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根据贺雪峰教授的观察，中国农村正在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半熟人社会有两重内涵，其一是信息层面的，讲的是农民之间由于交往距离和交往频率的问题，一个村里的人也只是半熟悉，相互之间不再知根知底。其二是规则层面的，讲的是农民之间虽然相互熟悉，但在交往中不再遵照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不再讲究人情面子，不再讲究血亲情谊，也就是交往规则变了。规则层面的半熟人社会化，在社会结构中，就是自己人“外化”与熟人社会“陌生化”。

　　一

　　“自己人”的认同意味着，即使不情愿将某人当作自己人，这个人也是“自己人”，潜意识里就不能将这个人排除在“自己人”圈子之外。“自己人”的范围，是一种超出个体之上的地方性知识，这类知识构筑着人们的身体无意识和村庄人脉关系的认识组合，不以个体的情绪意志为转移。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在村庄的地方性情境下定义。当村庄社会结构发生变动时，人们对某一事物评价和看法的新共识也将达成。某段时期内，地方性知识认定某些人群是“自己人”，其他的人是“外人”，在另外的时期，之前被认为是“自己人”的一部分人群可能被排除出这个行列而成为“外人”。村庄“自己人”是拥有共同血缘的人群，最为理想的是家族，“自己人”首先是个血缘认同圈。

　　在河南农村调查，问及人们对村庄中不孝顺等违背基本伦理规范的越轨者的态度，我们听到最多的词汇是“当着面”与“背地里”，即当面说人家的不是，矫正思维和行为的错误，以及背后议论、戳人家脊梁骨，形成村庄舆论，给人以压力。但是人们又补充说，“以前看不惯的有人说，现在都不说了”，就连一批较为恶劣的子媳将老父母赶出家门去打工、“看果园”，人们的普遍态度也是“不说了，怕得罪人”、“不好说，说不上来，没标准了”等。

　　在村庄中，“当着面”说的是自己人的事，即为了当事人好，也为了“自己人”在村庄中的整体形象，要对自己人中的越轨行为和越轨者进行说服教育。说“自己人”的不是，有着地方性规范支持，说话的人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而当着面说“外人”则很可能要承担事后的风险，一般人不敢说。因此当人们“当着面”说的人群范围缩小的时候，就等于是“自己人”认同圈在减小。“当着面”说的范围从以前的整个家族都敢说，慢慢地收缩，到许多人不再敢说自己家族里的人，普遍能说的变成了兄弟和堂兄弟的联合，只有在一个小亲族之内人们还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有的家庭连兄弟也懒得说，怕对方“生气”。

　　“背地里”说的是人家的事，讲的一般是闲话，故被认为是说人家的坏话，一般不会牵扯到自己人身上。如果将“自己人”视为一个圆圈，“外人”在“自己人”认同圈之外，外人范围的扩大则说明“自己人”认同圈在减缩。背地里说人家的事情当然也要承担风险：说法和说话的人透过“传声筒”被传到当事人耳边，从而促成当事人与说话者的直接对话。这个“传声筒”最大可能就是当事人的“自己人”，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有被普遍认为是当事人的“自己人”的人在场，人们就不会去冒险说当事人的事；而在场的当事人的“自己人”，自己也会觉得别扭，“说我自己人的事不就等于是在说我吗”，因此从内心来讲他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压力将听到的话转告给当事人。究竟谁是当事人的“自己人”，谁是“外人”，这在地方性知识中最为明确，因此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人们在“背地里”很容易分辨出在场的人与当事人的真实关系，他们会先判断现场出现泄密人的几率有多大，然后再决定说不说人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