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上海公报》成功的历史经验

　　“从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伟人那里汲取外交智慧，会大有益于今天的中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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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拉开帷幕。

　　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史上，具有特殊意义。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奠基性文件，这份文件也经过毛主席的逐字推敲与修改，堪称当代中国外交文件的典范。

　　中美谈判重返上海，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47年前中美关系的大门被徐徐打开的那一刻，这是对的。从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伟人那里汲取外交智慧，会大有益于今天的中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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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海公报》时代的中国外交，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加以概括：主体性、独立性、平等性。

　　中美关系的改善，绝不允许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为代价，也绝不允许形成对美国或明或暗的依赖、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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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精英有偏向的叙述和刻意误导下，许多人稀里糊涂地认为，当年中国之所以要“小球推动大球”，改善中美关系，是因为珍宝岛之战后，中国无法承受苏联的军事压力。

　　这是完全错误的解读。

　　从心理的角度看，这种解读本质上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而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对现实国际关系的一种投射，即总想躲在什么人背后，总想依赖什么人拯救，总想让别人出头而自己不出头，等等。

　　由于这样的心理影响，他们就不能理解当年毛主席推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不是出于对苏联的惧怕，而是完全独立的、出于对中国利益的长远考虑和战略安排。

　　近代中国历史上，“总想依赖什么人拯救”心理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以夷制夷”，从李鸿章到蒋介石可谓一脉相承，而对此最为迷信、最愚而好自用的就是蒋介石。

　　抗战后期，蒋介石一心搭想美国的便车，不肯积极开展对日反攻，结果导致中国在雅尔塔被美苏联手出卖，今天也无法改变的后果就是外蒙古与中国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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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是从中国的主体地位出发，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的。

　　首先，在世界革命的前景暂时消失，即北美和西欧、日本等地暂时不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新中国确实面临一个必须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交道的问题，老死不相往来是不行的，用今天的术语说，就是“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必然性。”

　　事实上，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毛主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做了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1949年毛主席决策保留香港这个“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就证明了这一点，而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更是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绝对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