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及其“华中乡土派”批判

　　在进入21世纪前后，伴随着愈演愈烈的三农危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一些以学派形式出现的三农研究团体。以贺雪峰为核心的“华中乡土派”就是其中重要一支。近日，贺雪峰在某个热点事件发生后的一些言行引起了舆论的热议，本文无意于讨论该事件的是非曲直，而是试图对贺雪峰及其“华中乡土派”的核心观点做出简要的梳理及回应。

　　贺雪峰曾经将三农政策领域概括为三种派别，即自由市场派、小农经济派和主流政策派。自由市场派学者以主流经济学家为主，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小而散、效率低，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因此主张通过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土地流转，使农业走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道路。这是一条完全的农业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派认为，放任资本下乡会对农民生计和农村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他们反对土地私有化，反对资本下乡，极力强调小农家庭经营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流政策派作为三农政策的制定者，既要追求农业的现代化，又要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因而尽力调和前面两派的观点。可以看出，在贺雪峰所概括的这三种三农政策派别中，马克思主义是缺席的。贺雪峰作为小农经济派的代表，在反对自由市场派所主张的资本下乡的同时，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阶级分析和对小农经济必然消亡的判断，竭力为小农经济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做辩护。

　　贺雪峰及其“华中乡土派”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小农家庭经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效率并不低于资本主义大农场模式。黄宗智最早对此问题有过论述。他认为，小农经济的效率和土地经营规模无关，而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农业不同于工业，农业天然适合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小农家庭经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领域具有很大优势，能够战胜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而贺雪峰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都是小农自己精耕细作，规模经营要雇劳动力种田，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极高。因此，小农经营相比于规模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单位面积产出更高、更有效率，因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小农经济是保持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基础。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大批的农民不得不离开乡村到城市里打工，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同时又在农村保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贺雪峰等三农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这种模式有两种类型：一是纵向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即农民家庭中的青年子辈外出打工，中老年父辈在家务农；二是横向的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即农民家庭中的丈夫外出务工，妻子在家务农、照顾小孩和老人。对于这种“半工半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世界工厂”模式，贺雪峰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这种模式一方面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高了中国经济整体效率；另一方面避免了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维护乡村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

　　第三，小农经济可以避免农村的分化。市场竞争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贺雪峰看到了市场经济给农村所带来的分化，但不愿接受农村社会的过度分化，不愿看到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农民。因此他对当前农村社会大量存在的“中农”群体寄予厚望。他认为自发的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这些农户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也就是“中农”。在贺雪峰看来，“中农”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因此他希望能够在农村维持“中农”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从而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尽管贺雪峰及其“华中乡土派”以面向现实的经验研究自诩。他所带领的团队在农村做了长期的、大量的田野调查，但却不愿意承认当前中国农村最大的现实：小农的全面破产与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贺雪峰的观点存在者以下误区。

　　第一，小农的破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都对此做过充分的论述。诚然如贺雪峰所说，农民如果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确实可能获得不低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产出，但这种相比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高效率”，是依靠农民极高的劳动强度和极低的消费水平，即依靠对自身的“过度剥削”而实现的。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过度剥削”自身的农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农民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的独立小生产者，而必须要获得大量的货币收入才能维持农业生产和自己基本的生活。因此，黄宗智和贺雪峰所论述的小农经济的高效率，对于个体的农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只有进入雇佣劳动关系中、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能够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收入。当然，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小农经济确实有一些贺雪峰所说的“韧性”的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冲击下，广大的农民工依然保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但这种并不是中国小农经济独有的韧性，而是任何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的现象。英国农民转变成为无产者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了300多年。在俄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小农经济也曾经表现出了类似的“韧性”。当时的一些民粹主义学者据此来否定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趋势。列宁对此回应说，尽管俄国农民仍然拥有小块土地，但由于小规模经营完全处于衰落状态，农民必须要出卖劳动力，寻找农业生产之外的收入来源，否则就无法生存——甚至主要要依靠农业之外的雇佣劳动收入为生。因此列宁认为，尽管当时俄国的小农户还保留着一小块土地，却严重依赖工资性收入，因而事实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这也正是今天中国的状况！

　　第二，农村的阶级分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在新中国土地改革完成后，毛主席之所以要快速推动农村的合作化与集体化运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在土改后的农村迅速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贺雪峰所寄予厚望的“中农”群体的形成，本身就是小农经济破产和农村阶级分化的一个历史结果。在中国人均土地非常少的状况下，一部分人通过土地流转成为“中农”，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要失去土地。而且，这种所谓的“中农”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稳定状态，其中一部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失败，蜕变成小农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农业无产者，另外一些则可能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就是农村中的农业资产阶级。这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贺雪峰希望在农村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农”群体来避免农村的过度分化，就如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进步”学者希望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来防止社会过度分化和动荡一样，都注定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空想。

　　第三，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所形成的农民工群体，是中国近几十年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景象。农民工是一种介于农民与工人之间的阶级身份。确实如贺雪峰所说，中国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形成，与这种“半工半耕”的阶级形态有着极大的关联。因为在这种“半工半耕”的体制下，农民工的再生产职能（如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等）是在农村、依靠农业收入完成的，所以资本家就把这部分本该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给扣除了，农民工的工资才能被压低到极低的水平，远远低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是中国得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基础。但是数亿农民工及其家人，就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代价，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造成了一系列的人伦惨剧。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后，以80后、90后、00后为主体的新一代农民工与农村之间的联系日益减少，甚至已经丧失了农业劳动的技能，在城市里打工和生活，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说，农民工彻底的无产阶级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面对这种状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城市中的“企业家”门提高农民工工资和收入，让他们能够得以在所工作的城市中定居下来，能够在城市里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过上一种正常的、体面的生活。但贺雪峰所提供的方案，是要继续维持小农经济、维持这种“半工半耕”的半无产阶级化的阶级形态，来防止农民过度涌入城市、避免一些国家所出现的“贫民窟”现象。这种表面上站在农民立场、为农民说话的观点，事实上是试图剥夺农民及农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的权利和愿望，维持农民工群体被资本过度剥削的状态，以保障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社会的稳定。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曾经对当时欧洲小农的思想状态做出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小农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小私有者，他那根深蒂固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在今天的中国，广大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所谓小农，事实上已经主要依赖城市里的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对土地的感情已经日渐淡漠，在年轻人中尤为如此。但反而是我们生活在城市的三农学者，却比农村人表现出了对土地更高的热忱，这不是一种极为吊诡的现象吗？

　　恩格斯对当时试图保护小农的社会民主党人说：“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今天我们的三农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不是去批判“半工半耕”模式所造成的对农民工的过度剥削，反而合理化这种制度安排，以维持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在保护小农经济的幌子之下，资本对农民工的阶级剥削就被遮蔽了。我们不用去批判资本对于农民工的过度剥削和“用完即弃”的制度安排，而只要努力呼吁保存小农经济、发挥好小农经济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让有朝一日他们被资本抛弃的时候能够有一小块土地来承接，就可以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曾经一度充满着底层情怀和批判精神的三农学者们，正在日益“秩序党”化。“乡土情怀”变成了对一切落后的、保守的旧秩序的维护——这种秩序既是资本的秩序，又刻着封建的纹章。某些学者的那些“爹味”十足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