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文：关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一些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宏观经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精神文明、财税制度、货币制度
作者：张国文（原中国经济时报河北省记者站记者、资深媒体人）
前言：自古以来，郡县治则天下安，乡村富则国家稳。在我国大力倡导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探寻我国乡村经济落后的历史原因，寻找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和方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从城乡经济发展布局调整和财税、货币、社保制度改革，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围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城乡协调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央经济工作的基本着力点。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刚刚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扩大内循环，实现城乡、地区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把乡村振兴和乡镇、乡村经济发展置于经济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的重要地位就显得尤为迫切。
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挑战。那么，乡村经济落后是怎么形成的？乡村经济应该如何发展？怎样才能使广大农村地区富裕起来？这些严肃的课题就成为了摆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特别是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大力发展乡镇、乡村经济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在上世纪捌玖十年代，乡镇企业工业产值曾经占据了我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转轨，我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我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世界第一国际贸易大国，同时也成为了世界GDP第二大国。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城乡、地域发展不平衡，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滞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人民群众的收入很低，从而决定了我国依然是世界发展中国家。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在国际局势动荡，城市房地产出现相对过剩，各类开发区野蛮生长后颓势显现，特别是城乡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趋势的历史时刻，暮然回首发现，那些始终坚守初心、守望乡愁、造福乡亲的地域，却呈现出乡镇、乡村经济繁荣，地域内城乡高水平均衡发展，走上了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成为了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学习榜样。
浙江省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同时，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位居全国各省区最低水平，最高最低设区市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1.67，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浙江省作为全国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工作的先进省份，其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历史脉络是：利用我国改革初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浙江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从本村家门口做起，逐步由乡村到乡镇，由乡镇到县域中心城镇，由县域中心城镇到省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一步一步发展，从无到有，从低到高，逐步形成了城乡各具特色，城乡充分融合，各自发挥相对优势的良性城乡产业格局，走向了全省高水平均衡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
县域经济是富民经济，不仅激发了浙江人民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也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浙江的非农就业机会，支撑了浙江省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从浙江经验来看，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浙江在经济发展上除了在全省各大中城市和各大中型开发区大力发展规模型企业外，浙江遍布广大乡村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乡村地域特色产业集聚区是最大亮点。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对封建社会两极分化的生动描绘。我国自改革以来，社会两级分化也逐步显现并不断加重，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一些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特别是许多“农二代”居无定所，无奈“躺平”，但是一些房地产资本家却在“炸楼”保房价。
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应该出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改革过程中，社会两级分化和供需失衡的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还非常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那么如何消除社会两级分化和供需失衡，实现共同富裕呢？坚守初心，守望乡愁，大力调整城乡经济发展布局，大力发展乡镇、乡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是我国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期望，也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我国奋力打破市场经济制度无法破解的经济危机魔咒，把中国奋力推向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带动世界人民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我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凝聚力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继承了我国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十分宝贵。
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和朱祁镇说，我国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引导农村只能搞农业，而农业在现代国家的经济中必然是只占很小比例的一个产业，这是造成农村经济调零的最重要原因。如果农村没有繁荣的工业、商业，农业产业化也必然无法实现，农村经济就必然无法发展。
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的各行各业都必须要发展，特别是适合农村的工业首先必须要发展。农村是一块净土，所以，农村工业一定要环保，不能让农村成为垃圾场。要鼓励各种适合农村的各类加工业，特别是能够充分就地利用农产品资源和其它农村资源，能够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农产品深加工和各类特色农村产业遍地开花。
要大力推动农村乡镇和大村的城镇化建设，要出台政策，凡是城市可以实行的商业政策，农村的乡镇和农村都一律可以实行。乡镇和农村也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开发房地产，可以吸引城市居民来乡镇和农村买房，就像允许农村居民可以到城市买房一样。
二、转变观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改革货币、财税、社会保障政策，是促进乡镇、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支撑
市场经济就是需求经济。当社会生产力出现相对过剩，社会总需求出现相对不足时，如何扩大消费，如何应对生产相对过剩，则考验着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理念和文明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积累，发展生产力，全国上下，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内，都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艰苦奋斗，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将工农业发展起来，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么当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起来后，当我国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和“建筑狂魔”后，为什么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呢？为什么很多地区依然贫穷落后呢？
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外汇占款成为了我国初始货币发行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我国的货币采用了以外汇储备和国债为信用之锚，我国就基本失去了货币发行主权：当外汇储备增加时，货币发行量增大，就会出现货币流通量过大和通货膨胀，相反就会出现货币紧缩和经济萎缩，不得不通过发行国债来扩大货币发行量和刺激经济。
同时，我国财政支出严重受税费收入制约，约束了我国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并间接造成了我国的房地产畸形繁荣和社会发展失衡。
这是我国目前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城乡、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建议调整我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根据我国的国内市场供需实际情况，科学计划和实施我国的货币发行和财政支出。
货币发行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主要象征，也是一个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应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相适应，而不是与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相适应。一个国家的货币信用要建立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市场供应力上，而不是建立在国家的外汇储备和国家债务上。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政府债务已超过了五十万亿人民币，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我国各级政府的资金需要，各项公共事业发展资金缺口依然很大，同时，我国目前市场需要依然不足，经济低迷，需要继续扩大货币发行量刺激经济。但是，以什么政策为依据就可以继续扩大货币发行量成为了我国目前需要面对的一个理论课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在国家层面就是一个调节经济和社会工作的工具，最多就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信用，并不代表实际经济财富。货币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对市场主体和国民才是体现了真正的财富，体现了一个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国民的支配力，因为货币代表了购买力，购买力的大小决定了支配力的大小。
在传统经济理论的约束下，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于一个国家的税费收入，如果没有税费收入的增长是无法实现财政收入增长的，因此也就约束了财政支出的增长。但是，如果增强税费收缴力度就势必会增加市场主体和国民的经济负担，就必然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国民的消费支出，也就势必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刻，扩大税费收缴比例，必然会导致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全部来源于市场主体和国民的税费收入，那么必然会影响一个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工作的能力，就是必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支配力。国家就必然会没有足够资金对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国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就必然会消弱国家对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国民的掌控力，也就必然会消弱中央权威，消弱中央对全国的统一领导。
因此，进行理论创新，打破税费收入与财政支出挂钩这种旧的理论约束，实现国家财政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障碍是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过大，甚至同命不同价，造成了没有人愿意当农民，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以河北省为例，一个农村居民六十岁后一个月只有一百多一点的养老费，这对于一个老年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因此造成了现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积极性不足。
在改革前，我国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大锅饭，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养老保障。在农村生产队解散之前，一个农村家庭不论是男女老少，有一个算一个，生产队都是按人头分粮食和蔬菜，一个都不能少，年终结余进行决算，按工分分钱，工分多的多分钱，工分少的少分钱。有一些家庭男人是非农业户口在外工作，妇女和儿童、老人在农村也不参加劳动，但是也照样按人头分粮食和蔬菜，男人在年终结算时拿一些钱买工分。所以，在改革前，农村居民实际上是有集体养老保障的，是改革后，农村居民才失去了养老保障，只能靠子女来养老。
目前，我国六十岁以上农村居民数量庞大，她们为我国的建设做出来重大贡献，现在他们年老了，应该得到相应的养老保障。如果这些年满六十岁以上的农村居民能够拿到每月两千元的养老费，必将极大拉动全社会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地区消费需求，也必然会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年轻一代建设农村的热情，乡村振兴也必然会指日可待。
由于农村六十岁以上居民数量庞大，如果每人每月发放两千元养老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对财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地方财政根本无力负担，必须全部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政府如果富裕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提高标准，努力拉平城乡社会保障水平。
除了农村老人养老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投入大，几乎没有回报的公益事业，依靠市场主体投资是不现实的，必须依靠国家来建设。这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原材料和劳动力投入，需要大量的市场主体来承担实际建设工作，因此也必然会拉动经济快速发展，这是我国目前拉动市场需求，振兴乡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发挥我国强大生产供应能力和建设能力的合适场所。
三、对发展乡镇、乡村经济的几点具体建议
1、要从根本上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主要措施就是改革城乡旧的经济发展布局，学习浙江经验，出台新的城乡规划和金融扶持、人才扶持、税费扶持等各种配套政策，通过大力发展遍布各乡镇的乡镇、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不同地域特色的乡村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带，并带动我国农业产业化、乡村经济信息化和现代化。
我国目前总体来说县域经济比较落后，特别是很多乡镇，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基本空心化，既没有像样的工业和加工业，商贸业和农业也处于初级水平，农村劳力基本在大城市打工或者经商。如果乡镇和乡村存有适量的企业，一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就业，不用拖家带口出外打工，空心村现象就可以避免，就可以留得住乡愁，留得住人才，乡村振兴才不会成为空话。这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
我国前几十年大部分省份搞的是“城市化经济”和“开发区济经”，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就必须减少农民，就必须大力推动城市化，要推动城市化就必须发展城市房地产和大力发展开发区。这一政策导致了城市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和开发区的快速扩张，但同时也造成了县域经济和乡村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了城乡发展失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要实现共同富裕，搞双循环经济，乡村振兴这个短板必须要补上，就必然要求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和乡村经济，这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召唤。
2、县级各类开发区应根据企业自愿原则安排企业入园，不搞一刀切，不愿入园的企业就不要强制入园，为各乡镇经济发展留下产业基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各县为了规范产业布局和引导产业聚集，建立了各类开发区。各县同时对本县各乡镇的民营企业进行了治理整顿，强制散落在全县各乡镇的企业入园，并对很多不愿意迁入开发区的小微企业进行了关闭。
各县还都出台了很多政策对外进行大力度招商引资，各县竞相以减免税收和土地费用等措施吸引县外甚至省外、国外企业来本县开发区落户，发展本县经济，但实际上造成了“电影院效应”，等于各县的招商政策基本一样，最终落户本县开发区的企业还是以本县的本土企业为主，县外企业寥寥无几。
这些落户本县各类开发区的企业原来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主要得益于原来乡镇的地域资源优势和人文禀赋。这些企业迁移到开发区后，原来的地域优势人文禀赋不存在了，水土不服，发展很困难，造成了经营困难。
那些没有迁移到开发区的规模企业看到迁移来的企业发展困难，也不愿意迁移到开发区，但是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打压，比如政府不给办各种手续等，银行不给贷款，成了非法企业和被打击对象，造成了企业发展困难。
3、我国在县域经济规划上要尊重各县域和各乡镇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培育特色经济强镇。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不稳。一个经济强镇的形成，必然有适合本地的工业或者加工业。没有工业的龙头带动，农业产业化难以形成，商贸业发展也无从谈起。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应该正确发挥政府职能，为市场主体发展创造优越的环境，多为企业解决问题，少给企业“找事”，推动本乡镇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培育经济强镇。
总结浙江改革40多年发展历程及省域高水平均衡发展成就可以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各级政府不断加深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认识，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有所为有所不为。
各县都有一些不同特色的经济强镇，这些经济强镇也都集聚了不同特色的产业。
从这些乡镇的产业形成历史来看，这些乡镇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经济强镇，并不是主要靠政府引导的结果，而是和这些乡镇的地域特色有关。如保定的高阳和石家庄的晋州等地的纺织业，平山县和武安、迁安的钢铁业。这些经济强镇的形成，要不就是和当地的地域资源有关，要不就是和当地的历史渊源有关，要不就是和当地的人文禀赋有关。
如果当地政府在企业发展初期强行将这些企业迁入开发区或者关闭，这些经济强镇就不会出现了。一些基层政府干部也经常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基层政府要支持经济发展就要尽量少管或者不管，本地的群众知道什么行业能干什么行业不能干？政府如果要管的话，就是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能干，这不符合政策，那也不符合要求，经济反而发展不了！”
4、我国各县除了个别几个乡镇经济发达外，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乡镇经济发展滞后，而且现在也错过了发展乡村特色经济的黄金期。建议将过去下派贫困村的扶贫干部集中使用，与各乡镇干部群众一起，为每个乡镇共同培育发展一个乡村地域特色产业
我国以前为了帮助贫困村脱贫，向全国各地的贫困村下派了扶贫干部。为了给每个乡镇培育一个具有带动作用的乡村特色产业，建议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下派干部的使用方向，将原来派驻各乡镇的驻村扶贫干部适当集中起来，集中扶持所在乡镇某个特色产业发展。
原来是哪个村最贫困就向哪个村安排下派扶贫干部，以后要打破村域限制，转变为一个乡镇有什么特色资源，当地群众愿意从事什么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在当地还有一定基础，一个乡镇的所有下派扶贫干部要打破村域限制，集中起来扶持这个产业。就是要“扶强不扶贫”，要扶持一个特色产业，而不是扶持一个村。通过下派扶贫干部集中扶持一个乡镇发展一个特色产业，来带动整个乡镇特色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整个乡镇共同富裕。
四、文化是根本，大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环境有关，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水平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天花板式的约束力。当经济发展遇到瓶颈时，我们必须通过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来突破文化对经济的“天花板”式的极限约束，解决物质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不是简单的学雷锋做好事，而是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人一生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与这个人的文化素养有关，与这个人的格局有关。同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也与这个国家的精神文明水准有关。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水准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高水平。所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不能为了抓投资而抓投资，不能为了上项目而上项目。我们要时刻把人民群众利益装在心中，要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心上，要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和高度，谋全局、定制度、促发展。
一个省的营商环境集中、全面反映了一个省的精神文明全貌。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好不好，政策活不活，集中、全面反映了党政机关干部的精神文明层次；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企业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则反映了市场主体的精神文明层次。所以，优化营商环境是最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是最艰巨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必须从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抓起，定制度、定纪律、定考评，常抓不懈。
现在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当官做老爷的封建官僚主义思想依然存在，这与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求是格格不入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有些部门特别是执法部门，打着执法的旗号搞创收，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些问题不解决，营商环境就不会好，投资就不好抓，项目就不好上，经济也不好发展。所以，一定要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项工作来抓，并抓出成效。
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并先富带后富。一个人富裕起来后，向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捐助不仅可以解决弱势群体的经济困难，而且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富人愿不愿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其实也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要成立一个公益慈善部门，主要工作就是定期联系本社区的富人和群众组织策划各种公益慈善活动，并与本级党委、政府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联系起来，既能使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的富人有充分的荣誉获得感，同时也能让富人获得本社区社会公众的支持，有利于富人的事业发展。
一个省在全国的知名度高不高，和一个省有没有大师级的文化和科技巨匠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一个省的知名度高低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省的经济发展。所以，各省要大力优化文化环境，培肥文化土壤，培育文化巨匠和文化名人。
现在由于网络发达，信息碎片化，特别是一些文化公司专门从事“包装名人”工作，严重误导了大众的认知，对文化环境造成了重大的毒害，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大力度清理。
所以，建议各省要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层层筛选，将那些在文化、科技、教育、企业经营等领域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筛选出来，并组织新闻媒体深入采访，深度报道，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挖掘出来，树立为社会标杆，引导社会舆论。同时，各级政府要对这些文化名人进行全方位大力扶持，鼓励他们发挥领军带头作用，在各自的领域不断突破，引领不同领域的工作者一道将我国各项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