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最伟大的阳谋
什么叫“阳谋”？阳谋，就是把制服对手的谋略毫不隐晦地放到桌面上来，公布于众，可对手却无法应对，纵然千方百计仍然束手无策而难逃最终失败的下场。
《论持久战》就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的阳谋。
许多文章在评论《论持久战》时都把重点放在该文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确实，后来的战争进展完全证实了《论持久战》预言的正确性。但是，如果对《论持久战》的评价仅此为止，那是十分肤浅的。有人还以在该文发表之前已经有关于“持久战”的文章为由，贬低《论持久战》的开创性意义（如2013年11月《炎黄世界》：“军神蒋百里：率先提出持久抗战策略”）。
然而，正如《论持久战》开篇所指出的：“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
类似地，仅仅以“中国是正义的，日本是邪恶的，所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之类的豪言壮语来概括抗日战争，也是肤浅的。《论持久战》把这种不做深入分析的“公式”化论调称为“空洞无物”。
为什么呢？因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应该做到知己知彼。而当时形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
这不是一般的强弱之差，而是巨大的差距。
抗战爆发时，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之间差距之大，超乎现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国的钢铁、煤、石油、铜等主要战略物资的年产量不到日本的百分之一；日本可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而中国这些武器设备的年产量均为0。八路军的武器设备更为简陋，连主力部队也无法做到人手一支枪，很多新组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还只能依赖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进行战斗；弹药的缺乏更为严重，主力部队士兵每支枪只有十发左右的子弹，以至于不得不严格规定：一、见到敌人时才开枪；二、瞄准后才开枪；三、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所以，《论持久战》毫不隐晦地把问题的严峻性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
《论持久战》就是要明确回答，在这种严重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怎样做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据白崇禧的秘书程思远回忆录，在国民党中享有“小诸葛”之称的军事将领白崇禧在读到《论持久战》后深为赞赏，他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向蒋介石推荐。
白崇禧的看法确实很有见地，《论持久战》在指出日方军力，经济力占优势的同时，强调了“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这个“相反的对比”是实现持久战，在持久战中达到“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重要条件。
然而，仅此为止，仍然没有说清问题的关键。“积小胜为大胜”，很对。但，如何实现大量的，持续的，足以支撑“大胜”的“小胜”？仅凭人多，地大就能实现吗？八国联军侵华才多少兵？有数亿人口的大清朝却一败涂地。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真正实现“积小胜为大胜”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的军民。
这个过程集中发生在持久战的第二阶段——“战略的相持阶段”。共产党的军队“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
《论持久战》所描述和预言的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过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才获得了完全的实现。
实现这个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和条件是什么？是伟大的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用最激奋人心的语言颂扬这样的人民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这个动员老百姓，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中心关键”，是谁来完成的呢？是中国共产党，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论持久战》说：现在不同了——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与此同时，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也是重要的反面教育。敌人的野蛮政策“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形成了绝对的敌对”。由此促成了最为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这种进步，不仅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也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为“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这是后来毛泽东对日本来客讲到抗日战争时表示“感谢”的原因）
在人民战争的前提和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斗争策略：
第一，把军民一体的游击战提升到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军事史上开创了伟大的先例。
《论持久战》指出：“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
抗战初期八路军主要是依托山地打游击战，后来向华北广大平原地区进军，游击兵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呈“撒豆成兵”之势。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许多巧妙的游击战方法，平原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
事实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重要判断：“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
在军民一体的游击战中，一方面在民众的拥护下抗日军队得到迅速壮大，另一方面直接武装民众，“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游击队三位一体配合作战的军事体制，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迅猛发展。1938年，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就发展到18万人，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到1940年，根据地军队发展到50万人，民间抗日武装更是不计其数。
正是在这样的游击战下，才能通过“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实现敌我优劣势的逆转，达到经过持久战获得最终胜利的目的。
第二，在民众的支持下，游击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造成敌人疲于奔命，日渐削弱的困境。
如：“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
又如：““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
再如：“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
《论持久战》强调指出：要实现游击战的灵活机动的优势，“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论持久战》要求：“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论持久战》预见到这种游击战争将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并且指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正是敌后根据地军民一体抗击日本侵略者伟大斗争的鲜明写照。
《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了，朋友们都看到了，敌人当然也能看到。日寇作何应对呢？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报告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其基本内容就传到了日本。日军高层看后十分震惊，决定成立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班子，搜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和文章，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应对与破解的办法。
日本侵略者一开始计划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并实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但是他们这个计划并未获得成功。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和军事资源，打碎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来看看日方档案材料中所记录的他们的感受：
——中国军由于在各方面败退（指国民党正面战场），全面进人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
——（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捕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八路军进入华北后，迅速开辟了新的敌后根据地，并使华北日军疲于奔命。档案记录有：
——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日军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
——该地治安情况相当恶劣，连日不断袭击京汉铁路沿线主要警备地区，敌对我警备地区进行顽强夜袭，骚扰达到极点。
这些正是《论持久战》所预见的。
日军千方百计想剿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承认中共的游击战是“我们（指日方）完全不懂的一种战法”。为此，他们“进行了游击战法的普及教育”，并出动大批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坦克、飞机，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倒攻”，但并未获得成效。档案记录有：
——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
——虽进行了剿匪肃清作战，但是敌人类似不断游动的匪贼，该集团武器装备虽很差，消息却极灵通，经常侦查日军动向，寻找安全地带，随时躲避或集散。作战开始后，该集团大多逃往作战地区以外，很难捕捉。
——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
这些记录充分反映了日军在我游击战前无法应对的窘境，档案记录记录下他们无奈的哀叹：“可谓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军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冈村宁次在百团大战后就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针对日军被动局面，他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伪政权与伪军的建设，制造封锁沟、封锁墙和千里无人区，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 “扫荡”，实行极其残暴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在“扫荡”中，日军还企图借鉴中共游击战快速灵巧的特点，强调加强山地作战、夜间作战，强调急袭、突袭，“力求做到出其不意”。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1942年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
面对冈村宁次的“扫荡”，中共积极应对，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八路军拨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至各县及日军侧后进行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也缩小战斗单位进行活动。进一步实现了军民融合。对此，日军档案材料也有所反映：中共“灵活运用以连为单位的小部队进行的分散游击战活跃”，“游击战术正渐趋巧妙”。
日军想学中共的游击战法，可是他们没有民众的支持，就像瞎子和聋子，只能瞎碰瞎撞；而中共的队伍，则时时处处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就能提前知晓日军的情报，有针对性地展开部署。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日军颇为无奈的说:“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似对我方意图及干部行动等一切情况均了如指掌”，其结果是，“我军刚要将其包围，他们很快即逃遁一空”。相反，中共的队伍由于能够及时从老百姓那里获取情报，日军小股部队很难逃脱被全歼的下场。可见，毛泽东的游击战，日本侵略者是学不去的。
日本采取极为残酷的“扫荡”政策，虽然给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的困难，但他们的残暴却更加激发中国民众的抗日决心，更加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也是中国人，在中共和抗日民众的影响下，他们采取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态度。据日军调查，中共获取枪支弹药十分困难，相当一部分就取自伪政权：“所采取的方法是武装部队直接或通过农民间接转卖，甚至无偿将武器等供给敌人，有时采取故意被俘解除武装等手段供给敌人武器。”
到1943年中期，日军的“扫荡”已宣告失败，日军“几乎都被封锁在各自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是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到了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日本军的小队、中队，就连大队本部有时也成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到1944年秋，日本华北方面军曾经占领的四百个县中，完全由日军控制的，由1941年年底的10%降为仅1.4%了。
至此，日方已经意识到民心向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而又无法改变的根本性问题：
——中共为争取民心，尤其为争取占居民大部分的贫农进行的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共在取得民心方面收到的成果确实最大。
——仅以武力不能挫败敌人运用政治、经济、教育、宣传等复杂手段开展的争取民心的战略。
《论持久战》把一切都预见得如此明白无误，精彩得令敌人也惊叹不已，可日本侵略者即使反复研究也找不到应对的办法。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他在阅读《论持久战》并实际考察中国战场后得出结论：“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论持久战》在日本成为颇具影响且经久不衰的一本书。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战败已过了二十年，在日本学术界还出现了研究《论持久战》的高潮。
回顾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论持久战》最核心点是人民战争，是人民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而组织起来进行的斗争。《论持久战》所有高超的，令人赞叹不已的战略战术都建立在这个基点上。只有站在人民一边，为了人民的解放，与人民大众共同奋斗的政党和军队才能学得其中的智慧。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也想学习中共的游击战，曾经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请中共要员来讲授。在讲课中谈到《论持久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时，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感叹：“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民众是鱼水关系。”这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了。
至于人民的敌人，《论持久战》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永远学不到其中的精华，他们即使反复研究也永远找不到应对的办法。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阳谋！
说明：本文中黑体字均引自《论持久战》，斜体字系日军档案材料，均取自2021年11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杨凯：“侵华日军眼中的中共游击战”。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