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教员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2023-07-21
作者: 温伯陵 来源: 温伯陵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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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填个坑,简单聊一下教员在红军时期的经济政策,素材当然来自毛选第一卷的文章,我只是做一下整理归纳。

  自从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以来,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这两个困难就一起出现了,教员非常苦恼,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就提到:“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

  那个时候教员还不成熟,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成熟的答案,于是他建议边界党要解决经济问题,并号召每个党员思考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但是五年后,教员经历了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已经真正成熟起来。

  面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危机,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来解决问题。

  当时有人说红军只管打仗就行了,也有人说先集中精力搞建设,但教员表示,你们说的都不对。

  红军打仗推翻旧政权是宏大叙事,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小民幸福,如果只讲打仗的宏大叙事,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如果只讲小民幸福,苏区的战斗力就要下降,迟早被蒋介石给消灭了。

  所以教员的原则是把军事和经济结合起来。

  只要红军和国军作战取得胜利,就能巩固苏区人民群众的信心,而发展苏区的经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又会支持红军、支持苏区政府、支持党组织。

  这样一来,红军的军事胜利,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胜利成果,人民群众的经济发展,又保障了红军的后勤和兵员。

  军事和经济是一体两面的,缺一不可。

  2

  确定了经济原则,那么接下来便是如何发展经济了。

  教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到两个方向。

  其一是苏区的经济水平不均衡,就用最基本的粮食来说,有的地方能买到粮食,有的地方就买不到,有的地方粮食价格高,有的地方粮食价格低,根本没有统一的大市场。

  布匹、盐、针线等物品也差不多,流通性非常差,导致很多人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所以要发展苏区经济,就必须想办法打通苏区的货物流通,盘活苏区内部的经济活力。

  其二是苏区能出产钨砂、木材、樟脑、纸张等物品,而这些物品又是白区需要的,相当于在这些领域里,苏区是生产者,白区是消费者。

  如果能把苏区的物品销售出去,不仅能换到武器和药品等必需品,还能赚到资金,获得数额庞大的经济增量。

  简而言之,苏区消费和白区出口,是发展经济的两条腿,也是缺一不可的。

  而要打通苏区经济的内外循环,就必须通过经济主体来完成,怎么办呢?

  教员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从这段话里就能看出来,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工农经济是苏区的三个经济主体。

  于是呢,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中华苏维埃国家钨砂公司等国营经济单位,负责最上游的、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产业。

  只要这些国营经济单位不出问题,苏区经济就有最基本的保证,不会出现房倒屋塌的悲剧,再不济也能维持苏区的日常运转。

  也就是说,国营经济是苏区经济的领导者,也是托底的。

  私人经济主要是布匹、杂货、商店、饭店等等,负责苏区经济的中下游销售端,他们不掌握巨额的生产资料,也是小规模经营的,但由于数量庞大,私人经济其实是苏区的主要经济力量。

  为了保护苏区的私人经济,教员提出一个观点: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一句话,法无禁止皆可为,要给私人经济开绿灯。

  而工农经济又是国营经济、私人经济的重要补充。

  早在1929年,闽西特委发出《发动群众集股筹办消费合作社》的指示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才溪乡就创办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出资的人都是合作社的股东。

  到了1933年,苏区的17个县就有1423个合作社,总股本达到30万元以上。

  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得到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创办合作社,让苏区的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工农经济的股东。

  这意味着,他们在苏区经济中有了属于自己的份额,在苏区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实际利益。

  正因为苏区大多数人民群众有了消费能力,他们才能成为盘活苏区经济的基石。

  而苏区政府也通过国营经济单位和合作社,发行了三百万元的经济发展公债,其中一百万元给红军做军费,另外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等单位做储备资金,用来打通苏区的经济循环以及对白区的贸易。

  所以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工农经济就是苏区经济的三驾马车。

  3

  我们前文说,教员是把军事和经济结合起来发展的,那么发展经济就不仅仅是让人民群众赚到钱,必须在政治上给人民群众足够的尊重,在精神上给人民群众归属感。

  而这些事落到具体工作中,其实就是从细微小事处着手,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例如吃饭、穿衣、住房、治病、婚姻等等。

  用教员的话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如果生活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便会冲淡赚到钱的幸福感,发展经济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人民群众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支持红军呢?

  所以教员号召各级党员干部: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就这样,苏区以经济政策为出发点,形成了三个经济主体通过内外循环发展经济、红军因经济发展不断胜利、苏区政府为人民服务辅助军事和经济的三位一体布局。

  一个正向滚动的闭环出现了。

  不过因为在苏区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国营经济单位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合作社也归地方政府管理,那些党员干部和政府领导是缺乏制约的,有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为了避免他们腐败堕落,也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教员还规定了两条政策:

  必须落实劳动法,改善工人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必须坚持群众检举运动,揭发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给各级政府和国营经济单位、合作社清理杂质。

  这两条政策,相当于给苏区的经济体系打了补丁,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很完美了。

  而做到这一步,经济和军事便真正结合起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真正统一起来,整个苏区成了铁板一块。

  这就叫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才写出那个著名的论断: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你给了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你把人民群众当人看,那人民群众就愿意做你的墙,给你遮挡枪林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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