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
摘要：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负面理解止步于“计划经济”，并浓缩为“高度集中”这一看似正确概括了计划经济特征的四字口诀。本文认为：“高度集中”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而在现实世界中，既有资本主义的“高度集中”，也有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不能理解为经济或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只能理解为高度集中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反映群众的愿望、需要和能力。
注：本文几乎是混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未作区分。但作者并不认同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观点，而主张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要求之一。
长久以来，市场派学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污蔑与抹黑，使得大部分人对计划经济都存在一个思维上的定势。似乎，计划经济就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从抽象的层面看，这种说法没有错误，但具体地看，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或者说，这种抽象的概括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可宝贵的实质与经验隐没了起来。
历史给了无产阶级惨痛的教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污蔑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而用资本主义的“高度集中”取而代之。这就是说，“高度集中”也存在不同性质的划分，既有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也有资本主义的“高度集中”。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等同于权力的集中吗？是剥夺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决策权，而把经济权力集中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手中吗？是限制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力，或者剥夺群众选举、监督和罢免权，而把政治权力集中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手中吗？又或者，是否定群众的首创精神、敢想敢为的干劲、学习和研发的动力，而把文化的或者思考的权力集中于某一些人的手中吗？不，这种单纯的权力集中，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实质。
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高度集中”呢？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经常有人怀有或单纯或恶意的疑问，“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难道不是相互矛盾的吗？在具体回答这二者关系的时候，我们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集中”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将“高度的民主”视作“高度的集中”的前提。所以，从集中经济、政治或文化权力的角度来理解“高度集中”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高度的民主”这一要求。既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力主要地应该分散于群众手中，那么“高度集中”就只能从最大程度收集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反映群众的愿望、需要和能力的角度来理解。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目的是要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需要，自上而下的计算或计划是不中用的，只有结合群众的广泛讨论、主张，集中一切可供利用的看法与意见，才能使计划与需要更加契合。在此基础上，正是因为符合了群众的愿望，所以群众才会有高昂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之中；正是因为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所以群众才能够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共同协作；正是因为考虑到了群众的能力，才使得各项经济建设任务可以在既有的条件下稳步有序地完成，群众既不会在过快中盲目热血，也不会在过慢中丧失建设的斗志。高度集中群众的看法和意见，高度反映群众的愿望、需要和能力，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实质。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也要改造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就在于以改造生产关系为必要条件。只有根本改变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观念，才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高度集中”。
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之所以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因为国家/政党代为行使本该由劳动人民直接掌握的权力，而是国家/政党一时充当了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以及其他各项权力的中介。所以，在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只有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使自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寄生物。不同于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只能是国家或政党的“工具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推翻旧有秩序，同时实现一个倒置，即将国家和政党形塑为劳动人民的“工具”。最终，达到消灭国家、政党、阶级和分工的目标。
至于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管得过多过死”的人，从来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理解，反而是戴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看待计划经济。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不实的污蔑之所以能够成为被众人接受的一种解释，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历史局限性有关。
无论是苏联模版式的计划经济，还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都存在明显的权力集中，并且一度出现少部分人管理（对立性质）多数人的现象。这种权力的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就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或是所谓“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管得过多过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错误的是，一方面，权力集中并不是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实质，而只是历史的、暂时的手段，即，这些“批判者”只抓住了社会主义“高度集中”形式的一角；另一方面，这些认为计划经济“管得过多过死”的人，往往走向了反面，试图用市场、物质刺激、单纯的权力分散来取代他们口中“僵死”的计划经济。在他们贫瘠的想象中，似乎只要调转头来，社会主义就会在新的航向上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先说走向计划的反面为什么不行。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看似是把经济和政治权力分散给所有人，让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且获得一张看似神圣的选票。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承认了现实的不平等。
任何人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每个人都是在其继承的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逐渐成长和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品评一些“杰出人才”时，常常会说那人“有关系”。即使大部分人的初始条件是近似的，那也存在个人天赋或能力的差异，存在需要上的差别。“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这种差别在旧式分工还未消除的阶级社会，在竞争的催化下，将促使人与人之间出现明显的分化，如若没有限制，最终一定要发展为阶级的对立。
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现实关系中的平等。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充斥着尔虞我诈、以邻为壑。“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垄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集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为了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垄断资本一定要渗透和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私人垄断也就将被国家垄断所代替。在市场拥趸眼中，这竟然不是“高度集中”，而是自由、平等与博爱！可见，他们不过是想要资产阶级的“高度集中”，而不要劳动人民的“高度集中”。在资本主义的高度集中下，劳动者越来越不能掌握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反过来受到这些物的支配，以至于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存，彻底沦落为雇佣奴隶。
再来说为什么权力集中只是社会主义“高度集中”历史的、暂时的手段。
不论是苏联，还是计划时代的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具备完整收集和反映群众看法和建议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也不具备主观上的成熟条件（如群众尚不能自觉地发表自己的主张，更多是一种自发）。更主要的，当时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实现变革，整个制度设计和执行，需要依赖和运用先锋党的组织体系。为了完成既定的目标，在没有主动变革的条件下，这种严密的组织体系就有蜕变为官僚体系的风险，而最终固化为特权阶层。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得过多过死”，恰恰是因为在实践中，强化了社会主义“高度集中”一时的形式——权力集中，而弱化了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实质。
但是，计划时代的中国曾经有一段时期，在对等级社会的文化观念进行讨伐的同时，还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激烈的变革。可惜的是，这场运动失败了。继承人把历史的、暂时的、作为一种手段的整个官僚体系保存了下来，而将真正反映社会主义性质，属于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抛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断绝了变革的活力，真正蜕变为只有权力集中的“僵死”的体制。
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既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有深刻认识的现实主义者。我们要反对强化“权力集中”，而行资本主义之实的行径，不能把一时采取的“权力集中”手段，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同时，也要对把国家、政党一股脑丢到历史的垃圾桶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警惕。共产主义者最终的确是要达到消除包括国家在内一切寄生物的革命目标，但是，我们绝不是把社会主义当作空中楼阁来建设。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最大程度集中群众看法和意见”的表述，其前提就是还存在着国家、政党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完全表现群众的自觉性。劳动人民不能直接掌握一切权力只是一时的，任何认为劳动人民永远不可直接掌权的借口都是错误。在国家和政党逐渐消亡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高度集中”又将分别采取何种形式或手段，尚无法给出确切的描述，只能有待于未来的实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高度集中”不是自然生成的，而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持续斗争获得。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具有高度民主性质的、反映广大劳动人民愿望、需求和能力的、“高度集中”了群众看法和意见的经济，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狭隘视界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僵死”的经济。无产阶级掌舵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要对那些残存或新生的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分子管得多多的、管得死死的，而要给那些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扬无产阶级自觉性的广大劳动群众以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权力。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是不矛盾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高度的集中，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
正如社会主义不是终点，一个最大程度集中和反映群众愿望、需要和能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也不会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任何一个具有昂扬斗志的共产主义者，始终“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