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畜双包带来的问题，藏北高原的这个乡解决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牧区按照农区承包责任制的模式，实行了“牲畜作价归户”和“草场使用权归户所有”的大规模改革，以期提高牧业生产效率，保护草原生态。可是二三十年过去，已有大量案例调研发现牧民生计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且草场退化日益严重，抗灾护畜之力甚为单薄。例如，内蒙锡林郭勒盟某旗上世纪80-90年代贫困户最多154户，2006年贫困户达到1480户，增加了近10倍，占全旗牧户总数的近30%。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草原退化面积约为51%，到90年代末，这一数字上升到62%。2006年锡盟部分地区沙尘暴连续刮了64天，那一年一个旗的贫困户一下子增加了1000多的牧户，其中一个嘎查的105户牧民有50户在风灾中成了无畜户。

　　面对单干牧业带来的效率低下、生态恶化以及牧业生产困难等问题，不少学者指出，牧民的合作而非离散对草原管理和牧业生产更加有效（详情参见范明明老师和崔延虎老师的讲座《范明明：阿勒泰很美，但这里的草原却在频遭沙尘》；《崔延虎：当牧民不再游牧······》）。在现实中，也有调研发现：西藏双湖县嘎措乡的牧业集体经济实践，是可以应对草原上一系列困境的良策。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海拔4900米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的嘎措乡。嘎措至今仍是西藏唯一实践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这里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两万元，位居全区前列。嘎措不仅率先推出了牧民退休制度，开创了循环式民主治理模式，还设立了医疗救助基金，集体经济在这里发挥了巨大作用。更令人称道的是，嘎措乡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生态平衡，其畜牧总数始终保持在草场资源可承载量的四分之一以下。这些显著成就，无一不归功于集体制度的支撑。

　　集体制度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让社员通过多劳多得享受劳动果实，还提供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双重保障，确保人与草场、牲畜的紧密联系。如果牧民在放牧时突发疾病，集体会立即安排他人接替工作，既保障了病人的恢复时间，又不耽误牲畜的照料。在分配方面，集体还兼顾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确保每个家庭都得到适当支持。对于劳动力不足的家庭，集体优先安排他们从事工分较高的工作，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真正做到共同富裕。

　　通过草场资源的统筹使用以及牧业生产的组织化和有效分工，嘎措乡成功应对了市场化的挑战，不仅产出和生产力维持在较高水平，实现了相对公平的按劳分配和劳动均衡，而且避免了广大牧区普遍存在的超牧问题，维持了草原生态可持续性。今天的推文总结了嘎措40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或可为牧区发展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提供一个有力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