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的生育罢工：低生育率的政治经济学

　　原编者按

　　这篇文章指出，当前东亚社会的人口危机在本质上是「超额剥削之下社会再生产崩溃」的结果。因此，「人口增速」受到了最为根本的经济分配的约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文化社会政策得解决；而经济分配又受到了资本主义秩序以及资本回报率的约束。这意味着人口危机是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一个内在环节。同时，它也可能会传导到资本主义系统的其他环节引发进一步的危机。

　　这一切在当前的韩国已经发生了。对于这一现象，治理机关或许会焦头烂额、或许会给上几张杯水车薪的生育补助——这像极了想通过一千元的消费券诱惑居民去买房；或许还会龙颜大怒，让生不起孩子的人交税。

　　年轻的一代也就只以这一场漫长的怠工活动回应了。可以想象，一直到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前，这一场「拒绝生育」的回应都是哀伤多于激昂。比起自觉争取七小时工作制与高工资的罢工，这更像一名大旱之后农民颗粒无收，面对衙门征税时，只好一脸无奈的指向天空。

　　东亚人的生育罢工：低生育率的政治经济学

　　01

　　低生育率危机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日本、韩国与东亚的其他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统接近于一。这个数字，想必各位也知道意味着什么了：这意味着人口每一代会减少50%。毫无疑问是一场危机。特别是对于治理部门而言，这样一场慢性病是致命的。不过与此同时，这一场危机的真正「当事人」也就是今年群体，多半不将其视为一个问题。或许在有关部门的眼中，「年轻人不生孩子导致社会危机」已经确定好了责任归属了，而之后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问题。

　　不过事实上，每一个年轻人或许都有着自己心中的答案了——这与其说是对危机与社会责任莫不关心，不如说是一场自觉的抵制。这在本质上是一场生育的怠工运动，是对于一个事实的察觉：劳动者所获得的剩余，事实上已经不足完成「生养下一代」的工作了，而社会还是自动的将支付生育成本的责任压在青年一代的头上。若说家庭是传统社会之中社会再生产的单位、而生养下一代是一种再生产的基本劳动付出；则「低生育率」事实上是分配不公正的背景下，青年人对于生育劳动的拒绝。

　　而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一个环节：低生育率与老龄化一并发生，劳动力的匮乏与财政的压力会引起社会的危机——当前欧洲的养老金困境与难民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而当家庭的解体、新生的社会组织始终匮乏，这意味着社会治理成本的增加。毕竟，原子化的社会总是意味着更多的不安与躁动、以及更多「孤独死」式的社会悲剧。

　　而这，归根结底要追溯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为了度过资本主义的萧条传播，对于生产者剩余的进一步压缩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逻辑链条：

　　1. 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者剩余的深入剥削。

　　2. 劳动者的工资不足以完成社会再生产——即人口与社会资本的再积累。

　　3. 主动或者被动的社会再生产上怠工，引发生育率的下降。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抽象上的归纳，或许我们这些期待「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人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下去，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自然不必说，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完全不可持续的：要么人口不断衰退，最终引发社会总危机——而这场危机突得越是深重，对于普通人而言就越是痛苦的转折；要么是实施大规模的再分配——而在当前的利润率之下，毫无疑问意味着私有制的终结。而问题或许在于；是沉重的苦痛先到来，还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先到来？

　　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韩国——这个在各种意义上都走在我们前面的东亚邻国。当然，韩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终结，不过或许韩国的社会总危机已经逐渐迫近了。

　　02

　　少子化的东亚与压缩现代性

　　分析韩国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特殊性。这一场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的生育危机，虽然可以说席卷了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若不算移民的话，其生育率都不足以完成人口的时代更替——但的确不是平均地到来的。东亚社会的情况明显比欧洲与美国要严重得多——日本、韩国、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到了1.2以下。这可比欧洲与美国要低得多。

　　一种比较粗浅而本能的解读是：这是文化差异的原因。不过，或许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解读：所谓传宗接代乃第一大事，反而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习惯。一个极其重视家庭与传宗接代的文化，反而呈现出了更为严重的低生育率和高离婚率，这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而在笔者看来，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的分析是十分具有动见的：问题的确出在于家庭文化，而且反而在于家庭文化的稳固而不是破碎。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质上摧毁了家庭的经济基础。而对于西方社会而言，非家庭的非婚生育一定程度弥补了家庭破碎的社会后果——而个体化的福利政策也保证了「不成立家庭，公民也可以勉强完成人口再生产」；但是在东亚社会，家庭主义的主导性，实际上导致政府将生育再生产的所有责任压给了家庭，同时甩掉人进行生育帮扶的责任，这反而导致青年群体直接对于生育的彻底弃绝。简而言之，东亚社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尚认可「家庭=生育=安稳的生活」；但是分配不公让这三者同时变得不再可能。

　　张庆燮的理论体系之中，「家庭社会再生产的终结」是东亚社会「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一个具体特征。而所谓的「压缩现代性」具体而言，即是将以福特主义时代为代表的第一次现代性与新自由主义以来的第二次现代性一并完成。这里的确引入了一系列的概念，不过对接下来的分析这是相当必要的。

　　简单来说，第一次现代性大约对应着七十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欧洲，美国以及日本都经历了典型的第一次现代性，而中国与韩国则没有。这种社会之中，每一个人是嵌入在一系列的社会组织与团体之中的：一方面是核心家庭之中的男女性别分工；另外一方面时较为充分的工人。第一次现代性为每一个体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支持，而暂且不论这样的社会客观都存在着性别压迫的现实，它在现实之中足以让个人完成再生产——工人的工资足够高，甚至养得起一家三口；工人结社也确保了工人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

　　而在这一历史时期，韩国与中国并不属于这一第一现代性的社会之中。两国的情况是类似的，大多数的人口是农业人口而极少部分获得正式岗位的工人确实有着于第一次现代性式的典型生活——特别是中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典型的单位制，同样呈现出核心家庭、稳定的就业以及国家社会保护网。但与此同时，中国多数的人口与韩国一样，生活在农村——等待着第二次现代化的洗礼。

　　而第二次现代性则对应着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对于西方的社会层面来说最为核心的特征就是「个体化」。「两次现代性理论」的提出者贝克特别强调：这里的个体化不只是一种解放，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刚性现实——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多元主义解放之同时，是里根与撒切尔对于工会的总战争，而这意味着摧毁掉家庭与其他的正式组织来实现压低工资的策略——或许最为反讽的一个事实是，新保守主义者一边在鼓吹着家庭的回归，一边又成功地压力的工资，以至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支撑不了家庭的维持；而这在左翼孱弱的背景之下，社会的个体化之后果又成为了新保守政治家口中「家庭沦丧布道词」中的案例。

　　而这对于韩国与中国来说都是经济腾飞的年代。比起中国，韩国更早上十年左右——而在这一阶段社会中大多数的人口迅速的城市化、工业化。理论上来说，中国与韩国这些农村的人口应当按照西方社会的步伐，首先迈入第一次现代性——即成立可靠的核心家庭、阶级斗争之中建立起劳工组织、得到国家保护网的支持——随后再经历第二次现代性的「个体化」。但事实完全相反，因为归根结底这些后发型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腾飞，正是因为可以成为国际资本的新猎物——而这也就意味着更低的工资与比起西方社会更高的剥削率。第一次现代性本质上是工人斗争调和的产物，它意味着资产阶级以及国家需要支付社会再生产的剩余——即给劳动者开出主意养得出孩子的工资。而需要经济腾飞的韩国与中国之中，这所需要的「阶级调和之慷慨」只会让资本逃离这两个国家。因此，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压缩居民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而这都是靠着对于工会组织的压制，以及对于家庭的竭泽而渔式开发。

　　简而言之，「压缩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与「个体化」同时展开，两次现代性一并发生。这一复杂的现象，自然不止展现为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的生育与家庭的问题，但家庭与生育危机的确十分靠近压缩现代性的黑暗之心——即剥夺劳动者再生产所需的剩余，或者所谓的「超级剥削」（hyper-exploitation)

　　张庆燮自身的研究之中——比如《压缩现代性的逻辑》——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但同样十分敏锐的指出：韩国社会的发展是一种「消耗传统社会之社会资本」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这理所消耗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即是「家庭」。这一点上韩国与中国同样十分相近，只是前后的差异。中国社会之中「家庭掏空腰包养孩子」与「留守儿童」的现象都曾出现在韩国，而这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国家将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再生产的责任压给了家庭——更具体的说家庭的积蓄以及社会资本。

　　以「留守儿童」为例，中国的一些农民工研究将其称之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即农民工在外打工的钱只比养活自身多一点，负担不起在城市生儿育女；而若想要生养下一代，则需要远在农村的家庭支持。简而言之：劳动力的生产在城市完成，而再生产在农村完成且需要农村输血。而这一现象也曾发生在韩国的八十年代：

　　事实上，很多农民工甚至愿意接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在韩国（以及其他地方），农民工这种迫切的反应让城市内的工厂主能够轻松实现利润增长和企业扩张，与此同时，国家工业资本快速积累、经济迅速增长。如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消费不能稳定地被工业工资所覆盖，他们就不得不依靠农村家庭成员提供定期物质资助。除日常生活消费外，年轻的农民工在生活中还面临着各种花费高昂的活动（比如婚礼），因此，他们希望从农村得到大量的家庭资助。通过各种临时家庭资助，农民家庭最终为城市工业提供了资助，不然农民工就需要更高的工资。（张庆燮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

　　而同样的也包括「家庭投资后代的教育军备竞赛」，以至于不用国家完全来出钱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传统式的家庭之中女性只能选择「不稳定的工作」来同时完成补贴家用与生养后代。这样国家与背后的资产阶级实质上将「完成社会再生产」的责任转交到了传统家庭上，而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原生于农村的家庭网络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家庭网络之中所积蓄的社会资本没有被耗尽。而一旦这些社会资本耗尽了，自然也就没有人生得起孩子了。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过于建立在家庭上。且不说中国，即使是在韩国的中左翼进步派执政时期，一般也会强调家庭作为社会保护网的基本责任，而不是让国家的财政来承担这一切。

　　而且正是这一点，造就了西方与东亚在生育率上五十步笑百步的境地——同样分配不公正的西方虽然也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由于其残存的福利体系已经转向了「个体化的原则」，可以给予非家庭而进行生育的个体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且能让生育率下跌得慢一点。譬如，所谓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在一系列低生育率国家之中是最不难看的。这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命题：生育本质上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具体的来说，生育本质上是一个再生产问题；而再生产在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

　　03

　　拒绝生育：一场无奈的怠工

　　写下《压缩现代性的逻辑》一书时，张庆燮基于的是韩国社会二零一六年的数据，而这大概正好对应着今天的我们。当时，张氏即十分尖锐的指出：

　　在韩国（以及其他东亚社会），现代性从根本上就是以发展主义或生产主义的方式构想的，因此现代化成为通过实现时间密集型经济发展尽快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的政治社会项目。这种旨在浓缩国家发展的有目的的方法需要通过各种政策、行为和态度来实现经济生产的最大化，但社会再生产条件和资源也因此遭到无节制的系统性牺牲。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方式下，韩国的浓缩国家发展导致了维持生计的经济部门、有社会收益的劳动过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共同体、生态嵌入的生活方式等都不可避免地衰落或消亡。虽然国家的所有超先进工业、有形基础设施、服务和生活方式正迅速发展，但在狭隘的发展政治经济下，这些阶级、世代、共同体、文化和智慧被视为不值得社会再生产支持的一次性用品，被剥夺公权并消亡，这让该国的文明甚至经济进步受到越来越多的阻碍。（张庆燮 《压缩现代性的逻辑》）

　　而这一「再生产的崩溃」也反映在了生育率上：韩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0.8的程度，而在中国这个数据则是1.0，已经低于日本的1.38——日本曾经过第一次现代性与企业法团主义时代的国家，至少还有着相对健全的个体化社会保护网。而当这样的低声育持续一段时间，人口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今日韩国与中国的情况意味着：社会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更高水平的生育率，只会在短期之内恶化抚养比以及财政的压力：一对年轻夫妇恐怕要同时养上两个孩子与四名老人。这不至于会引发粮食危机，但这对于就业市场与国家财政来说，后果都难以设想。当然，十分讽刺的是，这一危机恐怕不同于欧洲的养老金危机，毕竟韩国与中国都更加主张个人养老。则这一个人口衰竭的时代，恐怕会展现为代际之间的人道主义灾难：养老金不足以自己的老人被迫需要寻找自身的后代的帮助，而负担过于沉重的后代则会于对自己的父辈无情。

　　这一切在当前的韩国已经发生了，而我们也逐渐步入了这一轨道。对于这一现象，治理机关或许会焦头烂额、或许会给上几张杯水车薪的生育补助——这像极了想通过一千元的消费券诱惑居民去买房；或许还会龙颜大怒，让生不起孩子的人交税。

　　年轻的一代也就只以这一场漫长的怠工活动回应了。可以想象，一直到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前，这一场「拒绝生育」的回应都是哀伤多于激昂。比起自觉争取七小时工作制与高工资的罢工，这更像一名大旱之后农民颗粒无收，面对衙门征税时，只好一脸无奈的指向天空。

　　稿件来自于公民伯里克利

　　由NLR编辑部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