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如何保证香港长治久安？

　　最近几天，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共同引导下，香港部分市民做出了一些不理智表达，干扰了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干扰了香港法治建设的改革创新，给整个中国社会带了影响。作为内地人士，在希望香港保持长治久安的前提下，同样也盼望中央政府能为香港可持续繁荣富强勾划出更全面系统的战略蓝图。

　　毫无疑问，香港的繁荣昌盛，从根本上讲，取决于香港市民，香港的稳定和谐，从根本上讲，也依靠香港市民。所以，我们在看待香港今天和明天的时候，必须从香港市民身上找切入点。

　　如何从香港市民身上找切入点？

　　简单点看，大家可以认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香港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和香港法律，香港人必须履行国家义务，香港人必须在一国的前提下开展活动。

　　更深入一点思考香港，我们又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香港;二是从国际化视角审视香港;三是从大一统中国的未来前景角度谋划香港。

　　从历史看，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悲伤——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是近代中国的耻辱，同时也是难以回避的实事。因为有这个耻辱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累积的恶果——香港市民国家思维的离散化。大陆十三亿多人的内心世界与香港部分市民的内心世界并不完全重合，甚至是交集较小。这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什么反映?很简单，大陆人与香港人的相互排斥感强烈，互相不理解对方。

　　从国际视角看，我们需要承认一个客观现实：香港人的国际化思维比大陆人更为明显。这既有前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也有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的推动力。相对较普遍的国际化思维容易让香港市民更多用国际理念评判对错，合理的，不合理的，他们可能都全盘接受。矛盾的对立两方面在香港可能更容易找到共存的空间。

　　从未来的前景看，我们必须考虑香港绝大多数的信心与忧虑。香港人的信心来源于香港的基础很厚实，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深度国际化，当然，也有大一统中国的后盾作保障。香港人的忧虑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习惯性生活模式的不确性改变，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地都可能导致一场特殊的风波，蝴蝶效应很容易在香港行政区里得到验证。

　　香港人现在和将来最为关切的是什么？

　　香港市民非常关切繁荣生活的可持续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香港市民与内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接近，甚至有相当大一部分香港市民的生活条件已经远远落后于邻近的广东，之前的心理优势逐步丧失，新的危机感越来越袭上心头，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到部分人的情感深处。有鉴于此，大陆同胞不能简单地数落香港市民，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谅解，应给予他们较长时间的心理适应期，直到两地人民的认识水平逐步靠拢。

　　作为中央政府，应该尽快推出什么样的突破性关键改革?

　　这个“关键”应该放在多数且并不很富裕的香港市民身上。我过去曾讲过，中央对香港的治理要从依靠贵族转向依靠多数市民。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如何能做到依靠多数?个人认为，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在改善香港市民住房条件上做些突破性规划，比如说，在深圳和珠海划出专门空间建设供港人购买的商品房社区，专区大小视香港市民的需要做动态调整，尽可能考虑长远一点，在交通上也做出配套建设。这件事若能纳入考虑，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国人大立法和香港特区立法都要跟上，并且要做到上下统一，经全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同时表决通过，不给未来留下争议空间。

　　香港人很关切民主理念。英国殖民香港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给香港人民以民主，从来没有让香港人决定香港的命运。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给予香港足够的民主权利。然而，非常荒唐的是，获得民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香港市民反倒以激进的民主情绪敌视中央，并且有相当数量的香港人以奴才的心态借助曾经奴隶自己的主子攻击自己的祖国，流露出“宁为西洋奴，不当中国人”的媚外心态。如果把香港比喻成流落多年的游子，那么，祖国母亲可以不计较部分港人目前的非正常心态，还可以给予他们更加宽容的新政，当以更开阔的心胸为香港人制定出更符合港人利益的民主新政。我在2014年就讲过，大陆应该可以在香港民主进程问题上更大胆点，更智慧点，越不愿意走出大步子，越会给外界以畏惧倒退的观感，掏了心，费了力，还不讨好，决不要把民主当洪水猛兽。

　　香港人迷恋外国势力的“撑腰”。作为中国人，他们害怕中国人，为什么?他们怕什么?外国人能给他们什么?香港人把英美当靠山，并且一遇事情就习惯性求助于美英，这说明他们从求助中得到了好处，否则，就不会坚定地依靠它们。我们必须反思一个问题：过去二十多年的历次携洋自重式诉求是否全都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如果不合法的诉求能够因美英介入而得逞，后患将是无穷的。如果合理合法，那么，我们就没必要给港人寻求“庇护”的机会，必须把工作做到细致入微，尤其是要开放透明。这个“开放透明”不只是执政要求，同时还是香港民主的国际化示范。要去掉香港人寻求洋人庇护的旧思维，必须做到三点：事前，给予香港市民充分的讨论空间；事中，不给任何敌对势力以勒索的空间；事后，让香港人感受到祖国比美英更可靠。

　　香港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该做些什么调整？

　　一是要弄清楚“一国两制”的确切含义。从近二十多年的实践看，香港人只在乎“两制”，而忽视了“一国”。更为普遍的错误想法是把“一国两制”误读成“一国两府”，把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并行等同，忽视了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地方政府。有了“一国两府”的思想，就必然会在部分人心中产生港独的思潮，就一定会让部分人从对抗中央政府的煽动性宣传中找到共鸣。

　　二要搞清楚“港人治港”的含义。港人，必须是中国人，那么，港人治港，必须是中国人治港，而不是外国人治港。何谓治港，这必须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二是立法，三是司法。也就是讲，我们讲港人治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人员必须是中国人。举个例子讲，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们如果大多数是外国人，就不能说香港的法治权在中国香港人手上，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法治权不在中国香港人手里，怎么能算“港人治港”?那还是洋人治港。要满足“港人治港”的基本法要求，收回部分外国人的殖民权就显得非常迫切。

　　三要搞清楚“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共生性。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二者相互支撑。香港回归了二十多年，香港人从来只关注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从来就没有履行自己的国家义务，拒绝履行义务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殖民教育不能继续;为国纳税才是理所当然，纳税之后再反哺是另一种安排;公民尽国防义务应成为法律要求。

　　四要接受“基本法”的变与不变。世易时移，法自然也要跟着变，这是古今常理。宪法可以修改，宪法也可以用修正案的方式进行动态调整，基本法怎么可能成为死法?基本法是中央授权下的立法，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权法，基本法的动态性取决于香港变局下的国家需要，不取决于外国人是否同意。变，有利于多数港人，不变，只有利于少数港人。

　　五要搞清楚“港独”的法理缺失。香港人讲法治，而港独找不到任何法律支撑，任何以宣传港独的言行都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因为言论自由的界限是依法。美国加州人公开要求独立，美联邦政府是否认为一种自由?中国必须让港独分子和港独团体付出高昂代价，《分裂国家法》是适用于全中国的普适法。香港是自由之地，但不是法外之地。拒绝外国敌对势力驻扎香港，要像拒绝洋垃圾登陆中国一样。

　　香港，是中国中央治理下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人有责任维护好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大陆人民需要用更加尊重历史、更加尊重现实和更加尊重人类文明进步大势的心态看待香港同胞，中央政府有理由在维护好港人现实利益的前提下为香港勾划出更加美好的蓝图。当然，如果某些内外敌对势力执意破坏香港的美好未来，中国中央政府也有义务采取断然措施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在具体的立法、司法与行政实践中，我认为，应该把握好以下四点：不成熟的改革不贸然推行；深得人心的民生政策要及时跟进；合法透明的成熟方案要坚决推进；对违法乱港的敌对势力绝不退让。

　　写于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 原载个人微信公号“孙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