形态”和“逻辑形态”，同时使我们深刻了解了《资本论》独特的“知识形态”;而又由于对条目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实际应用，得以从工作逻辑形式上巧妙构造了知识形态的“二重性”，使知识成为辩证法工作语境中的“抽象”的具象化。从而，《资本论》的方法必然和“中华史书”工作方法及逻辑内在契合，因为《资本论》的“知识”正是指向中华的知识概念——行知(阴阳互动模式内的抽象与具体统一)。它使知识“游走于”诸学科，而不是局限在学科边界之内，不是成为学科划界的依据，因为学科划界标准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历史”。社会主义批判继承“物”批判的路线，同时凸现自身的“通史”特质，在理论实践中亦必然突显出“条目体”的工作重要性。“以此把握《资本论》史的结构，可整体显露‘事的科学’的性质，即‘专业史’和‘总史’的事的统一，以及相应地，以‘批判’为内置工作结构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按学科建设看，这又是将史书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加以合并，形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学科规范的内在要求。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其整体要求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看待，以历史-思维-语言的体式具体把握学科之发展逻辑，以期从中升华出系统性的‘逻辑科学’”，此为“《资本论》的‘中国之用’”。(75)
注：
①其解释如下知识逻辑进程：“第一层面涵义与第二层面涵义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政治经济学中作为对象的客体同作为思维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二层面涵义与第三层面涵义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思想总体’的内在规定与外在的呈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二层面涵义结构对第三层面涵义结构起着主导作用，前者是后者形成和变化的根据，后者是前者必要的外在的表现形式。”(顾海良，20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结构的科学探索及当代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读解》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1期)
②③④⑨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第165页，第116页，第79页。
⑤⑧⑩罗雄飞：《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核心》，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第86页，第85页。
⑥王幸平等，2017：《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学术论坛》第1期。
⑦汤姆·洛克莫尔，2017：《马克思与认识反映论》，方博译，《浙江学刊》第4期。
⑾在国内，顾海良教授是这方面探索的代表性人物。
⑿这是纯粹的以概念形成为支撑的“知识的结构”。
⒀程恩富，1984：《怎样认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⒁顾海良，2014：《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变化》，《光明日报》1月29日第15版。
⒂(23)(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页，第21页，第19页。
⒃(33)(42)(58)(60)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第185页，第18页，第19页(写在前面)，第679页。
⒄(20)(68)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272页，第271页，第8页。
⒅鲍金，2015：《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重新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改革与战略》第6期。
⒆(3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第598页。
(21)(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7页，第138页。
(22)许光伟，2015：《<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炼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第8辑。
(24)米克，1979：《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62页。
(25)利奥·帕尼奇等，2016：《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战略：走向进步》，乔瑞译，《现代哲学》第6期。
(26)许光伟，2017：《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东南学术》第2期。
(27)在此点规定上，马克思亦绝非执意要使自己的体系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固执的纠错者”，毋宁说，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者，乃是提升“批判”为一切(经济)学科之工作规范达成的。这同时是把握“学科综合体”(规定)的一个实质方面的考虑因素。
(28)顾海良，2017：《<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当代经济研究》第5期。
(30)路红芳，2017：《何谓“经济事实”——兼论<资本论>的“科学性”》，《哲学研究》第1期。
(31)在这里，本体论承担“元理论”即认识论的作用。
(32)应当说，西方的知识理论经过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维改造之后，这一工作倾向性越发强烈了。
(34) (43)(49)(75)许光伟，2017：《<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5期。
(37)这突出体现为条目体的采用，而后用于指导知识理论的生产，遂有章节体和条目体的结合。
(38)关于章学诚和维柯的作品中都同样“包含着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有评价说：“在章学诚六经不再是脱离了器的不易之常道，不再具有至高的权威和永恒的价值，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有限和特殊的，所以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历史中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文有一时体式，今古各不相袭。’”同样，“在维柯那里，也是既要消除那种认为古人有无比智慧的偏见，也要避免从已经开化的人类状况去评价古人，在历史中不存在理性主义所相信的确定不变的真理，一切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维柯宣称‘诸天神的寓言就是当时的历史’，就像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一样。”于是，“在章学诚和维柯的历史的运动变化中，理性主义的不易之常道和古人的权威都被消解了。”(陈锐，1999：《章学诚与维柯历史哲学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39)这明显是受到了当时欧洲的历史哲学观的倾向性影响，请看马克思的这个说法：“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诠释而已”，而且，“同一个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40)许光伟，2017：《<资本论>辩证法的三个认识维度——兼析马克思思维的发生学研究》，《经济纵横》第8期。
(41)许光伟，2017：《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当代经济研究》第2期。
(44)沈斐，2013：《<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与我们同时代——<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第6期。
(45)周绍东等，2017：《<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与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
(46)荣兆梓，20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
(47) 要之，马克思是将研究熔炉于叙述中予以把握的，使得经济学的“文化自信”王者归来。断代史含于通史记述，这正是《资本论》的学术贡献。这种纵横贯通的笔法，使得史书形态、逻辑形态在历史条目中得以考订，——此可视为东西方思维和语言的一个可共通之处。说明“通”的结果是肯定《资本论》是史书，并且是“通史体裁”之史书规定。同时又启发我们要适时创设和推广“中国批判”范畴，深度挖掘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中国原创”的工作规定。
(48)(53)(71)李百铃：《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333页，第111页，第329页。
(50)许光伟，2016：《〈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第5期。
(51)整体看，这是《资本论》体现出来的章节体和条目体的“完美结合”，——从内容和形式结合方面看的逻辑规定性，这使之具有了特殊的知识意蕴。它的思想源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分篇设想”。按照马克思当时的想法：每一篇都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居首安排“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突出“章节体”规定;余下分列有若干条目(突出“条目体”规定)，其变化形态则导致了后来著名的《六册计划》。很显然，五篇结构体系成型充分表明：马克思的伟大航程是“从《导言》开始”的，于是，《导言》写作成功即意味着《资本论》结构的“最初成型”，作为逻辑诞生的秘密地。
(52)(64)高德步：《中国价值的革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第585-586页。
(54)孟庆斌，2008：《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第2期。
(5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序，第12页。
(56)许光伟，2012：《马克思经济学原生地考察——兼评“1857-1858年手稿”的学科性质》，《江汉论坛》第1期。
(57)因为，“从方法论研究来看，流行的解释模式将‘历史’简化为‘历史进程及事件的次序性’，因而就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域内，“‘历史’表现为三个层面：历史进程、历史趋势与社会共时结构，这三者统-于历史的客观逻辑。”“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规律’要有具体的、总体的理解。”(郗戈等，2015：《重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59)许光伟，201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当代经济研究》第7期。
(61)李乾坤，2015：《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与“事物”——对物化和事物化概念的一个文本考察》，《现代哲学》第1期。
(62)这种结合安排在第四篇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构形式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居首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是总说(求“知识逻辑”)，余后递进排列了“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独立条目，委实是实现对统一化的历史类型生活的能动描绘。就主体性的“激活”而言，例如它导致了奈格里的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奈格里指出：“与充斥着客体主义的《资本论》不同，《大纲》完全‘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其中到处充满了对抗。如果说在价值和货币阶段，这种对抗还是潜在的，那么，经过剩余价值阶段，这一逻辑最终在‘机器论片断’中彻底成熟。因此，如果说《大纲》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那么，‘机器论片断’则是《大纲》的顶点。‘《大纲》是以机器论片断……结束，因此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性达到完满’，这一片断‘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在这里，奈格里重点抓住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并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主义哲学。”(孙乐强，2017：《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学术月刊》第5期)
(63)“除了人以外，自然也成了人文主义文化的另一个对象……从而使自然成了人文主义文化的又一主要内容。”“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自然知识作为一种世俗学问，本身也是与教会经院哲学的学问对立的，因此，它既是人文主义的内在标志，也是人文主义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张黎夫，1998：《欧洲文艺复兴特点述评》，《湖北电大学刊》增刊)
(65) 所谓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中的“物”，并非一种感性对象意义的物，而是一种由人的活动建构起来的客观关系性存在。并且，“毫无疑问，这种事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事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参阅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6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新启蒙传统确实是独树一帜的，他强调这种知性选择的现实化。或者可以说他确实将康德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引入社会现实，而现实情境远比在理论中想象的现实更复杂，这也使人们反思启蒙的价值和限度。”于是，“所有这一切的启示在于，当启蒙的时代终结时，启蒙并没有结束，而以不同的方式在后来以致在今天仍然存在的争论中延续。”(洛克莫尔等，2016：《启蒙的路径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观念资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67)顾海良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指示的马克思本人对政治经济学“结构”的“三个层面的涵义”的把握，终归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上的范畴”，但是，它强调了思维结构的前后沿承性。
(69)马克思很重视利用官方公布的资料，同时注重结合研究集中体现了自己研究中形成的社会历史观点和理论逻辑方法的那些论著和优秀作品。
(70)程方勇，2009：《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第3期。
(72) 就是将自然科学作为“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转变为“过程的科学”。这样，自然界如同人类社会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其指示事的批判工作规定。
(73)孙乐强，2012：《重新理解<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哲学研究》第11期。
(74)许光伟，2012：《论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实践逻辑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
文章提要：从方法论和学科规范入手，需要将《资本论》提升为“史书”高度予以看待，从而全面审查“史书意义的科学作品”工作体例，乃是为了求取“研究规定”。条目体领衔的体制指示了《资本论》文本的“三个形态”：史书态、逻辑态和知识态，而促成研究工作对“文本诠释学”的整体走出。引出下列研究动议：其一，研究方法构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真态”;其二，条目体与章节体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工作分野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终引发的“唯知识论”的主义是对形式逻辑叙述过于关注的结果，并为资产阶级工作者利用;其四，与之相反，我国明清学术传统中具有“天然的”条目体与章节体结合的传统;其五，《资本论》批判的知识理论建构路径本质上是行动路线，根源于历史行动之思维力，最终生发知识的“新型的意义”。然则，《资本论》并非描绘唯物主义反映论意蕴的“客观知识体系”，而在于谱写“实践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之路，由《资本论》奠基的知识的二重形态指示了历史现实发展的“逻辑字母”意义的批判规定。
关键词：《资本论》 条目体 政治经济学 批判 学科规范 研究 叙述
文章出处：《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2期。文章原名“《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
本文受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15YJA790073)资助。感谢审稿人极富洞见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但同时，作者文责自负。
【文/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