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

　　摘要：近年来，鲁迅研究界的众多学者提出，《鲁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因为是冯雪峰的代笔，不能算是鲁迅作品，也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所以应该将两文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本文依据鲁迅手定、与这两篇文章密切相关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表态，结合冯雪峰、陈早春、胡风、张友松等人的回忆材料，论证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在发表以前得到了鲁迅授权和首肯，在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鲁迅的公开确认；两篇文章所表述的对托派的看法，与鲁迅本人晚年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是符合鲁迅本意的。

　　引子

　　近年的鲁迅研究界有一个热点问题，就是鲁迅与托洛茨基[1]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还不乏出色的学位论文和专著。[2]在处理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时，存在着几大研究重点，重点之一就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影响问题；另一个重点，便是原题为“(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的问题。在第二个问题上，又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署名和著作权问题讨论最激烈。但是在近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就是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冯雪峰的“越俎代庖”之作，其著作权应该归于冯雪峰，而不能归于鲁迅，[3]这两篇文章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而只能代表拟写人冯雪峰以及冯雪峰背后的中共的意见，而主张将两篇文章从《鲁迅全集》中剔除出去。本文试图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谈这两篇文章能否归在鲁迅名下，能否代表鲁迅本意的一己之见。

　　答托派信的写作与发表背景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发表的背景，是当时在上海由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大口号之争。“国防文学”这一派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他们是当时左联的主流派，也占据了左联的主要领导位置；另一派，则是以鲁迅为代表，辅之以陕北派驻上海的代表冯雪峰(1936年4月下旬抵沪)以及胡风、聂绀弩等人。鲁迅等人虽然赞成中共在新的抗日形式下所采取的“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但是对上海左联的领导层周扬、夏衍等人所倡导的“国防文学”非常反感，认为是周扬等人在文化上采取的一种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有利于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无原则的和机会主义的。想来，周扬等人受的主要是中共党内王明一派(留苏派)的放弃独立自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而鲁迅等人所采取的立场，则接近于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的立场。这一派不是对苏联的所有立场都完全接受，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则更是如此。而周扬等左联领导层对鲁迅的这一立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鲁迅反对中共“联合战线”的方略，甚至是有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表现。在论战中，周扬等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鲁迅是“托派”分子。[4]要知道，在当时的共产党舆论内，宣布某某人是“托派”，这是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指控。对于周扬等人的这一行径，鲁迅为着左联内部的团结，迟迟隐忍未发。但是，该来的总会来，鲁迅迟早会在周扬等人试图将自己打成“托派”这一点上表明态度，迟早会对无原则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发动猛烈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