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闯王不比明朝值得悼念多了？
十年前我小升初开始真正接触网络，那时候在贴吧便接触到了明粉群体，其中极端的便称其为明吹。那时候恰逢网络整治，没遇到过什么皇汉，但是讲真的，这些明粉本身和皇汉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非常容易交融转化。
十年来，随着自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网络思潮又卷土重来了，还火出了圈。故而我们会碰到平常完全不care相关话题的朋友转发来关于《红楼梦》是“悼明”的观点奇异的视频。除了《红楼梦》，《疯狂动物城》《流星花园》《还珠格格》都可以是悼明……这些解读已经完全脱离了文本和历史背景，变成了纯粹的文字游戏。
这些人沉迷于对明朝宫廷、锦衣卫和士大夫的幻想，将明朝美化为汉人的“理想国”，却忽视了丰富的历史事实。这种思潮形式上是对特定古代王朝的追忆，实则完全是脱离了具体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的抽象历史评价。
明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地主阶级政权，其本质是朱姓皇族、官僚地主和土豪劣绅统治农民的工具。如果我们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去认识明朝的历史，不难发现：真正值得纪念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朱明，而是推翻其腐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真正值得悼念的不是地主阶级头子崇祯皇帝朱由检，而且将其逼上老歪脖子树的闯王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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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什么不值得悼念
在“悼明”者的手里，明朝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汉人王朝”，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割地、不赔款、不纳贡、不和亲”的“硬气”，是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万历三大征的文治武功，是科技海军火器“天下无敌”的“天朝上国”……
这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其实明朝在本质上与其他封建王朝无异，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严酷。尤其到了王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矿监豪取、党争激烈、赋役繁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宗室问题也日益成为大毒瘤。底层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史稿》第六册中写道：
封建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腐败，对农民无休止的征调与掠夺，日甚一日。八万多的宗室、十余万的文武官员、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不仅靠农民供养，且以农民为弱肉。贪官遍野，铢求无厌，“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国家财用匮乏，入不抵出，已呈严重危机。朝廷不知恤民，扶植生产，只知竭泽而渔。正额赋役之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虽逃亡，“丁户已绝，尚多额外之征;田土虽荒，犹有包摊之累。里甲浪费而日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致使农民破产倾家，“有力者为盗，无力者流移”。而嘉靖皇帝不仅不知节俭，反而大兴土木，广事斋醮，更增加了人民和财政的沉重负担。
嘉靖以来，地主阶级兼并土地有增无减。尤其是官僚地主，“或夺民已开垦之业，或侵民已成熟之租”。“其堂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在地主及官绅的掠夺盘剥下，有的“质田毁产，卖男鬻女，岁租仅办，生事一空。”有的沦为佃户之后，劳动一年，“公税、私租、偿债之外，其场遽空者什八九”。农民被逼得只有泥门担凳，携家逃亡，长年饥寒交迫，受着种种折磨。一些人在流离中转死沟壑，有些人卖儿卖女，全家离散。当时山东、山西、河南、京畿，不论江南还是江北，很多地方都有“人市”的存在。“父弃其子，夫弃其妻，插标于头，置之通衢，一饱而易”。人民真是在痛苦里挣扎。
一直到天启年间，陕西农民王二，高呼“谁敢杀张知县!”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由此拉开序幕，并一步步把明王朝送进了坟墓。
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明朝的“天子守国门”时，他们选择性遗忘了朝廷对农民起义军的残酷镇压;当他们怀念“不割地、不赔款”的强硬外交时，却忽视了明朝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当他们欣赏士大夫的“风骨”时，又回避了作为地主阶级上层的他们在土地兼并中的贪婪角色。
明朝灭亡是政治经济矛盾日益走向对抗性的必然结果，不值得悼念。与其悼念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什么不悼念反抗压迫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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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明思潮的社会基础
那么，“悼明”思潮何以存在?
首先，当社会的主流叙事由阶级叙事让位于民族叙事，当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日益边缘化，唯心史观抬头而占统治地位。缺乏科学历史观的人们在遇到社会的各种弊病时便可能将对现实的不满投射到对古代社会的美化之中，将封建时代的宗法皇权专制秩序幻想为安宁稳定的黄金时代。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被简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这种心理需求的投射对象。这种怀旧往往孤立地记忆明朝的“高光时刻”，而有意无意忽略其压迫制度和民生疾苦。
基于这种社会心理，各式文化资本嗅到商机将相关历史商品化。大量以明朝为背景的影视剧、网络小说、游戏，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对明朝历史进行了浪漫化、娱乐化处理。在这些作品中，王侯将相、锦衣卫、才子佳人的故事被无限放大，而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则被边缘化。这种文化产品塑造了公众对明朝的片面乃至虚假的认知，使人们误将其当做仅有的唯一历史。
我们还可以看到，封建专制的意识仍有现实的基础，人们有一种对最高当权者的迷信，就算其身份地主阶级的头子——封建皇帝。结合小资国家主义对“强大国家”的想象，他们误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看成了某种抽象的“国家民族气节”，却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故而看不到这句话背后所表达的不过是是“家天下”逻辑，将国家视为朱姓私产。将地主阶级头子个人的死亡等同于“社稷”覆灭，恰恰暴露了封建思想的残余。
在思潮的传播上，最具国族主义思想的小资和中小资产阶级群体，不仅有闲暇时间，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他们情绪狂热且表达欲强烈，在如今发达的自媒体平台上传播自己的观点。于是，许多人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片段获取历史知识，缺乏系统、深入的历史学习，容易被这种碎片化信息和简单化的叙事所吸引，进而误入歧途。“悼明”思潮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简单叙事：汉人王朝、不和亲、不纳贡，似乎满足了某种民族自尊心。但这种叙事的片面是显而易见的，脱离了科学的阶级史观，荒谬的观念便容易占据人的头脑。
这种思潮本质上作为一种唯心史观，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是将历史进程归结为个人意志和简单的治乱兴衰，而非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评价一个历史时期更应关注的是劳动人民的状况，而非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所谓“文治武功”。因为我们要记得，“文治武功”，治的就是劳动人民，根本上“武”的对象也还是劳动人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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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为什么值得悼念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起到的正是这种作用。起义军攻破北京，推翻了朱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得义军解放区长期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得以喘息。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看，李自成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争的高峰。它继承了唐宋以来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并为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这场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阶级无法独自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但他们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为社会发展清扫了部分障碍，也客观上为清朝前期的生产关系调整创造了阶级条件。
李自成和朱元璋不一样，李自成一直到称帝建元都没有改变其农民起义领袖的本质，他到死都是一位草根出身的反抗压迫的英雄。对我来说，这是李自成最大的魅力所在。他始终站在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没有在权力面前背叛自己的阶级，至少是还没来得及。他的大顺政权直到覆灭前夕仍坚持“均田免赋”的政策，入了北京城也在“追赃助饷”，其政权机构始终由农民将领主导，未曾大规模启用旧官僚体系。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迅速组织残部继续抗清，直至九宫山殉难，始终保持起义军的战斗意志。这种不妥协的精神，体现了农民阶级自发反抗压迫的历史自觉。尽管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未能提出超越时代局限的社会纲领，但其斗争精神值得我们所有的劳动人民永远铭记。
纪念李自成，就是纪念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就是在重申一个真理：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在地主阶级的历史观中，历史是帝王将相的舞台，而农民起义不过是“流寇”“盗匪”。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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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历史评价的根本标准是社会生产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解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评价一个历史时代，不应片面去看它的宫廷是否华丽、帝王是否强势，而应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否改善，生产力是否发展，社会关系是否进步。以此标准衡量，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日益沉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生产力遭受破坏。而李自成起义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尽管未能成功，但其方向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
明朝的灭亡与李自成起义的爆发，本质上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激化的结果。明朝后期，这一矛盾已不可调和：一边是“富者田连阡陌”，一边是“贫者无立锥之地”;一边是朱姓宗室“分封殆遍”，一边是饥民“人相食”。明末农民大起义就是这种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否认这一点，用“偶然性”“个人失误”等等观点来解释明朝灭亡，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封建史观将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意志和行为，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明朝的修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长城边防的巩固，哪一项不是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的血汗铸就?而“悼明”思潮恰恰颠倒了这一关系，将劳动者的创造归功于帝王将相，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李自成起义之所以波澜壮阔，正是因为它动员了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群众，显示了人民群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力量。
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又取代明朝，李自成起义则介乎其间，这并非简单的王朝循环。每一次更替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腾出空间。李自成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最腐朽的大地主势力，为清初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历史的前进往往不是直线式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包括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曲折地实现。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审视历史。明朝的史书是胜利者(清朝)所修，其中对农民起义多有污蔑;而封建文人的记载也带着阶级偏见。我们要透过这些记载，看到被压迫者的真实处境和反抗的合理性。李自成起义不是“破坏稳定”的“暴乱”，而是被逼到绝境的农民为争取生存权的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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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我们重新审视“悼明”思潮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地位时，一个清晰的结论浮现出来：纪念为打破旧秩序而斗争的人民起义者，比怀念压迫人民的封建王朝，更符合历史的正义，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历史不是胡适之流口中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满足怀旧情绪的工具。对历史的评价，反映的是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立场。美化明朝这样的封建专制王朝，实际上是在为等级制度、皇权专制唱赞歌，这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而肯定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合理性，则是肯定人民群众反抗压迫的权利，肯定社会变革的必然性，这与新中国革命建国的精神一脉相承。
李自成起义最终失败了，这是历史的遗憾。其失败的原因，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无法提出超越封建制度的新社会蓝图。但即便如此，起义展现的被压迫者的勇气和力量，永远值得尊敬。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李自成和他的追随者们，正是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用最朴素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被压迫者的历史华章。
今天我们纪念闯王，不是要复制17世纪的农民战争，而是要继承那种反抗压迫、追求公平的精神内核，将这种精神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一个仍然存在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里，被压迫者的抗争永远具有决然的正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历史智慧，也是我们区别于一切为旧制度唱赞歌者的根本所在。
让我们的悼念，献给那些为打破枷锁而斗争的人们，而不是枷锁本身。闯王的精神不死，因为它属于每一个在压迫面前不愿屈服的灵魂。而明朝的幽灵，就让它永远留在封建主义的坟墓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