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社会主义？中国基层正发生一场无声剧变

　　“文化纵横”导读

　　近年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已成为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如何理解集体经济？集体的实践空间如何开拓？如何重新评估农村集体这一重要制度传统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严海蓉教授召集“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一）集体经济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客观需求，否则村庄难以担负已经货币化的行政成本，也无法整合闲置资源，激发内生发展。（二）土地集体所有制恰好契合农业生产力的“整体性”特征，能产生制度性红利和系统性红利，平衡内生性和外生性发展。（三）贵州省毕节市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可推广的乡村再组织化道路。（四）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村民成股民，成员权变股权）使成员间的关系从资源共享、劳动联合转型为资本联合，这将深刻影响乡村共同体建设。

　　与会学者认为，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脉络里理解新型集体经济。乡村振兴战略到底怎么做，其实是内循环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再组织、共同体重建的核心问题。通过新型集体经济建设，再造一个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的、所有人都从中获益的乡村振兴体系，并与内外循环相联动，以此为基础，可以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产生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探索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也将对世界的普遍问题起到借鉴作用。

　　编校｜严海蓉

　　整理｜曾泽宇、杨姝晗、张浩鹏

　　后台编辑｜童话

部分参会嘉宾在线合影

　　中央政府把乡村振兴定位为一项国计民生战略，说明乡村振兴的尽头不是资本化，也不是城市化。近日一位深耕多年的三农实践者感慨：“乡村振兴干了三四年了，很多人都有一种越干越没劲、越干越迷茫的感觉了。”乡村振兴有多元的参与角色和利益相关者——政府、农民、集体、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但乡村振兴的主体是谁，乡村振兴的龙头是什么，依然有待明确。在多元的角色中，经常在话语中被提及却又似乎被闲置的角色是集体。

　　近些年来，新型集体经济的案例在全国东西南北破土而出。然而困境是现实的：与上世纪捌玖十年代乡镇企业时代不同的是，今天产业链远远超出了村庄范围，给村集体的自主性带来很大的挑战。而农村青壮年因为长期在外，对村庄的认同日渐淡薄，村庄的内生力量式微，近八成的中国村庄都没有维持自主运行的能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在这些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理解集体经济？集体的实践空间如何开拓？正如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制度特性，我们或许也需要在今天所处的大变局中，重新检验和评估农村集体这一重要制度传统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