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就《古田军号》对罗老师讲几句话

　　共产党的历史，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历史。毛泽东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部毛泽东传，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传记，也是人民军队的传记。毛泽东，是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灵魂。在毛泽东生前，是;在毛主席去世后，也是。只不过，1976年9月9日前的历史，是围绕着要不要按照毛泽东领导来展开;而此后的党史军史国史，是围绕着要不要毛泽东思想展开，如此而已。党、军、国、民、族，想撇开毛泽东而独立撰写自己的历史，那只能是个笑话;想在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上写历史，那只能是疯话。主席生前，这么做是笑话;主席身后，想这么做，也还是个笑话。

　　　这个说法，我本人也是深思熟虑的。

　　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总想在否定毛主席、撇开毛主席至少也是要“三七开”的前提下，写出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军史、国史，写自己老爹、老妈的革命史，我想，你们在搞行为艺术。

　　罗援老师把古田会议说成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矛盾斗争的结果，我想也是可以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朱德两位伟人，当时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建党路线、建军路线、革命路线。我理解，毛主席的路线是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光是“打仗”，还要“筹款子、做群众工作”。打仗者，军事也;筹款子者，经济也;做群众工作，政治也。就是说，红军，要做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还要做宣传、教育、医疗、妇女、青年、婚姻等文化方面和人民生活方面工作。朱老总，几乎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纯粹军事路线，没有意识到红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重大任务，而且，这方面的功能，至少和打仗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只能说，朱老总，此时，还是个军人甚至是旧军人，还没有完成从旧军人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蜕变。

　　我本人把党史、军史、国史，简略地概括为四个会议、四个关系、四个阶段：古田会议解决了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矛盾;遵义会议解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矛盾;延安整风解决了毛泽东和王明的矛盾;文革解决了毛泽东和刘邓之间的矛盾。每次重大会议，都促使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者，向革命家转变，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斗争中落伍，甚至是退出历史。

　　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算进去呢?不算，因为，张国焘是个叛徒，是个投机主义者。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其实，层次非常低，无非是个小军阀和伟大领袖间的矛盾，如果不是张国焘误导着那么多红四方面军将士，这个矛盾，甚至不值得一提。这样的矛盾，其实在此前的党史军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比如陈浩叛逃事件。再说，这个矛盾，随着张国焘的叛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尽管张毛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危害极大，险些葬送中国革命。但，却不能和毛朱、毛周、毛王、毛刘矛盾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