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各种史观
最近，网上的史观话题火爆异常，出现了各种“新”史观。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史观呢？或者说，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研究历史，是研究历史的规律，如何认识这个历史规律，就是历史观。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史观。换句话说，不同的历史观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
比如，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让劳苦大众安心地被统治，他们研究历史得出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规律”。他们就会用英雄创造历史的个人英雄史观来蒙蔽劳动人民，向他们灌输：历史是由我们这些精英创造的，你们泥腿子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泥腿子接受现实、安于天命就好，等待我们这些青天大老爷就好。
接受现实、安于天命，就是让劳苦大众不要去想改天换命——不要起义，也就是不要革命。一切都是让劳苦大众认命——历史都是由英雄创造的。这样，反动的统治阶级才能够睡得着、吃得香、笑得出，安安稳稳。
说得更直白一些，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他们豢养的文人向劳苦大众灌输一个思想：造反无理，革命有罪。也就是：要稳定，稳定，再稳定，还是要稳定。
只有稳定才能永保他们的反动统治千秋万代。
那么，作为劳动人民，或者说作为无产阶级，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什么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呢？
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了消灭剥削劳苦大众的剥削制度、为了让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而研究历史。就是要告诉劳苦大众：包括修正主义官僚资本所有制在内的私有制是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总根源；就是要告诉劳苦大众：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没有什么救世主，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要告诉劳苦大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哪里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就是要告诉劳苦大众：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他们的敌人是反动的剥削阶级而不是其他民族的劳苦大众。
如果背离了这个目的，就是背离了无产阶级，就是背离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如果背离了这个目的，研究出来的历史再怎么高大上，再怎么花样迭出的“新”史观，也是根本上损害人民利益的。
所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历史观。在重庆谈判时，毛主席与蒋介石在早晨散步时偶遇，双方都拿着《资治通鉴》，都在研究学习历史。他们的目的在实践中检验了：作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的蒋介石，研究历史是为了维护剥削压迫制度，为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能够当家做主。他相信精英创造历史。毛主席研究历史，是为了带领劳苦大众砸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制度，带领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毛主席相信，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是可以战胜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而绝不是由一小撮“精英”创造的。同样的历史，在两个阶级的总代表那里，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
如果将研究历史当做炫耀，那是走上邪路了；如果研究历史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那是走上邪路了；如果研究历史得出皇帝是“爱民如子”“为人民服务”的，那是走上邪路了；如果研究历史得出马列主义是错误的，那是走上邪路了；如果研究历史得出毛主席是错误的，那是走上邪路了。
一、清朝入关中断中华文明了吗？
清朝入关中断了中华文明，这个说法一点也不新鲜，更早的应该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貌似一幅很有道理的样子。
谈文明，就要了解文明的本质。
伟大导师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说：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这已经很明确了，文明是阶级对抗的产物。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反动的统治阶级，他们利用暴力机器——国家，统治、镇压着占矛盾次要方面的劳苦大众。因此，文明从根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威胁统治阶级的文明，统治阶级会想尽一切办法予以消灭——这也是为什么包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内的所有的反动的统治阶级恐惧马列毛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璀璨夺目，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来说，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最根本的文明是孔孟之道，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中的基础。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中的根本就是忠君思想。造反无理必灭门，革命有罪诛九族。
那么，入关之后的大清国，中断孔孟之道了吗？
绝没有。
相反，不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加巩固、发展了孔孟之道，清朝使孔孟之道成为禁锢劳苦大众的枷锁，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顺治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兼太子太傅，立孔子牌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改为“至圣先师”。
1684年，康熙南巡到山东曲阜，亲赴孔庙祭祀，并亲笔书写“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孔庙大成殿正中。随后，清廷下令全国各州府县的孔庙均复制此匾额悬挂，“万世师表”成为孔子的全国性、标准化尊称，将其固化为全民共识，用以蒙蔽劳苦大众。
皇帝亲祭制度确立，雍正首创，乾隆实行"二跪六拜"大礼，皇帝向孔子下跪，前所未有。光绪又将祭孔规格从“中祀”提升至与天地、宗庙、社稷同等的"大祀"级别。
雍正追封孔子五代先祖为王爵（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开创先例。
康熙明确提出："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将朱熹地位抬升至孔孟之后第一人。
乾隆规定科举文章必须"文必宗朱子，违者不录"，彻底确立朱熹注本绝对权威。
作为与统治阶级的孔孟文明的对抗文明——造反，从清朝建立的那天起，就没有中断过，爆发了大小数百次起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王朝。台湾朱一贵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王伦起义（山东清水教起义）、苏四十三起义与田五起义、贵州苗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彝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等等。
二、清朝中断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让中国落后挨打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直存在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9日第5版《怎样使概念明确》：
【例如：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引起了一些争论，而且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其中原因之一，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把“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弄明确。】
人民日报1957年2月9日第7版《重视经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目前在学术研究中，有许多重大的问题，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等之所以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料的不足。】
我们姑且认为明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姑且认为清朝入关打断了资本主义进程，姑且认为清朝入关后因为打断了工业化从而造成中华民族开始衰落。
但，中华民族的苦难根源是因为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工业化吗？
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唯武器论的变种，是唯生产力论。
如果唯武器论，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为什么会败于日本海军。
如果唯武器论，就不能解释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在八年抗战中战胜日本法西斯；如果唯生产力论，就不能解释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能够在抗美援朝中打败如日中天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美帝国主义。
近代中华民族苦难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反动统治阶级政治的腐败，在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反动没落。生产力落后，是中华民族挨打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根本原因。
同样的生产力条件，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领导下，中华民族陷入了苦难；
同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唤醒了劳苦大众，使他们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经过艰苦卓绝地奋斗、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华民族才走出了苦难，中国人民才在1949年站了起来强了起来。
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因为这就是黄炎培先生在与毛主席窑洞对中所说的周期律，也就是历史规律，就是我们研究历史得出来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出的历史规律。
如果清军没有入关，如果明朝没有灭亡，或者李自成的大顺朝，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华民族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就会没有苦难了吗？
不可能的。
我们从导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看看当年的日不落帝国，无产阶级的苦难：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
伦敦“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了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请原谅笔者要大段大段地引用原文：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
【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在我住在英国的那一个时期，在极端令人愤怒的情景下真正饿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审员有足够的勇气在验尸的时候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见证人的供词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员都是从他们里面选出来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判断：“饥饿致死。”资产阶级在这种场合下不敢说出真相，因为这就等于判决他们自己有罪。可是还有更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饥饿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经常挨饿引起不可救药的疾病，因而增加了牺牲者的数目；饥饿使身体虚弱，结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现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疾病和死亡。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
【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有谁能保证他经常有工作做？有谁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给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谁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他带来幸福？谁也不能。】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圣詹尔士位于该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上闲逛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离特拉法加方场和斯特伦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圣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买卖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
【但是，伦敦的贫民窟并不止圣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阵一样的街道里隐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钱租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来说，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们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检验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们居住的波特曼方场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一群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贵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爬出来晒太阳。紧靠着伦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棱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1840年，5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1465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6000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
【我们听听拜特纳－格林的圣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顿先生是怎样讲自己的教区的吧：
“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
......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稭或刨花的麻袋。”】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1843年11月14日检验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3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杯和一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1844年2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5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膝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1843年5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没有付过。】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lodging-house）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4张、5张、6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4个、5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矿和铁矿里做工的，有四岁、五岁、七岁的儿童，但大多数都在八岁以上。他们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矿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马车道上或主要的矿井里去，以及把从矿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门打开让工人和矿石通过，然后再关上它。看这些门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暗、狭窄、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不能不闲得发呆。可是搬运煤和铁矿石却是很繁重的劳动：必须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装满了煤或铁矿石的相当大的没有轮子的运矿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须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龄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来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运矿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两个孩子，一个在前面拉，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比较结实的青年所做的挖矿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长到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往往还要长些，在苏格兰竟长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一倍的事情是极常见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矿里都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所以工人们都是在肚子饿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的时候吃些东西。】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日不落帝国的劳苦大众受到的剥削与压迫，与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有本质的区别吗？
日不落帝国如此，同样，如果没有清军入关，明朝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华民族的主体——劳苦大众就没有苦难了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生产力落后的清朝反动的统治阶级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日不落帝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是穷奢极欲，他们有什么苦难吗？没有的。即使在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时的中国人民正在饱受苦难时，反动的统治阶级——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大买办，他们依然花天酒地风光无限，他们是没有什么苦难的。
劳苦大众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教育下，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才摆脱了苦难。
中华民族苦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而绝不是什么生产力落后。
另外，清朝入关后，并不是所谓的“闭关自守”，而是与世界强国有大量贸易顺差的。
根据金融时报《全球白银贸易与第一轮全球化浪潮》（作者：于奉晨）：
【15世纪至18世纪，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有30%左右最终沉淀在中国。】
【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靠白银出口来弥补，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直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盛行后方才终止。】
【明清时代的中国，完全通过和平通商而非通过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获取和积累如此巨额的白银财富，是截至当时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文章《1550-1830年中国白银流入及其影响》（作者：张翼，蒋晓宇）：
【初步估算在1550-1830年间，通过贸易顺差净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约为5.6亿两（约合2.1万吨），海外流入白银约占中国同期新增白银的90%，大致占同期全球白银总产量的15%左右；】
但这不重要，因为这个财富不属于劳动人民的，而是一小撮“精英”的。
三、民族压迫的本质是阶级压迫
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什么是阶级呢？
导师列宁是这么定义阶级的：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无论是唐朝，宋朝、明朝，还是元朝、清朝，所有的苦难都是由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承受的，苦难的根源都是因为私有制——劳苦大众的劳动成果被一小撮“精英”集团所占有，这个集团就是地主阶级，也就是统治阶级。唐朝宋朝明朝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绝对不会比元朝清朝的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更好一点。如果不是残酷压迫带来的民不聊生，唐朝、宋朝、明朝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无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日本，他们的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从不会因为是同一个民族而有丝毫手软。
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记录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压迫：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要遭到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3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
......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德比郡、诺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兰开夏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
日本与韩国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大和民族占比98-99%，朝鲜族占比99%，在日本、韩国国内，谈不上民族压迫，那么，这两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压迫呢？
1900年前，日本的日工时普遍14-16小时，几乎无休假日，纺织厂甚至有连续工作72小时的记录。
1907年，日本足尾铜矿事件：工人要求改善条件，政府派军警开枪镇压，数百人伤亡，领导者被处决。
根据《日本工人运动史话》（(日本)服部之总主编，长风译）：
【1888年(明治21年)，高岛煤矿虐待矿工事件引起了舆论的注意。1891年(明治24年)，田中正造第一次就足尾铜矿矿工中毒问题向议会提出了质问。这两个事件反映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用自己血汗养肥了资本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呻吟,这些工人都是被用暴力从农村中驱赶来的农民。】
【战争爆发,物价上涨,这是很自然的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已经五年,物价上涨了一倍半。据说,当时的暴发户用金子作布袜子的搭扣，拿票面一百圆的钞票擦鼻子。这种“战争繁荣”是和一般人民毫不相干的。工人的名义工资不过增加50%，而实际工资却下降了32%。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虽然在战争中也在不断地增加,如1915年是六十四件，1916年增加到一百零八件，1917年三百九十八件,1918年四百一十七件。
......由于米价、物价不断上涨,出海打鱼的渔民,捕不到鱼，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更谈不上寄钱回家。富山县村中的妇女们,从7月底就不断地聚在一起表示不满,秘密地商议不让自己饿死的办法。
......（1918年）8月16日，煤矿工人开始起来进行斗争，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山口县宇部冲山煤矿，至20日，有一万煤矿工人暴动,军队进行实弹镇压,死十五人,被捕一千五百人。
......从“越中的妇女暴动”发生以后三个月,“米骚动”扩大到三府、三十二县、一道(三十三个市、一百零四个鎭、九十七个村发生了大骚动,六十个市、镇、村出动了军队)，各阶层人民:工人、农民、渔民、部落民、市民、学生、士兵以及朝鲜人参加这一运动的达到了七十万，全国有八千一百八十五人被捕,其中一半以上被判罪。】
根据《世界工会运动史纲》（威廉·福斯特著）：
【（日本）统治阶级十分仇视每一个有点象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东西。一九〇〇年间，法律规定，成立工会或是举行罢工都是罪行，一九二五年的法律授权警察几乎可以随意禁止集会，解散工会和破坏罢工。当时规定对于天皇制度的批评得受严厉的处分。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大约有六万人以激进的罪名而被逮捕。光是在一九三二年一年便有一万四千人在“危险思想”法下被捕。一九二六年重新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于一九三三年再度被镇压。】
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和整个80年代，韩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是非常残酷。根据《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韩]具海根(Hagen Koo)著，译梁光严，张刘静）：
【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订单的大量到来和雇主的贪婪，起到了鞭子的作用，而不是工人挣得更多收入的机会。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韩国很多小型工厂中，加班不只是意味着多工作一两个小时，而是通常意味着彻夜工作，就是说24个小时连轴转。正如一位工人报告，“当交货截止期临近时，我们时常被迫在夏天30~40度的天气下一连工作三四个通宵，所以当干完活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倒下了，不得不躺在床上”。在很多小工厂里，工人不得不从星期六早上连续工作到星期天早上，所以他们星期天白天不得不睡一整天，每周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为了按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时间表工作，服装工人当中的一种常见做法是吃防瞌睡药片，称为“定时”。一名服装厂工人报告说，“几乎没有人不吃过这种[防瞌睡]药片”。为了购买这些药片，工入当然是自己掏腰包，有时候也由他们的雇主提供，邦林纺织公司(PangrimTextile Co.)70年代曾被视为样板公司，一名在该公司工作的工人抱怨说.“三年前我进人这家公司时，‘定时’药品吃一片就能防止瞌睡，而现在吃两片也不够”(Han`guk kidokkyo kyohoe】
【……甚至牛晚上还能睡觉，可是我们却要通宵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甚至还要很经常彻夜工作。早上，我们几乎累得起不来，起来后拖着身子去到烟尘弥漫、噪声震耳和经常传来辱骂声的工厂。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简直累得连洗澡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我忍不住自己对自己说:“嗨，我还不如一台机器呢!”我担心像这样活下去有一天就得玩完。】
【一天10~12个小时都献给工厂，还得额外花时间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经常还被迫加晚班，实际上除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以外已经不剩下什么时间了。另一名工人写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我必须把不睡觉的时间大部分花在工厂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所做的一切，比如吃饭、洗袜子，甚至睡觉，都只不过是为了明天返回工厂而做的准备……就像一头吃东西喂肥的猪，把自己的身体送给所有者，我们吃饭是为了工作，睡觉是为了工作。】
【因全泰赏之死而形成的高度同情气氛，使得这一闹独立、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会得以成立。.......尽管这一工会的建立较为顺利，但它所走的道路充满荆棘和曲折。它受到经常性的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最后在1980年被迫关闭。】
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日本法西斯投降。那么，国民党会比日本法西斯“仁慈”吗？
“党人碑”微博：
【https://weibo.com/1231624983/PCAXxxFTi
国民党和日本鬼子哪个更坏？
解放前，在江苏灌云有个著名的反动派，叫周法乾。
抗战初期，周法乾是国民党沭阳县民团的小队长，靠着好勇斗狠，既杀我党我军和革命群众，也火并它们的自己人，一路升迁。
此人管理手下相当有一套，号称“约法五章”：有冤家，告诉一声，我给你报仇；没有钱用，给钱用；没有老婆的我给你去找，如果自己看中了，告诉一声，我给你带来；凡仇人都要杀；凡手下人不老实，不仅要杀死本人，还要杀死全家。
自己人不跟它干了，尚且要杀全家，对革命者和革命群众，那就更别说了。
周法乾在这一带，有个著名的“嗜好”——挖人眼珠子！
“周法乾抠了多少人的眼睛珠？”
抗战胜利后，我《淮海报》记者白夜同志，曾在周匪驻防过的几个村庄采访群众。一些妇女听到这样的问题，便立刻脸色苍白，向后退了一步，细声地说：“青天啊，罪过！成盆的眼睛珠啊！”
不错，成盆的眼睛珠。在这二十里方圆以内的村庄上，当时至少有五十多个人的眼睛珠给抠去了。过路的人还没有计算在内。
周法乾自己就招认过：“我周爹爹亲手抠掉眼睛珠的人，至少有一个连！”
抗战胜利后，周法乾又升了官，成了国民党第八专署上校保安大队长兼东灌沭三县边防指挥官。
这家伙枪法很好，特别喜欢拿活人练枪法。
地方志上记载：周带马弁外出，看到附近有个老人在耕地，就打赌：“能打到他，打到支烟。”话音刚落，枪声即起，老人应声倒地。他们哈哈大笑，跑了过去，看到子弹打穿了一条腿，老人晕过去了。
等老人醒来，看到周法乾和贴身正在一边抽烟谈笑，忍痛陪笑：“大队长，没关系，伤就是这么一点儿，我回家治治就好了。”
周法乾狞笑道：“治不好的，又要花钱，还不如我来做件好事。”
老人的话还未出口，就被周法乾一枪打死了。
此外，周法乾还有五花八门的杀人方法：什么放炮，手榴弹绑在人身上炸；什么倒裁葱，把人倒埋在坑里；什么点烟火，用土埋到人的胸口，然后用刺刀点破头皮，让血向天喷射；什么喂鱼，把人捆起来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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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原来如此？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河北井陉群众欢天喜地，他们希望能早日清算汉奸，给死去的亲人报仇。
结果呢？
在国民党的庇护下，汉奸摇身一变，成了“抗日功臣”，其罪恶活动更为毒辣残酷。
为了在未来新主子面前邀功，汉奸部队四处“扫荡”我抗日村，抓捕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1945年8月20日，在贾庄枪杀我村干部冯致祥，四天后又在横涧枪杀我四区抗联干部郭昌山，抓捕我抗日民兵数十多名。
汉奸们在“维持治安”的名义下，到处奸淫烧杀一如往昔。8月22日、9月8日，到张家井、白彪、石棋峪、罗庄等村抢掠财物约数十万元，奸淫妇女之兽行更惨不忍闻。】
【https://weibo.com/1231624983/QahC2lP9h
“中国军队”这样对待中国人民？
江苏如东，一个历史并不悠久的县。
1940年随着新四军挺进如皋，如皋东乡成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9月正式成立如东县。
顺便说下：抗战期间，今天的如皋，当时叫如西县，今天的如东当时叫如皋。抗战胜利后，如西改如皋，如皋改如东。
当时，这里是我们的苏中根据地。
国民党挑起内战后，1947到1948年，国民党军、政、警、特继承日伪衣钵，实行“三光”（烧、杀、抢）政策，如东群众蒙受空前浩劫。
两年中，全县有2683户计6993间房屋被烧毁，2042人被杀害，619名妇女被强奸（1947年1月至4月的统计数字），被抢夺耕牛1022头，粮食13万多担，衣服24000多件，鸡鸭等不计其数。
有“人”会说了：都是“中国人”，人家“国军”也是中国兵，怎么可能对老百姓下狠手？
仅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三光”政策的几个实例：
1、1947年5月5日，驻二窎、三余、掘港国民党军队三路合击兵房地区，大烧大抢，兵房与东安镇之间一次被烧500多家；
2、1947年5月27日下午，驻岔河国民党军队百余人出动袭击杨家庄，打死群众4人，打伤6人，火烧32家；
3、1947年6月24日，驻掘港“还乡团”出动袭击应泉乡，打死打伤老年妇女各1人，抓走30多人，烧去23家；
4、1947年9月24日清晨，驻栟茶“还乡团”数百人在国民党区长李连生率领下，奔袭五圣庙，烧去108家，计484间房屋，并把一个小孩活活烧死；
5、1948年2月14日，驻掘港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到兵房、大豫镇一带大抢大烧。在强丰乡烧掉民房90多间，抢去皮棉24354斤，籽棉3380斤，大米9514斤，食油1460斤，衣服3484件，棉被138条，被单868条，土布1209丈4尺，洋布91丈6尺，洋纱270斤，金戒子5只，金耳环12对，银镯61对，鸡292只，鸭116只，猪7头；
6、1948年4月19日，国民党军队袭击堤南乡双北村。全村305户，被抢的有200多家，共计抢去大米1994斤，皮花990斤，衣服100多件，冬粉360斤，食油244斤。还烧去6家民房计16间房屋，杀死1人，刺伤1人，强奸妇女6名（其中有1个是12岁的小女孩）。有一个老太见自己房子被烧，儿子被抓，急得上吊自杀；
7、1948年11月1日下午，国民党军队出动军用飞机一架，飞过栟丰区双德乡时，突然猛扫机枪，有16只渔船在河里打鱼，来不及隐蔽，被打沉6只，打死渔民4人。】
日本法西斯与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在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丘之貉。本民族的剥削阶级更有迷惑性。
刘少奇于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说得很清楚：
【从这样的阶级基础出发，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国内，要使整个人民的利益服从于它这一阶级的利益，把它这一阶级或其中某一上层阶层的利益放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并企图由他们垄断“民族”这个名义，宣布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护人，以作为欺骗人民的工具；同时，在国外，则把自己民族（实质上是指它的上层阶级）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企图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时候，就去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为牺牲，并从国外的掠夺中分出一部分以收买国内一部分人，去和缓与分裂本国人民对于它的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就是现在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正在进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计划。
当着一个民族被其他民族压迫，或在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资产阶级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和这类压迫发生矛盾的时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对这类压迫进行一定程度的斗争的。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时代的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意大利统一运动时代的资产阶级，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参加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当着资产阶级在得势以后，能够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马上变成这种情形的反面，去压迫其他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压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一样，在它们得势以后，就转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压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并且愈加要在民族主义这个口号之下来实行这种对内的压迫与对外的侵略，......由于几个帝国主义列强都要争着掠夺世界的弱小民族，就发生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战。这一切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罪恶，都是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这一个口号之下干出来的。】
剥削阶级，追求的是利益，比如利润，权力，归根结底是通过剥削压迫劳苦大众得到的。对于反动的统治阶级而言，不分民族，不分种族，在他们眼里，劳苦大众就是与牛马没有区别。
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劳苦大众苦难的根源是因为阶级压迫而研究得出是因为蒙族满族等“异族”压迫的结论，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是邪路。
砸碎套在劳苦大众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锁，有且只有一个办法——无产阶级觉醒，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私有制。
四、什么是民族团结
私有制下，没有真正的民族团结。
在私有制下，比如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比如苏修）统治下，所谓的民族团结，不过是民族之间的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团结”——联合，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剥削、压迫劳苦大众来攫取最大的利益。
有东、西两个草原，东草原有狼有羊，狼自然是吃羊的。为了更好地吃羊，东、西两个草原的狼群打着团结的旗子号召两个草原要团结起来。结果是什么呢？是东、西两个狼群的联合，更好地捕杀羊。
这种团结一定是狼与狼的团结，为着共同的目的——吃羊。
两个草原就相当于两个民族，东草原中有狼有羊，是同一个民族；西草原中有狼有羊，是同一个民族。东西两个草原属于不同的两个民族。
还要注意一点：狼与羊是尖锐对立的，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因为狼必须吃羊才能活着。那么，狼给羊修了一个漂亮的圈（窝），是不是好事呢？是不是要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呢？这与屠夫给猪修一个漂亮的猪圈是一个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时，汉族统治阶级会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统治阶级，比如藏族的贵族，比如回族的上层，狼狈为奸去剥削压迫汉族、藏族、回族的劳苦大众。满族政权时，满族统治阶级会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联合汉族、藏族、蒙族、回族的上层——统治阶级，比如汉族的大地主阶级，狼狈为奸去剥削压迫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劳苦大众。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汉族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带领汉族的军队，展开了对劳苦大众的屠杀，他们的残暴丝毫不亚于满族的统治阶级。曾国藩为此得到了“曾剃头”的可耻名号。
只有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新中国，各族劳苦大众真正地翻身当家做主，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消灭了各个民族的剥削阶级，在中国的大地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只有在这样真正的的公有制下，民族团结才能真正达到。
因为受到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有的人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有的地方还存在地方民族主义。需要长期与这种四旧作艰苦地斗争。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他的关辉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谈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提到：
1、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2、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3、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4、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1点表明，包括满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第2点，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的汉族，也没有“纯正的血统”，而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第3点，告诉我们，是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罪魁祸首是各民族反动的统治者，而不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如果不能区分各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那就是走上了邪路。
第4点强调的“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是什么意思呢？——从根本上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出现了财富的两极分化，那就是事实上的民族压迫。
以苏修为例：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专政，苏联很快出现了两极分化，形成了事实上的民族压迫。此时，财富集中到各民族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手里，尤其是集中到俄罗斯族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手中，俄罗斯族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妥妥的民族压迫。有了民族压迫，必然有各族人民英勇的反抗，也必然遭到苏修叛徒集团残酷地镇压。
《人民日报》1969年6月6日第6版《苏修新沙皇的资产阶级专政》：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他们越来越猖狂地对人民使用暴力，用刺刀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近些年来，在西伯利亚南部，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在乌兹别克，在哈萨克的奇姆肯特市和其他地方，人民群众不断举行罢工暴动，组织游行示威，袭击和焚烧法西斯专政机构，反抗新沙皇的法西斯暴政。苏修叛徒集团丧心病狂，竟然不止一次地调动大批军队，出动坦克、装甲车，甚至派出飞机，对罢工工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和屠杀，大搞白色恐怖。苏联国内的少数民族，例如鞑靼、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等民族，也遭到苏修叛徒集团血腥镇压和迫害。苏联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重新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悲惨境地。】
出现尖锐的民族矛盾，苏修叛徒集团总是说“是别人‘人为地制造’和‘挑拨’的”，事实是什么呢？
人民日报1969年9月10日第6版《剥开新沙皇所谓“民族平等”的画皮》
【新沙皇为了转移国内各族人民的视线，还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胡扯什么：“在种族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是别人“人为地制造”和“挑拨”的。这是天大的撒谎和诡辩。你们掩耳盗铃，心中有数，这些“帽子”正是你们为着实行民族压迫进行法西斯镇压而制造的借口。“制造”和“挑拨”苏联各族人民间“敌对情绪”的罪魁祸首是有的，但不是别人，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这一小撮叛徒。】
【苏修新沙皇最近大喊大叫什么在苏联“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民族受到任何程度上的歧视”。这是他们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为了掩盖国内各族人民对其法西斯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而施展的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欺骗。
在苏联，“民族平等”的确曾经是有过的，那就是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时代。在那些年代里，苏联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肩战斗打垮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保卫了祖国，建设了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政权以后，把列宁创建的各族人民平等幸福的美好年代压根儿葬送掉，倒退到沙皇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时代。勃列日涅夫之流还厚着脸皮，喋喋不休地吹嘘“民族平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新沙皇同美帝是一丘之貉，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让我们把新沙皇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干的坏事、丑事拿来示众吧！
政治上，他们拚命地强化法西斯的专政机器，加紧对各族人民的镇压和控制，使各族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广大革命人民遭到苏修军警、特务的野蛮迫害和屠杀。苏修军警在镇压鞑靼居民的法西斯暴行中，甚至使用了“有毒的液体”，一次就逮捕了三百多人。难道这叫做“民族平等”吗？！
经济上，他们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原料和农产品被掠夺，经济形成严重的畸形化。这难道也能叫做“民族平等”？！
文化上，他们实行蛮横的压制和歧视。有的民族连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都没有。乌克兰一些人要求在乌克兰共和国把乌克兰语列为正式语言，竟被判了死刑。这也叫“民族平等”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新沙皇吹嘘的警棍下的“民族平等”，与美帝所念的刺刀尖上的“和平”经，又有什么差别！如果把血腥的镇压、残酷的剥削也算是一种“民族平等”的表示，试问什么才叫“民族压迫”？说穿了，新沙皇大吹大擂的所谓“民族平等”，只不过是在玩弄婊子立牌坊的丑剧。
为什么列宁、斯大林时代的民族平等的大家庭，今天重新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呢？根本问题在于政权变了性质。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后，根本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垄断了国家财政经济，掠取了大量社会财富，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他们为了巩固其统治的宝座，对苏联各族劳动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专政。这伙叛徒把一个好端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在苏修、越修，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对立。苏联（越南）无产阶级之间互相对立，是坏事；苏联（越南）无产阶级与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之间对立是好事，是大好事；苏联（越南）无产阶级与苏联（越南）资产阶级之间对立是好事，是大好事；苏联（越南）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与苏联（越南）资产阶级之间对立是好事，是大好事。
资产阶级（包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比如苏修、越修）是最不愿意看到对立的，因为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带来的对立会让无产阶级觉醒，会让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会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希望用阶级调和来麻痹、蒙蔽劳动人民。
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苏修、越修）专政与民族团结是死敌，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在私有制下，民族团结是“在玩弄婊子立牌坊的丑剧”。
民族压迫的罪魁祸首是剥削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
民族压迫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要搞清楚，民族压迫的本质是阶级压迫，罪魁祸首是各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如果不指出这点，却将民族压迫的责任推到各民族劳动人民头上，是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