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医学的哲学批判及中医科学性问题
前言简介：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肇始于洛克菲勒财团为推销西药于清末喊出的“中医不科学”营销口号。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及其在军事外交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被打断了脊梁骨和失掉文化自信的中国知识份子们为救亡图存开始病急乱投医，提出了反对儒家礼教全面西化的自救之路，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强国之间二元化对立起来。随着五四运动思潮，在要“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这期间不仅中医被视为“封建文化糟粕”被扫入故纸堆，连汉字也成为他们反对的对象。反中医的标志性人物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历史风云人物，从清末俞樾《废医论》的学术之争起，到民国时期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公知愤青们的救亡图存，再到余云岫和汪精卫挟资本和政治打击的《中医废止案》，在民众中培养起来了大批西医拥趸和反中医民斗，但最终还是在一场中西医临床对比的擂台赛中以中医大获全胜的结局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以上这些反中医民斗不少后来得了病，西医查后宣告无药可治，要人回家等死，最后还是中医不计前嫌出手相救，完全治愈，成为一场闹剧和历史笑谈。
新中国建立后，余云岫还不死心，提出了改造中医的计划，被毛主席当头棒喝，在强势伟人光环下反中医势力稍微消停了一段时间，伟人走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这股势力终于与国外的西医“会师”，打着改造中医的旗号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迂回作战，用西医的标准扼杀阻碍中医行医用药，并通过资本化运作，占据了市场统治地位。“西医在朝，中医在野”一句话很直观形象的描述了当前二者的市场地位，但其真实艰难程度远不仅如此，中医目前面临后继无人、废医存药、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西医裹挟资本利益集团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应该是高枕无忧了。但中医在临床实践中确实有非常好的疗效，且花费较少，在民众中依然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加之中国共产党领袖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习近平都支持中医，才使得中医苟延残喘续了一点命。
2003年非典事件后，近十年来，西医利益集团利用其统治地位抓紧了对中医的绞杀力度，迎来了第二个高潮，标志性人物是方舟子，不仅从医疗体制上限制中医执照行医用药，还从院校教育大纲作手扭曲中医人才培养机制，同时还在媒体舆论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中医之争，中医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看着都有些心疼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恐怕是我们这些中医支持者最大的感受。
最近因为新冠疫情中西医之争又上了风口浪尖，西医因为在临床医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过高病死率的表现，而中医却展现了良好的疗效，被党政军等机构力主全国推广，但依然在西医实际掌控的医疗卫生领域、院校和媒体中难以实际全面普及，特别是在湖北疫情核心区的推广困难重重。病人喝不上中药，在救人还是维护西医体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和稀泥。在面对中医似有反扑之势的当前，西医利益集团的舆论喉舌们在网上四处封杀为中医鼓与呼的帖子，同时又防微杜渐的适时抛出了“中医不科学”、“随机大样本双盲实验”等等的老调重弹，试图将不利于西医的临床疗效战场，拉回到他们所熟知的科学逻辑中，然后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打败对方。但是笔者在这里想提醒各位中医支持者们的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需要在临床疗效中去检验，而不是“双盲实验”，所以走群众路线的临床疗效才是我们的主战场。同时在学术的和舆论的辅助分战场上，中医支持者们也不可沉默不语，任由对方抹黑和妖魔化，但要注意切不可陷入到西医的思维逻辑模式中去，在双盲实验的细节中迷失，然后被他们用经验打败。
笔者在此抛出现代西医在哲学层面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缺陷，并借钱学森钱老的口阐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以为抛砖引玉，用降维打击的思路消解一切的中西医学术之争，因为如果现代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就错了的话，那么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再多的实验也是毫无意义的，再多的争论也是毫无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代西医仅从学术层面观察，只是一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哲学流派所衍生出来的有缺陷的方法论，没所谓善恶，只是境界较低而已，不值得批判。但其在推广过程中呈现的巨大暴利，被资本贪婪的目光盯梢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成为其敛财的工具，将西医神学化，垄断市场，排除异己，阻碍中医治病救人，从此善恶与西医开始挂钩，就必须得批判了，这也是写作本文的初衷和目的。笔者也在此重申，本文不是反西医，西医有其优秀的方面，特别是在外科手术领域日臻精进，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才是上上之选。
正文：
一、现代西方医学的理论架构
现代西方医学在哲学层面遵循的是机械唯物论，即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发端。这在根子上就是残缺不完善的，机械唯物论把人体理解为机械，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论问题，这个理论基础首先就不科学，也不符合自然客观事实。现代西方医学在此哲学思想指导下，运用近现代物理化学的技术成果深入人体内部和细胞分子层面去观察探究病毒细菌在人体内部的作用机理，并以此确立了以灭活病毒细菌和微生物为手段的医治方法论，并在此方法论基础上构筑了“随机大样本双盲实验”等价值评价体系。
二、现代西方医学的方法论问题
现代西方医学的哲学指导思想因为其历史局限性，首先就是不科学不完善有残缺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以灭活病毒细菌和微生物的医治方法论是否是正确途径。下面我们先简单描述回顾一下现代西方医学在微观层面的重要观察和客观发现，这是现代西医的贡献，理应得到尊重。
1.现代西方医学在微观层面的病毒学发现
现代西医运用近现代物理化学技术去观察探究在细胞分子层面病毒和细菌的作用机理，并记录了如下符合客观观察的事实描述：病毒通过口鼻眼等器官或破损皮肤入侵人体健康细胞获取营养物质并大量复制散播，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发现病毒入侵拉响警报，派出大量免疫细胞从身体各处赶来作战，大脑也发出指令进入战时状态，指挥后勤保障源源不断制造免疫细胞，调高体温创造有利于免疫细胞作战的环境，抑制身体活动减少消耗确保能量用于免疫部队作战等等。现代西医从微观层面向我们描述展示了病毒是如何入侵，人体又是如何调遣免疫部队进行战争部署的，画面感很强，现代西医同时还给我们描述了战斗场面和战场过程：免疫系统最开始是派出白细胞和巨噬细胞采取无差别毁伤，细菌病毒和健康细胞一起杀，战斗惨烈，战场混乱，健康细胞也采取自我毁灭的自爆方式划出隔离带，此阶段的目的是将战场局面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这期间人体会有各种不适症状宏观体现，比如发烧、咳嗽、打喷嚏、疼痛、嗜睡等等;进入第二阶段后，免疫系统通过树突细胞带回的战场信息逐渐掌握了陌生病毒和细菌的基因密码，并开动生产能力制造出精确靶向定位的T细胞，只要T细胞能够源源不断奔赴前线，至此战场局面就可得到扭转，病情好转。进入第三阶段，T细胞已经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免疫系统则指挥B细胞给病毒画像，并派出B细胞巡弋，清扫战场，至此战斗结束，大脑发出指令结束战时状态，体温下降，不再嗜睡，T细胞自爆毁灭。
2.现代西方医学的医治方法论及其缺陷
病毒入侵过程的作用机理搞清楚了，人体免疫系统的作战部署和过程也搞清楚了，但是现代西医在机械唯物论哲学思想指导下给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是什么呢?没错，就是直接外力介入战场一线杀灭细菌和病毒，这是“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指导思想下的必然产物。此方法论下的最高目标是人工制造出能精确靶向定位的特效药，替代T细胞的作用;次高目标是人工制造出疫苗，替代B细胞的作用;最低目标是人工制造出有一定毒副作用的大面积毁伤性药物，如丙球蛋白，替代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的作用。但如果最低目标也达不到呢?那就给与生命维持，如补充体液、给氧、插呼吸机、体外膜肺循环(ECOMO)等等，吊着命，看着人体免疫系统与病毒恶战，干着急，祈祷人体靠自身免疫系统自愈。如果免疫系统不好的人，自然是死了，如果是免疫系统反应过激的人呢，西医再出来拉拉架，喊不要打了，再打你要连自己也打死了，于是给病人打巨量激素抑制免疫系统，结果造成严重后遗症后半生治成了残疾。遇到免疫系统不偏不倚刚刚好的人，那就是自然自愈了。西医在非典时期就是这么治疗的，到了新冠依然还是如此，没有一点长进。然而非典都过去17年了，至今也没有研发出特效药和疫苗。
现代西医的这个医治路径能治病么?在最高目标和次高目标状态下能，而且效果显著。最低目标及其以下，则不是在救人而是误人害人了。但其方法论依然有问题，在西医视角里，眼里只有病，没有人，他们专注病毒本身，在死胡同的牛角尖里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不可自拔、越陷越深。请问如果所有事情都药物替代了，还要免疫系统干什么?做家长的都知道培养孩子独立性需要子女亲身面对处理，不可万事包办，越俎代庖。肌肉疏于锻炼就会萎缩，免疫系统也是一样，疏于操练，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他战斗的功能，以后遇到一点小病都无法抵御，甚至连报警的功能也会逐渐丧失，这就是无症状确诊者。西医治病毒，而不是治人，这是更高一个层面的“治标不治本”。
人类不是生活在温室中的花朵，也不是真空里的玻璃人，我们生活的周围每时每刻都有数不清的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微生物、细菌和病毒，医学再如何昌明也不可能把所有都找出来研究一遍制造出精确靶向定位的特效药，更何况现代西医水平还远远不够，太多已知病毒几十上百年均无特效靶向药，且细菌病毒微生物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异中，以变应变则暇，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根本之道。中文和英文在构词学上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异，这是在语言层面维度上中西医产生差异的文化背景。而且就已知的细菌病毒微生物中也不是所有的对人体都有害，不是还有不少益生菌么?强化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达成和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和谐共生方法论才是王道坦途，而西医直接杀灭病毒的方法论则是霸道歧途，这也是在中西文明背景差异下才能产生的方法论差异。
3.现代西方医学的医治方法论应该重构
从现代西医在微观层面发现的人体免疫系统的作战部署和应对措施来看，人体免疫系统的生物设计是相当高明科学有效的，现代西医学应该换一个思路，从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方面着手。但是现代西医把人体理解为机械，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论问题，然而免疫系统不是机械的，他是普遍联系的、运动的、整体的系统，这是西医不擅长的领域。而且要求他们跨越这个认识论的鸿沟，这会触及到深入灵魂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的改造，有点勉为其难了，不强求，但我们应该要做好自己。
三、现代西方医学的价值评价体系
方法论一旦确立，那随之而来就是如何评价这套方法论行之有效的价值观问题，于是“随机大样本双盲实验”等系列价值评价体系诞生了。这套评价体系是构建在灭活细菌病毒的方法论基础上的，他在机械唯物论及其方法论体系中是逻辑圆融自洽的，用于现代西医评价当然没有问题，而且过程相当严谨有逻辑，不容质疑。那为什么这套评价体系不能用于中医?因为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就是不同的两套，后面会详细探讨，这里只做一点概念性简单描述。中医在古代不叫中医，他的学名叫岐黄，又名青囊、悬壶，在哲学层面遵循的是黄老哲学思想，天人相应的整体观，阴阳五行的运动理论体系，其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机大样本双盲实验”评价体系的课题目标是灭活细菌病毒，在已知对象(细菌病毒)和环境(培养皿或小白鼠)前提下，引入第三方力量(药物)，观察对象的状态，这是实验室阶段，如果有效，则开始进入临床实验阶段，并设立了一个“双盲”的标准，即医患均不知药物真假，以此屏蔽掉精神抚慰作用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单独观察药物的物质作用效果。割裂意识和物质，不承认意识的第二性及其反作用，则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则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物质。“双盲”虽有利于创造纯粹的环境去观察物质对灭活病毒的作用效果，但否认情志对人体康复的积极作用，中西医理论对此是有着巨大分歧的。
在临床实验阶段，西医因为其固有的理论缺陷，该来的问题还是来了，人体内环境和培养皿、小白鼠是有很大不同的，此阶段的目的是除了观察在环境因素改变后，药物是否依然有效(杀灭病毒)，同时还要观察药物对环境(人体自身)的影响是否有毒副作用，这时候现代西医把人体理解为机械，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论问题又开始发挥思想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人体时没有用普遍联系的、运动的、整体的系统观，在有限时间的临床实验阶段无法系统性的观察所有普遍联系而又整体运动着的人体内环境因素，所以才会产生四环素牙、滥用抗生素、一代又一代的批准上市后的药物又弃用更迭，其根子就在于此。现代西医能够在漫长的实践环节逐渐发现他们自身的这种缺陷和不足，但在这套理论框架下这是一个无法自我修正的问题，并无可奈何宣布这是人类医学自身的缺陷。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总要解决不是吗?所以西方的前沿医学研究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医学，以期引东入西，做一些修补动作。“西医中的人知识面不广，尤其对今天人体科学的新发现不慎了了，而新的发现却说明经典西医理论局限性太大，好多现象讲不清。所以国外医学家倒反而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
四、关于“引东入西”还是“引西入东”的一些思考
不管是“引东入西”还是“引西入东”都可称之为“中西医结合”，但以谁为主，必须要搞清楚，这是一个涉及到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问题。
1.“引东入西”的经典案例
有人提出用“双盲实验”的标准在中药里寻找有效成分组的方法来改进中医，笔者认为这不是改进中医，这是用西医理论去解释中药，是“引东入西”的中西医结合模式，这个方法可以让西医师去研究，但若要求中医师照此做学术研究，会毁了中医。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就是屠呦呦的青蒿素，她的研究路径得到西方医学会的认可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也仅仅是在应用层面对西医的制药技术进行修修补补，以前的西医沉迷于人工合成化学生物药剂的技术手段去研发特效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屠呦呦获奖事件则表明西方打开了新的视野，开始关注自然界本身的相生相克法则，着眼于在自然界里去寻找杀灭病毒的特效药，但这离“引东入西”去修补他们理论路线上的缺陷还差得很远。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去想明白，我们的事情，只有我们靠我们自己去想明白。
“引东入西”也有经典的反面教材，比如这次著名的抢购双黄连事件，双黄连在体外测试对新冠病毒有抑制效果的消息发布者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是正宗的西医科研所发布的消息，还处于培养皿实验室阶段，离分析和提纯有效成分组，小白鼠实验阶段和人体随机大样本双盲实验阶段还隔着好几个太平洋，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述报道后引起群众挤兑，轰动社会，成为舆论抨击中医不靠谱的弹药。这是西医科研机构在运用“引东入西”策略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时所处的早期培养皿实验室阶段的不谨慎的消息发布，双黄连何其无辜，中医又何其无辜。
2.“引西入东”前需要弄明白的中医理论问题
这里先下个结论，现代西医方法论下设立的“随机大样本双盲实验”标准不适用于中医(后面会详细论述原因)，这是因为中西医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研究对象也不同。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病毒，病毒是简单RNA单链结构，连系统都算不上，终极目标是用精确靶向药直接杀灭病毒，同时对人体无毒副作用，由于西医理解的病毒是固定的相对简单的，所以理论上是存在可以精确靶向定位杀灭病毒的特效药的，而对人体是否有副作用，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简单的固定的病毒理论上是存在精确靶向定位特效药的，但如果给病毒引入比如运动的、发展的、变异的多个变量(因为病毒在人体内也是游走的，自身也在发展变化着)，那么从理论上也是无法人工制造出精确靶向定位的特效药的。这也是为什么西医研究病毒几十上百年后，还是针对诸多病毒都发明不了特效药的根本原因。
而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体，终极目标是天人合一(为便于现代人知识结构的理解，中医所谓的“天”可以简单理解为自然规律)，与天不合则人体就会有病痛不适，中医认为人体有自我纠偏和自愈的能力，如果偏离不多，人体感觉不适，就是现代人所谓的亚健康状态，中医也有一套外力辅助纠偏的方法，是为养生，但在这个阶段，西医不认为有病，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如果偏离太多，造成器质性损伤或外邪入侵(这里的外邪可以简单理解为病毒细菌等)，人体失去自我纠偏的能力，则需要外力加入强力纠偏并强化自愈能力。所以这就引出了中医的医治方法论：运用针砭药石或其他手段调整人体节奏与天相合。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人体内部就是一个运动变化中的复杂巨系统，同时还受时间、环境、情绪等多种内外部因素影响。中医依据黄老道家思想中天道运行的阴阳五行理论，模拟建立了一套人体的阴阳五行模型框架，来描述人体这个巨系统的运动变化过程。有了模型框架，还需要加入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变量因素进行推演，这就是中医所谓的辩证分析。由于内外部的变量因素非常多，有气候的有地理的还有情志的，所以古代的中医还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哪怕是相同症状，但在不同时间环境下去辩证，都有可能辩证出不同的背后成因，得出不同结论，自然开出的药方也会不同，所以中医无所谓针对某一种病的普适性所有人的特效药，这也是为什么各省各地开出的新冠病毒中医药方都不尽相同的原因。
以上并不是证明西医研究病毒比中医研究人体更高明，相反我认为研究人体的中医比西医更高明。而是指出因为二者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所以一个理论上存在特效药，另一个则无所谓特效药的说法。
很多只具备近代西方机械唯物论下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知识结构的现代人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懂中医的理论，什么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看起来就像风水先生算命一样，因为看起来像天书，自己不懂，就统统斥之为“封建糟粕”，于是踏上一只脚说“中医不科学”就全部扫进垃圾堆了，还标榜说反中医的大多是理工科学生，而我要说这样的理工学生估计只在课本上学到过近代西方机械唯物论下的科学发现，一定是没有接触到过现代西方科学前沿的理论研究，诸如《系统论》、《唯象论》、《巨系统理论》及《人体生命科学》等等。说“中医不科学”这句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是胡适，可是一个文科生胡适，他除了嘴里念叨不停的“科学”二字，他懂什么叫科学么?一个既不懂中医，也不懂科学的公知，嘴里念念叨叨几句他根本没资格去评论的对象，就奉为真理?请记住“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几千年的临床实践已经够得起检验。
3.关于中医的科学性问题
在中医科学性方面最有研究和发言权的是钱学森，他在多部著作和与友人通信中都阐述过这个问题，如果有谁自认比钱老更懂什么叫科学，不妨去驳斥论述一番。这里仅节选部分钱老的论断，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可以去看相关原著。
“什么叫自然哲学?什么叫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之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
“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
“中医的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
“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来看问题。”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
“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还有个旁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所里讲的人体科学的看法。我讲过，越来越证明我们这个观点错不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所谓唯象理论是指一门学问，它是根据大量的实践，概括出来的;它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次结构去找事物的本源。中医不讲人体生理学、不讲细胞等，所以中医理论是唯象(现象)理论。”
“所谓唯象学方法论，即一切从实践出发，先概括出若干经验规律，在进而构筑一个经验规律的体系。所以唯象中医学，即从中医临床经验构筑一个医学理论，也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中医理论体系。这将是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4.“引西入东”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中医需要现代化，而不是西医化，“引西入东”自然是吸纳西医好的技术改进中医，包括吸纳现代科学的概念来重述中医理论，这里首先要肯定西医有很多非常好的成果值得中医借鉴，特别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西医外科手术在现代物理化学技术的助力下日渐精臻。中医古代也有外科手术，比如砭石就是古代中医的外科手术器具，但由于受制于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人体解剖学一直裹足不前，使得这门技术最终荒废弃绝。钱老在中医如何实现现代化方面也有很多论述，节选如下：
“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中医是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而恩格斯早就说过，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再去恢复古代的自然哲学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倒退!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医现代化，也要把中医的哲学理论现代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改写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系统科学语言中最接近于这个东方古代的自然哲学的是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吴学谋同志的“泛系元理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系统科学来攻中医现代化这个关是可以肯定的了，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要在我国保存并进而发展中医，必须在维护中医理论全部实质的前提下，把其表面形象改变一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述，不用古医书中的词句，写出真正的现代中医书籍。这要一整套书，不是另星的一本、几本，要从人体理论到医理，到临床医学。”
“我想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医的面貌看起来好像不和现代意识形态相一致：古文而不是现代语文，讲什么阴阳五行……而不是对立统一和大系统等等，从而使现代的中国青年难于领会，学也学不进，更不要说掌握医理了。”
“古典中医理论提供了一个以阴阳、五行、干支启发出来的框架，这是一大发明，但我们还只能说是启发，不是结论。到底框架是什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用中医的临床实践去检验，不合适的地方要修改。最后达到合适的框架，这时唯象的中医学也就出来了。”
结语：
到此阶段，西医还仅仅是一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哲学流派所衍生出来的方法论，没所谓善恶，只是我们认为境界较低而已，不值得批判。但其在推广过程中呈现的巨大暴利，被资本贪婪的目光盯梢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成为其敛财的工具，将西医神学化，排除异己，阻碍中医治病救人，从此善恶与西医开始挂钩，就必须得批判了。而我现在有点担忧的是学西医的学子们，一边背着马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考研，另一边又使用着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搞西医研究，会不会学出精神错乱?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于 重庆
NEO
引用：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钱学森，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大自然探索》1983年3期
[2]. 1983年11月2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52页
[3]. 1984年6月2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92页
[4]. 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6
[5]. 《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107页——此为1983年至1987年钱学森在507所学术讨论会上的历次讲话汇编
[6]. 《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297页，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12
[7]. 《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7页
[8]. 《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301页)
[9]. 1985年9月23日祝世讷——《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191页
[10].1996年4月7日致钱文景——《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134页
[11].1994年7月9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935页
[12].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553页
[13].《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277页
[14].1987年8月19日致肖汉明——《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335页
[15].1985年12月30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218页
[16].1984年5月22日致崔月犁——《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90页
[17].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
[18].1989年1月14日致黄建平——《钱学森书信选(上卷)》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