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对劳动者的话语规训，从来都不曾少过

　　原编者按

　　在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打工者”是极为重要的劳动主体。但城乡阶层的差异，导致这一群体成为被市场和资本征用、规训的主力军，产生了大量诸如“素质”“自我发展”等主体想象的话语。在余秀华、范雨素等人的故事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篇旧文，对进入打工者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道门。

　　我有种感觉：我不能像过去那样。我有一种……自觉的……想改变自己的感觉。因为在这之前吧，在别人家，我们老乡跟老乡都知道，买菜，一毛，我说一毛五；回来记账就贪污。跟她们这么学，好像都习惯了。反正那时候那个“素质”吧，你不觉得可耻，反而觉得应该。

　　——访谈打工妹小华（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打工妹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小华对一群打工妹如是说（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

　　为什么小华，一位来京多年的打工妹，有这样的自觉，这样的改变自己素质的欲望，使得她自愿摈弃人类学者近年来津津乐道的“日常抵抗”活动？随着司科特（J.Scott）《弱者的武器》的出版，“日常抵抗”成为许多西方左翼研究者们寻求和肯定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性和能动性的重要领域。小华的转变却引导我探索我们当前的社会话语情境，正是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语境使得小华认定她和同乡们的做法是缺乏“素质”的表现。

　　《弱者的武器》书影（来源：douban.com）

　　“自我发展”作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话语，致力于塑造一种新的、按照市场和发展主义的逻辑塑造自己的打工劳动主体。这种新的理想劳动主体，以高“素质”为标志，与市场有着共生的关系。新的打工主体在市场上交换她们的劳动的同时，她们也被激发着在劳动过程中，在她们的市场经历中，为“自我发展”创造“素质”，使她们自己可以成为具有高素质的现代性的主体。当今市场的话语告诉我们，“素质”可以像古典剩余价值一样，进入市场流通。当小华和其他打工妹一样为不被时代抛弃，不至于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奋斗挣扎，而致力于自我发展的同时，在她们与“自我发展”的话语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话语自身内在的矛盾。打工妹从内部体会这种紧张给予她们的痛苦和挫折，因为这种矛盾使她们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为“发展”所需要的现代性主体。

　　电影《特区打工妹》剧照（来源：douban.com）

　　国内众多的媒体报道告诉我们打工群体的进步：八十年代他们出来是求“生存”，九十年代他们出来是求“发展”。隐含在对这一进步的欢呼里的是马尔萨斯式的对“生存”仅仅作为体质上存活的一种厌恶，因为这种“生存”被界定在“发展”之外，仿佛仅仅服从自然的生命周期，从始点到终点，缺乏一种现代性的自我意识，收获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个零，而在最坏的时候，这种没有目的的“生存”消耗了资源，阻碍了民族的发展。这种对“生存”的认定来自于“发展”话语领导权。“发展”把“生存”界定为自己的对立面，从而确定自己才是领导历史潮流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