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中性”的实证，只是一个梦——马政经何以“实证”（之五）

　　赵磊：为什么要跟“实证”较真?——马政经何以“实证”(之一)

　　赵磊：马克思不实证，谁实证?——马政经何以“实证”(之二)

　　赵磊：马克思的“抽象力”为啥这么牛?——马政经何以“实证”(之三)

　　赵磊：“跑数据”写不出《资本论》——马政经何以“实证”(之四)

　　(一)经济学与伪娘

　　大家可以去翻翻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面一般都写着一句很牛逼的自我鉴定：现代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没有“性别”，是完全“中性”的，所以，最客观、最公正、最科学、最不偏不倚。

　　在马克思看来，“中性”的经济学就类似于泰国的人妖，伪娘而已。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及单纯的物与物的关系。所以，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必然内生出研究者的立场选择。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立场选择称之为“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别指望要把伪娘装扮到底的人接受马克思的逻辑，因为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承认经济学内生的阶级性。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强加给经济学的。而否认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重要依据，就是西方经济学所定义的“实证经济学”。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断言:

　　【“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实证经济学是或者可以是一门‘客观’科学，其‘客观性’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完全相同”。】

　　不仅西方学界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中国当下的学界亦大抵如此。

　　就我身边经常看见的事例而言，中国经济学的风派学者，尤其是混迹于其中的三流学棍就公然宣称：“只有统计方法才是经济学唯一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科学。

　　更可笑的是，新时代以后，这些学棍开始恬不知耻地在各类总结报告中忽悠组织：我们经济学研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是没有最什么，只有更什么。

　　说这类人是“棍”，那是抬举他了，应该说是“渣”!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于经济学的“定量实证”，已然成了否认经济学有立场选择的科学外衣。其中的典型做法，就是用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俗称“跑数据”)，来代替甚至否定社会实践。

　　然而社会实践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社会实践的阶级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只要脑子没被西方毛驴踢过的人，就应该看出，在检验经济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绝不可能是“中性”的，绝不会是“不偏不倚”的。

　　既然已经习惯于自己的伪娘性别，那么为了标榜经济学的“不偏不倚”，西方经济学用“跑数据”的实证检验来规避丰富的社会实践，也就不奇怪了。

　　(二)“跑数据”并不“中性”

　　问题是，“跑数据”的实证分析真的就是“中性”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根据计量经济学领军人物弗瑞希(Frisch)对计量经济学的权威定义，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是量化的经济理论与统计观测相互融合的结晶。

　　既然计量经济学的“结晶”里面有西方经济学的遗传物质，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就必然贯穿于整个计量工作的过程之中。

　　问题的要害在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张“中性”吗?

　　如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并不是“中性”的话，那么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进行假设、演绎以及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又何以保持自己的中性呢?

　　其实，很多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并不讳言经济学的“非中性”。

　　比如，凯恩斯宣称：

　　【“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比起那些自称“不偏不倚”的经济学家而言，凯恩斯要诚实得多。

　　再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也说：

　　【“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在于，总体上来讲，自然科学领域动机在观点形成的过程中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理论的倡导并不是因为可以获得任何的名或利，或者是经济上的好处。一个世纪以前，探讨相对论跟任何经济收益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经济模型对于社会的某些部分有经济利益，所以整个经济领域就会倡导在某个经济领域所适用的原则。”】

　　哈哈哈，“名利”和“好处”，还有“利益”。经济模型中有了“利益”，它能“中性”吗?

　　又比如，对于经济学中标榜中性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就连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也不以为然：

　　【“唯科学主义观点不同于科学观点，它并不是不带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

　　对于把“跑数据”的实证分析视为完全中性的观点，哈耶克的话是比较打脸的。

　　(三)自然科学也难以“中性”

　　我必须给大家普及一个科学常识：不仅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不可能是“中性”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的实证分析，那也是“非中性”的!

　　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

　　【“我们不再有任何根据去谈论一个物理客体的独立行动，因为在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有个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在原则上是不能说明的，如果这些仪器按其目的是要允许毫不含糊地使用描写经验所必需的各个概念的话。”】

　　换言之，我们所感受到的“现象”或者我们“实证”出来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归结为事物自身原本的状态)，而是受到实验者的观察位置(立场)、实验仪器决定和影响的结果。

　　自然科学的“非中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现代物理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突破了那种把‘现象’归之于自在事物自身的东西的直观观念。如量子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处在量子水平上的微观客体，而只能看到客体在测量仪器干扰下显示出来的宏观效应，如云雾室中的水珠、盖革管中的闪光、照相底片或屏幕上的影像或痕迹等等。在这些宏观效应中，很难区分哪一部分属于客体自身的运动状态、哪一部分属于仪器的干扰，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因此，在物理实验中看到的‘现象’，并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即便是对宏观对象的观测和实验，我们也没有多少理由谈论客体的独立行动，因为任何观测都只有在观测者通过工具行为与观测对象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过程上看，任何实践活动(观察、实验、生产等等)都是实践主体使用工具(人体器官、实验仪器、生产工具等)与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对象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作为我们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的‘现象’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

　　“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的科学含义在于：既然“现象”不是自在之物，那么我们通过“现象”所获取的实证结果，也就必然因方法论和工具的不同，而具有“非中性”。

　　请大家记住这个科学常识：自然科学的实证工作并不是“中性”的!

　　(四)何况社会科学

　　既然自然科学的实证都不可能“中性”，那么，社会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实证的“非中性”就更为鲜明。

　　事实也是如此，不论是定量实证还是定性实证，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实证的结论将大相径庭。

　　比如对于“剥削”这个经济事实，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着不同解释。之所以如此，张文喜教授从方法论上做了相当到位的分析，我不妨引用如下：

　　(1)“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错误地认为有了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剥削不可能存在那样，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无批判地满足于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所谓‘看得见的’经济领域里的经济事实，故此遮蔽了隐藏在‘物’的事实之下的人与人的剥削的经济关系。”

　　(2)“按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经济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看得见的’经济领域中的经验事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深入追究就可以阐明，经济事实肯定与此不同。首先，事实不会经人一看就自己组织起来。依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所谓‘看得见的’事实必定是‘在一定基础上和范围内’， 亦即必定是‘在某一理论问题体系所决定的结构领域内的一切对象和问题，同样，看不见的事实，作为被排除的事实，也是由问题体系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

　　(3)“剥削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事实，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直接给定的，它须经由对一些与剥削理论暗中包含着的相关维度的揭示。”

　　一言以蔽之，即使我们所观察的对象是同样的，但是观察结果却未必一致。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展开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则是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指导下展开的。

　　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去观察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人们当然看不见剥削的存在;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去观察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人们就一定能看清楚剥削的事实。

　　(五)结论：实证原来不“中性”

　　总而言之，经济现象并不等于经济事实。经济现象既可以相对客观地反映经济事实，也可以歪曲经济事实。

　　由于组织经济现象的理论框架不同，在不同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证分析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由此不难理解：

　　——对于价值实体“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的结论是“抽象人类劳动”，而庸俗经济学家的结论是“稀缺”和“效用”以及“边际效用”等等?(参：赵磊《效用价值论批判》，《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对于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的结论是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庸俗经济学的结论是“风险报酬”?(参：赵磊《政治经济学被颠覆了吗?》，《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

　　上述结论其实都有经验实证做依据，之所以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实证既是“感性”的，也是“非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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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1)本系列博文来源于拙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全文约2万7千字，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2)拙文发表在网络上时，文字和内容有所增补，且略去了引文和注释。若需确认引文出处和参考文献，烦请核对原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