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全文）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将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视为使命。本刊编辑部最近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文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现为他的论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战略研究中国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以战略研究中国化为基本方向
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战略研究中国化，并做出成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张文木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来 “西气东输”成为现实。
张文木在其著作《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的全球商业力量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强大海军，后来，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他的这一立场又有深入。他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整体上概括了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继而，他提出中国具有 “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对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即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他提出中国应该树立“海洋自信”“海权自信”，因为目前中国虽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将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
张文木的著作在国外日益受到关注。《论中国海权》一书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研究所的所长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请张文木教授访学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非常钦佩您的学术研究，读过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寻味。您写的《论中国海权》在我们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但是我认为您写的文章很有见解。”
张文木将台湾看作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瓶颈，因为它牵制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终极安全的重要保障。近来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并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他提出，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将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称张文木是中国的“强硬学者”，甚至给他贴上“鹰派人物”的标签。张文木则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在本次访谈中他说，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一些。他多次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示，提示中国不应该像某些大国那样“过度扩展”。他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能重复苏联、美国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如果一定要贴标签，他认为“龙派”对他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谈到中国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张文木在访谈中再三强调，战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所谓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客观”“中立”之说的态度是他所不容的，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上的。对此，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性错误了。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张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谐与宽容，主张“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他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他认为，学者要求为政者应尊重学术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为政者的难处和他们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学者向为政者建言，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要留给对方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张文木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他认为，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他强调，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
知青岁月是人生经历的重要起点
四年的知青岁月让我知道了知识人应当向人民学习。
经济导刊：您曾经当过4年的知青，知青的实践经历对您此后的学术和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文木：如果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送我进入大学校园，那么，是毛主席让我在此前先上了4年社会大学。当时很多知青下乡迫于形势，而我则是半自愿地参与其中。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对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从1975年到1979年，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煅练。现在看来，到农村插队对我是一笔超值财富，在人生开始阶段，我在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得到煅炼：帮农民办沼气、搞夜校，与他们一起会战黄河大坝。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应向人民学习。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就了解了中国的多半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又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现在有的知青小说有把那段历史妖魔化的倾向，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对青年人的人生进步绝对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书写知青历史而成名的作家们，也不能否认正是那段历史给了他们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的人生动力、对祖国的感情都与那段经历分不开。习近平主席说，梁家河里有大学问。感谢毛主席，他让我在上大学之前先得到这种大学问。
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战略理论
中国的学问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的先验型学问高明之处。
经济导刊：上大学时，您学的是英语专业，为什么兴趣却主要在历史方面?
张文木：我在中学读过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此后就一直对历史很着迷。大学4年我始终是在上课学英文，下课自学历史。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这一特点对我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较好的作用。我在三年级时，到外系疯狂听课，世界文学、世界历史等就是在西北大学文学系及历史系课堂里打的底子。跨专业学习，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挺叛逆的。父母、老师都不赞同我的做法，我还面临毕业分配的压力。但我的兴趣已经形成，加上个性使然，我更加努力扩展知识：除了正常上课时间，我几乎用了全部业余时间和假期阅读大量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三年级时我决定考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笔试通过，但面试时失败。
经济导刊：你在读硕士研究生时，选择的专业不是历史也不是英语，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
张文木：我认为这个专业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可以跨越一切专业读古今政治人物和政治大家的著作，这些人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把握得比较好。这个专业其实应验了庄子的“无用”为大用的思想。司马迁说他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而言，这个专业最接近这个理想。读这个专业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比较熟悉。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经历非凡，必有值得研究学习的地方。历史上从古罗马时代的凯撒、汉尼拔到近现代史上从拿破仑到罗斯福这样一大批人物都值得了解。试想一个学生了解了这些知识和思想，这将对未来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导刊：你后来选择去山东大学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您怎样看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差异?
张文木：1992年前后，中国文人“下海”风盛，也有很多人转行学经济。但我感到如果自己也赶时髦，那永远只能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是最冷门的专业，但我看好这个学科，1994年我考上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
历史中，有许多被冷落的人后来却成了新时代的先锋。因此，我认为，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可以成为赢家。人生是循环，当人生回转时，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陈景润就是这样。但是，等待时的努力是很孤独的。文人往往在孤独的时候读书多。“四书”《老子》《庄子》等作品对我思想的震撼是很大的。东方学问多重结果轻程序，西方学问与西方社会一样，不问结果如何而是先问程序是否合理，或问你用了什么工具。这表现在我们目前学问研究中，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鲜活的思想在此完全僵化和凝固了。因此我深不以为然。中国的学问，不管是出世或入世，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学问高明的地方。西方也有经验型的学问，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乃至尼克松、基辛格的著作等，但这些著作均以“不科学”或“不是学问”为由为西学文人所轻视。中国“四书”中渗透着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并在我的思想中扎下了根。这一点在我现在的文章和著作中有明显的烙印。此后我少了许多激扬文字，知道了好文章不在个性张扬，也不仅在于所谓“逻辑严密”，而在实事求是。爱因斯坦的学问告诉人们，不同参照系下的速度是不同的;实事求是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参照系下的事物，其中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
经济导刊：您曾讲过毛主席的著作对您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读毛著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张文木：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典范，他也是中国学者学习的榜样。我一直都很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上中学时，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它们对我影响较大，在我知识结构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当然这还要感谢当时没有考试的特殊历史条件，也感谢毛泽东为中学生大幅“减负”的教育政策。当时自己对所读的著作其实似懂非懂，有时还有些偏激，一味地只想再造天地，也常被社会思潮弄得颠三倒四。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尤其是毛泽东那种结合中国实际的学风、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中获益极大。现在有的学生让我推荐好书，我还是推荐《毛泽东选集》。
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
经济导刊：199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刚好40周岁的您写了一篇散文《40岁，真好》。不惑之年您对人生、对学问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悟?
张文木：那是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前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兴奋主要是因为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了思想大转变。我明白了经验介入学问这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尤其是文科的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作品。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偶然性是牵动历史重大变革的先锋，而恰恰是经验而非“科学”逻辑为历史的偶然性留下了较多的余地，经验也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更有弹性。
其次，四十不惑，我对人生成败有了更深的体验。回想40岁前我的人生，成功多是由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构成的。1978年我差点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1979年上半年也因一分之差没被县里招工。这两次失败曾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极为悲观，但又正是因此造成我人生的重大转机。由于学习好的知青在上半年的招工考试中“一网打尽”，这使我在1979年下半年得以考上大学。1993年，我曾尝试“下海”或出国，也都失败了，结果，由于优秀人才被商潮和出国潮大批卷走，这又使我能够考上博士研究生。鉴于这些人生经验，我不主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也不喜欢“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说法，人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不必强求一隅，也不必强求一事，更不必强求一途。成败是可以转化的。
经济导刊：中国儒家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0岁您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抱负?
张文木：心情好时总想“振长策以御宇内”，心情不好时则要“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文人的通病。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确有勃勃入仕雄心。现在看来，当时读懂了几本历史书，却没有完全读懂自己。刚到现代研究院时，我曾踌躇满志，后来慢慢地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实，学者不一定都要学而优则仕，除非老天爷逼着没办法，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经济导刊：您在研究院工作期间，推出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您如何评价在研究院的8年?
张文木：我在时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我现在还是喜欢这个称谓，觉得它比较踏实。可以设想，如果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缩写IISS)也改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那将是什么感觉。学校的研究容易脱离实际，教师们一味为建立所谓学术体系、概念、逻辑等皓首穷经。这些东西用于教书是有必要性，但缺少问题意识，更难抓住问题的要害。学院里的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些，总想弄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以变应变的学术在他们眼中就是“不科学”或被认为“不是学问”;对资源、地缘政治及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现实问题却熟视无睹;对于国家的基本需要如资源需求等问题，他们则认为“俗气”而不愿深入研究。我不喜欢为此类经院式的“科学”去搭上我生命的大好时光。国家之事不可学院气太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成了账房先生，百害而无益。
在现代国际所工作的这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时光，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国家意识得到提升和强化，从过去的问题意识升华为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中又抽象出战略意识。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渗入到我的学术“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非常感谢在这里曾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经济导刊：作为学者，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国内外对你的学术评价很多，你认为客观性如何?
张文木：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从事着改变中国的伟大事业。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前读书使我找到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的选择。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我信仰和平与善，和平是不要欺负人，善是反对压迫。既然上苍给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做对国家民族有价值的事。我的躯体就像一条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这条“船”就可以复归自然。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惟事业永存。国内外对我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评价比较客观。Goldstein认为：“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而且与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官方发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显的距离。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导致他缺失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战略家所拥有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的学术背景。不过这点也正好帮他树立了‘真正的中国战略家’的名声，因为他拒绝被西方的机构和教条所迷乱和吸引。”
经济导刊：Goldstein先生正是从中国学派和中国学风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事实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战略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有中国学风的国际战略理论，看来，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学术目标。你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还曾说：“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什么是活动的学术，你指的是学风方面的现象吗?
张文木：活动的学术，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原则无方向的“学术”，是对学术的亵渎。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访学外，我基本没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也没有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兴趣。当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出国的太多。延安时毛泽东没出国，在窑洞里、煤油灯下照样写出《论持久战》。这本著作迄今仍是战略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而这样的著作，靠出国、靠课题费等是写不出来的。意大利的杂志《Limes》( 《意大利地缘政治》) 的记者对我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给予很高评价，该杂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国政治的最重要刊物。
地缘政治研究要结合中国国情
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
推进对中国海权的研究。
经济导刊：您在早期的研究中为何特别关注海权?
张文木：这是由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不走海权这条路。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卷入海外，中国主权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被分裂的危险，中国没有海权能行吗?国家命运促使我关注这些问题，这也是中国现实需要。现在天气预报都全球化了，自卫手段难道还不需要全球化吗?自卫，对中国而言，主要矛盾在海上。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不可丢。天使也是要吃饭的，国家所有的行为要受资源和市场的制约。出远门得背干粮，这是我们的产品，还得拿上打狗棍，这就是我们的海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海军呢?恐怕只有等将来天下大同的时候。2003年，我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中说，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经济导刊：关于中国海权，您提得较早，您的理论紧扣中国的国家利益，您近期研究的重点在什么方面?
张文木：我在研究中国地缘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而我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开始有适度回调。我提出了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高水平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资源政治，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因此，评价国家制海权强大与否，仅仅用传统的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强弱而忽视国家陆地版图濒海线长短及其与资源丰富地区的距离远近，是不全面的。与能量传输距离越远损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对于体量相同或相近国家而言，其濒海线的长短及其与资源地区的距离远近，从相当意义上影响着该国海权评级的权重。比如我们常说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权大国，并不是说印度比西方海权国家有更强大的海洋作战能力，而是说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陆主体板块可释放出对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因而也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特别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具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依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如能在高空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又使中国得以避免了英美国家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和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国家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因而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观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屿链”思维，实属无奈之举。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具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沿海已具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
中国所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远涉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继而“海权自信”应是中国文化中的应有之义。
经济导刊：您曾经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它在战略上意味着什么?
张文木：西太平洋关乎中国重大的主权利益，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在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也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一直考虑适时解决台海祖国统一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 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两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显然是对台海祖国统一后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及其力量布局的深入考虑。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
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经济导刊：有些人认为大陆与台湾必有一战，您怎么看?
张文木：我今年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怀柔”思路。我认为，台湾没有资格与中央政府做军事“叫板”。台湾的背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将这两个国家关系摆平了，台湾自然就回来了。今天，除非不得已，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随着中国的强大，依靠“怀柔”政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很有希望的。所谓“怀柔”，就是将台湾抱在怀里，可以对“台独”分子使劲揉的政策，不能对“台独”分子以震慑和打击，就不能对主张统一的台湾同胞给以希望和温暖。孩子之所以是自己的，不是因为喂奶而是因为能抱住。抱不住的孩子，那也只能是白喂，我们对台湾应该有针对性的扶持，我们只支持台湾主张统一的爱国力量并给他们以温暖。比如，可以给愿意成为大陆公民的台胞的孩子在大陆上学、高考升学以优惠条件，在大陆居住可以有一系列优惠房贷政策等。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台胞自愿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那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就日益成熟了。
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
经济导刊：您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重视东北方向安全和西南方向安全的互联互动，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张文木：这是历史经验。如果说在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的话，那么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部，特别是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而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国东部出现乱局，英俄境外势力也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开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53年，就在朝鲜停战协议即将签字的前夕，毛泽东即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中国边界的蚕食。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入侵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个和平交往规律
经济导刊：去年中国和印度曾因边界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后来又趋于缓和，您的著作《印度与印度洋》影响很大。从地缘政治视角您对印度有深入的研究，您是怎么看中印关系的长期趋势?
张文木：研究印度不能就印度研究印度，而应当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印度。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思考再三后最终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年1月)”。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与进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儿、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他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帖木儿帝国的辉煌，失败后进入印度，其结果是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同时，自己也脱离中亚、融入印度并脱胎成印度人。
据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中印战争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是对这一规律的辩证运用。在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基辛格写道：“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
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原则
经济导刊：您曾提出过一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的分布及其消长规律，是不是您提出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黄金分割率”?
张文木：“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衰落的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成为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对中国未来而言，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留下的前车之鉴是有教益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即使中国未来崛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经济导刊：伴随着中美贸易磨擦日趋严重，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您怎么看美国、俄罗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张文木：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经济导刊：有人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概括为“新冷战”，你同意这种概括吗?
张文木：这是一种没有矛盾分析的糊涂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利坚民族及欧洲国家走向战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 由此刺激了舆论按着国际资本集国的需要，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与此相应，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世界局势。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他在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 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了“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 ，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是需要深入总结。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
近来国际国内舆论中开始出现“新冷战”的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口号。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这两个概念缺乏矛盾分析，它们从意识上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意味着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这样在客观上我们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喝彩”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我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经济导刊：您可不可以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已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使美国更加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他在卸任前“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是依托石油美元的金融资本，特朗普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移至军火美元。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中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经济导刊：当前美国外交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确切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换言之，战争，而且是世界级的战争已成为日益沉没的美国的“救生圈”。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手握大量军工订单的战争的政府，但是和其它产品不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在中南海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毛泽东说：“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因为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严重收缩。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名。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GS)排名第一，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John Ross)提供了详实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G7)在1929-194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2%，而2007-2018年间增长仅13.8%，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罗斯义认为：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发生在100年前。1916年，列宁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列宁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2015年的军费开支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它“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约占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 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占世界总体的40%，美国军费增长直接带动了全球军费增长的趋势。2018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包括6340亿基础军费与66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目前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原来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经济导刊：可否对当前美国的本质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货币没有主人”，货币-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示出它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
经济导刊：在这种形势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张文木：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和平，这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旗帜，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就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口袋里装满军火订单的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与俄罗斯建立起联合阵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新时代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是非正义的一方。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我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并在当前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伟大斗争中，为中国，当然也为世界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
学问必须经世，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为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经济导刊：1998年您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安全》，这是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项目?
张文木：我在学术研究中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的色彩。正是因此，我才选择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我将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思考的问题整理出一篇关于美国南亚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都在产生着影响，而且我愿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外，还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当然，“西气东输”现在已成为现实，但在1998年提出这个想法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简直是“幻想”。我不认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只不过与其他一些有眼光的同志想到一块了。我更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及时提出我们应做的事，不然要我们学者干什么。
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
经济导刊：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您怎样看西方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的贡献、影响以及缺点?
张文木：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马汉、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换言之，人类如果没有必须时时面对的资源紧缺的问题，那世界就不会有地缘政治这门科学。
我说过：“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近代以来，西方为了“生存竞争”将学科纳入政治视野来研究，而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大概是和平时期太长的缘故，反将政治纳入学科来研究，其结果进步的是思辨，丢掉的却是国家。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有中国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和20世纪的苏联。秦军抵齐城下时，齐人“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城静音投降;苏联和苏共更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我在研究中，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他们这些优点的过度运用便成了其理论的缺点。他们往往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结果也同样犯了思辨上去了、国家却衰落了的错误。
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这让他的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
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为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的原则。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国家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遭遇到“大失败”的为什么总是这些“满腹经纶”的人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偏离甚至违背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其中“环球同此凉热”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地缘政治的本质与生活常识是一致的。违背常识是要吃亏的，而违背常识的往往是其认识走不出书斋的人。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作为同行，这些学者的这些缺点也是我力图避免的。
经济导刊：您认为地缘政治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
张文木：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这正是地缘政治的要义。
地缘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学，而地缘政治学的要义不在刀子而在哲学。刀子是要有对象的。这就要求明确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边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说要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谈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转变。麦金德、凯南，尤其是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的是只有刀子而没有哲学、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能力界限的学说，这些学说则诱导他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1972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是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7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
国家战略切中的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关键利益。
经济导刊：您是长期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您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概念?
张文木：大战略，其要义不在“大”字。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倾向：将国家安全战略写得像国家安全大全。这种研究无边无沿，以致人类安全都成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就脱离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本意。战略，就其本性而言，切中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国家战略切中的则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其关键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能以一个“大”字而随便超越。大战略基于大的历史结构：纵的方面是历史，横的方面是现实，这样构成一个战略坐标系。
经济导刊：你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
张文木：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状况，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策略有余，而长期战略不足。今后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高于美国。但这不够：在全球眼光及世界治理能力上，中国还要扬弃性地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些东西。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现在还有一个提法叫“软战略”。软倒是不怕，只是有时软得失去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是贯穿政治的，政治就是国家战略不能再让的底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能力要求在复杂的问题中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将战略谈得过于窄，中国学者则谈得过于泛。印度学者谈得相当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得多，但内容比印度学者要空泛和含糊。比如我们常看一些学者文章中有“世界形势无非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等，都是一些不着调的空泛断语。终极政治就是战场，战争没有什么“三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不过，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们，往往冲在国际前台，真诚且不知疲倦。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稀缺资源应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利益应是战略研究的目标。离开这些的战略研究，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理论逻辑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约束
如果世界是多元的，必然性也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战略理论中存在的各式流派，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理论特点?
张文木：我对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感兴趣。如不结合中国实际，学那些东西就是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学习至今，如果说从属感，我倒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学说是为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从方法论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在哲学上认可辩证唯物主义。和平的基础是均势，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才可以建构理念。中国正在直面越来越大的国家风险，很可能还有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已强大到了美国那个程度，我可能更多地强调理想与和平。我现在看问题基本不带流派色彩，看出的是“X光片”。我只归属于自己的祖国。
经济导刊：您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您认为哲学上对您产生影响的是哪些?
张文木：我受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还是西方培根、杜威的经验主义，我都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法权分析是我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而且我做的不是学理上的，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法权分析。逻辑上我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逻辑而非理论逻辑。现在学者往往从逻辑上而非根据经验来推理政治学问。但逻辑必须受实践经验的约束。有时逻辑没错，但经验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在一起，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一只饥饿的老虎与二只羊在一起，就既不会等于负1也不会等于3，而是等于1，这正如萨达姆与布什加在一起，就不会等于2而是等于1的道理一样。有人不同意，说只有同等质量的事物才能形成某种数理关系，但这只是逻辑推论。而实际经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事物每分每秒都处在变动之中，质量绝对同等或一致的事物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1+1=2”的算式只是观念中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展现：现实生活中的解题更多地要靠“实事”中得到的“是”即实际经验。中国目前的现实逻辑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处在弱势，我的学术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弱势地位，此后再谈与美国的“1+1=2”的和平认知。我不认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立原则，政治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
另一方面，我也接受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群环共构的体系，世界也是由不同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法权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这样就引导出我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结论。
从哲学上来说，真正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儒家讲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握住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力量的国家不会有人认同，但有力量却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就是仁爱之霸。没有力量，谈不上仁，没有仁爱，则无大国地位。人也是这样，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过了有限性就自我否定了。
经济导刊：您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怎样理解?
张文木：如果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必然性也就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不在于我们对规律的把握，而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驾驭实质上是一门艺术。大凡伟人，都是艺术家。杜威说，理论是科学也是艺术。现在也有人在国际关系领域讲“科学主义”，研究问题讲究定量，乃至数量化，但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教学领域或计算机软件设计领域)是有意义的，而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国际政治领域，它无异于“宋襄公”的兵法。国际政治本身是博弈学说，博弈就是一门艺术。艺术多是无固定章法和反形式逻辑的。我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艺术是高度灵活性而又有其原则边界的，但如果越过了艺术许可的边界，灵活就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艺术灵活性的机械形式，因而它与科学主义一样都是另类的反艺术主义。科学主义者们(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如果还不能理解这些，那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奥妙，更不能理解“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的深意。我说的“艺术”，更接近老子的“道”的表述。
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是龙派
今天我们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的。“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首先要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必然牵涉政治。目前学术界有些学者，要么刻意地远离政治，要么过度政治化。作为中国学派，如何看待和协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张文木：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把古今很多学者弄得颠三倒四。其实，直接操作的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不一样。学者的任务是发现“天理”，通过发现“天理”来改变“人欲”。为政者则是研究“人欲”，通过“人欲”实现“天理”。行政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垂直性，而学术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平等性。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想做政治家，《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为此他一生颠沛流离，其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求之，不得;不求，上进。
为文的和为政的双方要相互理解。学者往往认为发现了真理就要看到结果，不顾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而执着“诤谏”，这是由于误读历史而产生的书生气。我们是否在要求为政者尊重学术规律的同时，也要尊重为政的难处和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权利?另外，学者的建议万一错了，可以以“思想自由”或“学术无禁区”而溜之大吉，而为政这时面对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历史责任。
这里面主要是心理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认识到为文和为政的一样，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情况就会好许多。互相批评可以，但是不要对对方形成过大的压力。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判，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知识分子拥有话语力量，因而对社会也是有责任的。历史上的大进步或大灾难，哪一样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呢?为文的作用是建言，但要从建设性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说话。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都是为社会“治病”的“医生”群体。医生不能用病人的身体来试验自己的思想或“理论框架”，而是要研究病因，将病人的病治好。中国历史上政学双方都有走的过头的时候，其结果都不好。人，不管是谁，接受某种思想是需要时间的，让人家认识，进而接受，比让人家佩服更重要。我们过多地强调尊重学术，是由于过去对学术尊重不够。但我们也应该尊重政治。我们不能要求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全才，他们也是普通人：即使学者提出一个好建议，还得经过政治家个人的消化，反之也是一样。
我现在更欣赏“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的守成心境。我还是一介书生。书生有长处，但如不自量，那短处就更多。这短处害了个人也就罢了，但如果像盖达尔那样害了国家和百姓，就罪莫大焉。做智囊我不一定合格，作一个学者还可以。理论正确与否不在逻辑，更不在胆大，而在历史的检验。学问不是用于炫耀个性的东西，它牵扯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经济导刊：有人称您为“民族主义者”，也有人称您为“国家中心主义者”?
张文木：“民族主义”不能准确地表达我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我认为民族主义在国家成立后，往往演变成一个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文化是只有权利而没有权力的。权力是要经过法定的授权程序，而权利则不一定要经过授权，有些权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护。比如，你有想入非非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大授权，你就没有实施你这些想法的权力。确切地讲，我主张“公民国家”的概念。国家的主权是由居民的人权、继而民族的自决权来让渡并由此形成的公民权的支持而来的，公民必须依法纳税和效忠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应该依法尊重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支持，国家就难得和谐。中国的公民国家有中国的特点：与法国“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经历相似，由于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应当是以工农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以工农为基础人口的人民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的国家。“人民”是一个居民主体而非少数个体的概念。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但中国的法制不能等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中国的法制应以保护工农利益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工农的支持，国家也就成了泥足巨人。这样的国家与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要求。如果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者，“环球同此凉热”将是我追求的理想。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对您个人的一些评价，比如 “激进”“左派”“鹰派”等?
张文木：其实这是雾里看花，根本不是那回事。学术上我无门派。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但是这又说不明白，别人不好定位。其实，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如果硬要概括，可以说，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告。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之台湾尚未统一，所以我强调强力崛起，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经济导刊：您一直非常强调学者要有立场，是不是不太赞同“客观”“中立”提法?
张文木：不仅是学术，即使做一个公民也不是没有边界和立场的。学者不能像有些教授那样一生梦想“当兵就当美国兵”。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在祖国的立场上，犯了错误好改正，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错误了。“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就不能是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我们看看国际边界，尤其是资源富饶区域的国际边界，曲曲折折，有哪一个拐点不流淌着鲜血，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拐点?在天国中讲国际政治，只能是美国卡特总统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事，其结果已是不言自明。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真以为它是所谓纯学问。
经济导刊：您近两年有什么研究和出版计划?
张文木：2017年，我走入人生甲子年，六十岁的人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一个总结。已有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战略文集，总括下来要有十卷本的规模。未来一两年，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外，其余时间我可能要在这套文集上投入较多的精力。至于时间，可以用减法实现加法。
地缘政治中国化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是我研究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地缘政治研究所成立，我受聘名誉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并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吸收和消化，地缘政治学开始在中国本土扎根，中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将告别“言必称希腊”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