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失业率，别蒙上眼睛过弯
从七月底到八月中旬，相关部委包括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等密集发布了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细分数据和与之相关经济刺激的措施，而其中，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青年人等分年龄段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也可以说是这一系列相关事件中的“最强信号”。
而社会和网络舆论的随之反应，也确实和笔者的看法一样，“蒙着眼睛就看不见问题了吗”这样的挞伐之声不绝于耳。就此，咱们随便展开说说。
信息披露的公开性原则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一直以来为大众所抨击的“工作态度”，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今年，已经是近十年，然而，如果还停在抱薪救火这种工作状态里，就远远谈不上是在“治理”，遑论“现代化”？
如果遇到问题，就把直接表露问题的窗口“给堵上”，那么不但不利于解决问题，相反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发酵和发散问题。从笔者学习和实践的经历来看，行政官员往往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两种思考模式（mode）：
1.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A问题（在这里就是青年调查失业率），那么只要我把暴露A问题的资料封存起来，这样A问题就消失了，“心里感觉松了口气，似乎压力轻了不少”；
2. A数据（青年调查失业率）严重偏离数据体系的均值，发布会严重干扰整个发布数据体系的客观性，所以不如不发布。
客观地说，这两种认知想法（从行政官僚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第一种想法是从其主观上来给自己减少压力，第二种想法则是从客观上找补，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哪种想法，本质上都是缘木求鱼，没有找准问题，更谈不上解决。
无论是主观上避免麻烦、害怕麻烦，还是真的认为这一调查数据偏离整体情况，持何种观点都不影响的是，停止公布数据是出于行政团队的需要而执行的。那么，行政团队是不是可以这样随意更改呢？恐怕不是的。
信息公开是一项国家行政法律所规定的行政制度，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对于统计机构来说，调查社会运行情况，依法发布调查所得的数据，就是统计机构的法定职责。
近几年来，中央把依法进行统计工作也纳入到了督察的范围，这与多年来流传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民俗口诀是分不开的，许多地方通过捏造数据营造了虚假的政绩，其中最恶劣也是最为典型的王珉，他所主政下不但GDP是假的，连用电量特别是财政收入也造假，财政收入的造假不但蒙骗上级，还给本地挖了巨大的坑（解释一下，根据我国税制，一般地方各级税收是要按比例上解的，那么财税造假，上交部分是无法造假的，必须想办法交上去真金白银），多年来该省的一些县域缓不过气，和这一时期的“莫名其妙”的灰色负债是分不开的。
当然，无论如何，停止发布这一数据还远不到王珉的犯罪问题的程度上，笔者只是想说，对于数据的发布和信息公开，应该以最周全的思路来设计，以最大的善意来维护。要遵循“公开是一般，不公开是特殊”的原则，不能对数据的发布以一种“想发就发，想停就停”的态度，否则社会、研究机构可能都会无所适从。
对经济体温的感知，最好还是通过各项数据，而不是每个决策者的“体感温度”。欧盟长期发布其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统计数据，特别是西班牙，近年来其青年失业率常年高居50%的高位，也并未一停了之。
总之，不能蒙上眼睛过弯。
失业率到底怎么了
那么，青年调查失业率到底是怎么了？用一言以蔽之，是“经济扩张不畅+结构性失业”。
许多自媒体在今年都在着眼经济转型乃至经济下行来说，提出了诸多解释和假说，诸如“资产负债表衰退”等等，许多看起来恢弘、逻辑严密乃至“鞭辟入里”的解释，其实言过其词（见我们之前文章《资产负债表衰退：哭闹者的药方，沉默者的毒药》）。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必须从微观活动的基础开始。宏观的失业率，是一个一个的劳动力，其就业、失业的情况加总的状态函数。
近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冲击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如线下零售、旅游酒店等服务业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很大的抑制，而像在线教育、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非实体性服务业则得到了迅速发展；今年以来，随着疫情管制放开，两者的逻辑发生了倒转，这给许多行业带来了空前的冲击。随着行业的改变，相应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改变，对工作岗位的技能也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不能满足新的岗位需要，就会发生失业。
如我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其在一个一个的离散的时间节点上，总是有人入职、有人离职、有人退休，而一般来说，无论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抑或是非政府（社会）组织，往往倾向于内部调整来缓和生产工作的需求变化产生的岗位变化，通过调整岗位、减少新招收录用人员等缓和冲击，裁员是最后的选择。
因此，每当经济周期来到萧条衰退时期，总是以适龄的新增就业劳动力承受了最主要的经济下行冲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青年调查失业率最为难看，而欧盟同样也是青年失业率最为难看了。
具体到我国情况来说，原本，在城乡二元制下，没有进入高等教育继续深造的群体里，农村青年往往十七八岁初中或高中/中专毕业就前往沿海地区打工，城市青年则往往具有一定的缓冲，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青年人的教育—就业这一步入社会的转折愈来愈缓和，原本流行于欧美国家的gap year（间隔年）如今在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了。
而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人力成本和厂房租赁成本的上升，大湾区和长江下游制造业集群持续进行了深刻的产业调整，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了变动、迁移乃至消灭。这种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产业重组，也影响了一部分青年人就业的选择。他们父辈们所习惯的南下进厂——赚钱回家这一地理经济循环，源头就已经消失。
说穿了，过去十多年间，先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持续近十年的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再后来是大规模城市建设，GDP同样连年以7-10%的速度增长，那么生产总值增长，必然带来就业的持续新增，这不但解决了每年从高中、中专、大专、本科走出来的数以万千计的青年人的就业，还吸纳了数百年来沉积在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根本性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过密化（involve，内卷）的情景。其实只要回忆一下八十年代“接班顶岗”制度出台的背景就可以知道，用那时的眼光来看持续十几二十年连年都能较好解决就业问题，简直是个奇迹。
当下的结构性失业中，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尽管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人才供给，但产业需求这个东西是很难做到先验先知的，因此面对全世界、全国性的产业结构变迁，完全对冲式的应对，还是先验式的应对，都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只能从适应来入手，说个成功学的话术是“拥抱变化”。
未来的长期转型
再说个大实话是，失业问题或者说失业率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不重要了，汽车高速行驶过程中较大幅度转弯，乘客感觉不舒服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不要安慰大家“车很好，旅程很安全，大家的感觉是晕车了”，毫无必要。
相反，正应该多谈及转弯后的道路问题，为什么走这条路，以及如何和衷共济的安全行驶，检查好每个乘客的安全带。对青年来说，他们就是乘坐在汽车后排的乘客，体验感差自然怨言多，那就更有必要检查他们的安全带看看会不会产生危险了。做好职业培训，和全社会的预期管理，正是笔者所说的“安全驾驶应有之义”。
事实上，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已经采取了除了“直升机撒钱”外其他的一切措施来和缓经济收缩运行的冲击了。但除了对经济潜在增长潜力的支撑外，还应从收入分配这一根本上来应对产业结构导致的就业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是投资主导型经济体，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是后发国家，因此资本积累率长期偏低，也就是从小到大政治学课本常说的“底子薄”，这导致即便到目前，在收入分配层面上也是偏向于投资者而非其他要素的。
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着力强调扩大消费，乃至构建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双循环经济体系，国内消费都需要提升其规模，提升消费规模，首先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解决收入问题要从存量分配和增量分配两方面入手。关于存量分配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正义，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以前文章聊过不少。目前网络上聊分配问题，主要也都是集中在存量分配方面。
由于这两年内外环境，经济形势和网络舆论的变化，存量分配问题在网络上很多时候极化为”应该给我发钱“，关于发钱，或者说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比较复杂，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讨论和设想的话题，我们以前也聊过，后面也会再出文章说说。
但无论如何，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人均GDP刚超过一万美元的，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再怎么平均，也只能让这一万美元的生活水平分布的更均匀，不可能让全国人民都过上”江浙沪独生女“的生活，离网络上中产们梦想的发达国家生活更有很大距离。
那么在解决存量的基础上做增量呢？如果中国产业升级顺利实现，那确实会进入所谓的发达国家门槛，但也不可能过上网络神友口中的”美国生活“，毕竟全球工业规模和生产力上限暂时在这里，中国的体量在这里，更不用说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以前文章中说到长期来看，目前所谓的发达国家和中产生活概念需要消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预期应该在长期共同实践中摆脱过往由发达国家主导造成的认知。
当然这一话题比较遥远，就中期来说，最现实的路径除了分配改革之外，在收入端，第二产业升级，解决卡脖子和扩大第三产业规模需要同步进行。
受当前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当前去工业化风潮的影响，网络上对二产和三产的关系认识长期比较对立和偏颇。关于二产与三产的关系，需要解释一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和分配模式。
在早期，先发国家通过占有产业链上游和关键的技术领域，在利润分配上获得了比较大的谈判权利，通常通过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得高额资本回报，第二产业获得的高额回报回馈到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之中，通过第三产业的庞大从业群体，输送到整个国家经济活动运行中的劳动力手里。
所谓先进的第二产业和发达的第三产业，其实就是让第二产业获取利润，第三产业配合做好经济分配，政府管理中称之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就是这种关系的形象概括。
（扯远一点，通常资源禀赋具有优势的国家往往会患上资源依赖症，也就是俗称的荷兰病，这正是因为自然资源采掘产业链比较短，很难产生宏观上的稳定高收入群体，也即所谓“中产阶级”，缺乏这样一种群体就很难派生出现代服务业，至于资源采掘业因其特点而特有的寻租等问题，就更不必说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保不住制造业，那么其他产业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正如那些开始出现去工业化趋势的发达国家，最终服务业也必然会萎缩。而如果没有现代服务业为制造业进行支撑，那么所谓的制造业也就只成了闭门造车。因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特点，决定了三产更容易解决分配问题。
这正是我们一方面要推动全国统一市场推动商服物流等消费性行业复苏，也同时要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原因之所在。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除了第二产业努力攻关技术难点，解决“卡脖子”问题，也同样需要扩大第三产业规模，认真解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文明生活，。
新中国成立74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本文第二部分其实已经说了，当下的失业是结构性的，有很多人的失业，实际上是因为不满足于他所能选择到的就业岗位，宁可不工作，因为已有的，家庭财富积累可以支持他这样的行为。
因此想解决当下这一时期的就业困难，如果以一种短期视角来看，线下的发钱能暂时缓和这些矛盾。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国家的发展还很不均衡，如何更好的将已经出现人力资本过剩、就业难的地区和仍然缺乏人员投入，缺乏建设的地区进行统筹，是一个更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困扰我们经济发展的不只是有高技术行业的卡脖子，其实也有高质量现代服务业如何统筹规划，还有广大国土之间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以及大量的基层基础建设的欠账要补等等。
而这些领域，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也同样是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问题。只有尽量照顾到更多的群体，才能有更加长远的政策稳健性。
不过在当下，除了长期性的制度建设外，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短期内如何缓解地方财政承担的压力这一可能导致经济“熄火”的隐忧，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面文章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