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共同富裕，如果有人想反对，我不做太多反驳，他们有自己反对的权利。不过，我绝不容忍某些人对新中国前二十几年下“静态结论”，更无法容忍有些人污蔑新中国的建设者都是懒汉。毛主席之后，我们的人均数仍然处在世界中间略前，并没有发生质变，如果没有前期的战略保障，能不能保得住现实成果尚难预料。歌颂后期大成就是可以的，污蔑前期创业者是可耻的。

孙锡良：你的父母都是懒人吗？

　　中国提出走共同富裕之路本是好事，亦是初心的再宣示，更是新中国制度设计的目标。不实现共同富裕，哪来的共产主义？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是很理性的，始终秉持两种想法：不期望在很快时间内实现，因为中国有14亿多人；不刻意参与实现目标的选路之争，因为实践可以沿途进行校验和修正。

　　然而，有一种广泛的声音我是坚决反对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一部分干部，一部分富人，听到“共同富裕”四个字就紧张，生怕别人动了他家祖坟，他们反对“共同富裕”的理由很一致：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平均主义”；把“集体致富”曲解为“大锅饭养懒”。

　　这批人的观点能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的秘诀是什么？是利用了静态思维。

　　他们把新中国前二十几年的短短时长固化为一个“真理性结论”：只要坚持新中国路线，中国就永远是穷的，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的路线，中国就是个养懒的社会。

　　像持张维迎先生一样观点的人都在神化“市场致富”，他们抨击新中国前几十年贫穷的诱惑性也在于“静止论”，主张“静止论”的人之所以能欺骗相当大一部分群体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很多人缺少独立思考能力，不敢主动提出反证；二是他们回避全世界还有大量坚持市场论的国家处于贫穷当中。

　　鉴于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贬低新中国前二十几年的怪现象，尤其是污蔑公有制养懒的错误，本人想从自己的人生历程出发，证明一下“养懒论”的荒谬性。

　　我们不妨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农村，二是城镇。

　　前二十几年的农民是不是普遍变懒了呢？

　　不需要列举具体事件，因为太过复杂，只需用抽象的方法就够了。

　　一是粮食产量的提高（以湖南为例）。

　　1949年，湖南省的稻谷平均亩产为324斤，1952年，稻谷亩产达到了374.3斤，1970年，达到414斤，1975年，达到484斤，杂交稻单品种亩产达到800多斤，1979年，亩产已经达到592斤，高产杂交稻已经实现亩产883斤，此时，还没有开始分田单干。见《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篇》第20至第35页。

　　1979年，苏联的粮食平均产量是多少？300斤。见《戈尔巴乔夫传》第81页。

　　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中国的化肥和农药严重缺乏，粮食增产主要靠深耕细作，如果没有农民集体的勤劳勇敢和创新，哪来如此快速的增长？相比之下，苏联在化肥农药充足的情况下，产量仅有中国的一半有余。这是一批懒惰农民实现的成就？

　　所有农作物播种下去，后期最重要的工作是“田间管理”，除草，抽沟，灌水，除虫，样样都靠人力实现，比起化肥、除草剂和杀虫药，人工效率并不高，但作用很大，没有这一系列辛苦的劳动，就不可能有稻谷增产。

　　二是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

　　现在，中国人基本都知道95%以上的水库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所修建，过去尝到了甜头，现在尝到了水库年久失修的苦涩。

　　不过，在水利建设成就上，新中国前几十年绝不只有修建水库这一功绩，更大更广泛的农民运动是年度性小水利建设，每到冬天农闲时节，内湖，内河，微小的水利灌渠，都要求清淤增容，有些小河还要求固坝筑堤。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保证了内湖、内河和溪泽在雨季的蓄水能力足够强，防止一雨就涝、一晴就旱的局面出现。

　　有关这一点，我打小就记得的，深冬时节，父亲就要打着背包外出修半个月以上的水利，劳动力都是轮换制，既保证了工程建设需要，又保证了体力不过度消耗。

　　三是植树造林。

　　有些人污蔑新中国成就，一提森林，就说中国环境的破坏源于大跃进砍树。这是胡说八道，大跃进的时间很短很短，大炼钢铁的时间更短，涉及的范围很小，能砍几棵树？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老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不要说1980年前，就在1990年前，我们那里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林场，栽的都是杉树或松树，林场有专人看管，树林成片，按成长期轮流砍伐并免费分配给农民。

　　砍伐之后呢？必须植树造林。

　　年轻人根本不懂当年是怎么造林的，可不像现在这样，挖个小坑，把树苗往坑里一放就完事。过去，造林是非常科学且讲究的，必须沿着山地挖出一条条长沟，沟的深度和宽度有严格要求，沟与沟间距也有要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可以保证树苗很快生根，可以保证树苗更快生长。

　　现在，我回老家，山已经不是那个山，要么被占用建房，要么生长的全是杂草和杂树，从卫星上看，“青山”基本还在，但树林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树林了。

　　四是雨天或农闲的杂事。

　　持续下雨，务工就有些困难。但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会闲在家里，还是有事可做。

　　农民干农业，除新种子之外，大部分作物都得靠自己留种子。棉花，花生，黄豆，小麦，等等，都是把种子放在各生产队仓库里，时间久了，部分种子会变质，需要重新整理。雨天，妇女们都集中到仓库里，各摆个小板凳，一边聊天，一边择种子，然后进行重新打包。

　　男人呢？也有事干。我们那个地方，以种稻谷为主，收割的时候，需要先把稻子给捆起来，用来捆扎的工具叫“捕”（音译），男人们雨天就集中到某家或仓库里集体“打捕”，“打捕”的材料是稻草，集体劳动，各显各的本领，会唱戏的人，还会边“打捕”边唱戏，劳动并不感到困乏，小孩子们也会跟着大人一起玩。

　　青年们在农闲时可以干嘛？组织民兵训练。练正步，练拼刺刀，练打耙，因为我家处在大队中心位置，有时候，民兵训练完以后，会把大量的真枪放在我家里或其它家里，第二天就省得再从远处搬运。

　　女青年，较少当民兵，但她们同样有事可干，纳鞋底，做鞋帮，打草鞋，等等，都是闲时的必备。

　　总而言之，农民一年到头的绝大部分时间真没闲着，他们是勤劳的，他们是积极乐观的，他们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他们都不是懒人。不能说农民没有些许偷懒行为，但劳累中的偶尔偷懒并不代表某个人就是懒人。

　　农民那么勤劳，为什么没有让当时的中国人吃得很饱很好？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全世界被西方制裁得最厉害的大国，每家每户都生育五六个甚至七八个，还有生十多个的，你让农民怎么满足大家的胃？如果近四十年也按这个速度生育，多少家庭可以保证有现在的生活水平？我敢保证，80%以上的家庭承担不了养育5个孩子的重任，不信你生下来看看？

　　说完农村，我再说说城市的情况。

　　因为我自小不生活在城市，对市民生活并不了解，所以，不敢谈市民生活。

　　不过，我毕业后在一家机械工厂工作了9年，对老一辈工人们有所了解，所以我选择从这个视角分析问题。

　　我工作的厂子，工人主要分两部分，并且界限非常分明，特点也差异很大，八十年代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和八十年代后参加工作的新工人，从管理角度看，那就是两种素质。作为当过几年生产副厂长的我，有以下几个印象：

　　其一，老工人个个有独特本领，或者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绝活，钳，锻，车，铣，刨，磨，插，气镗，等设备，每个工种，都有技师能手，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最高学历只是小学，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样样都是精品，“废品率”这个词，几乎用不到他们身上。

　　其二，新工人个个都有“特点”，但这些“特点”都让人头痛。除两三个工人坚持向老工人看齐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是难以侍候的主，懒惰，流氓气，不服从安排，不遵守工作纪律，拈轻怕重，不钻技艺，等等。在管理者眼里，这些人都是累赘。

　　其三，老工人比新工人更爱创新。跟大家讲点真事，我当年曾参与并组织大家迎接ISO9000认证，工厂是老厂子，设备十多年未更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满足国际标准并不容易，我本人的顾虑是很大的。但是，老工人不服气，他们经常能拿出你意想不到的办法，比如车加工，老机床只能加工1.2米的主轴，而我们的产品主轴有1.5米，本可以外协加工，但老工人担心专家要看本厂设备，下决心自己设计辅助安位，既保证生产安全，又满足国际标准。最后，专家组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特别表扬了工人们的创新精神。这个设计，我们厂科班毕业的大学生也拿不出来。

　　其四，老工人都有竞赛精神。我们厂在六七年代生产过矿机、电机、风机、减速机等等产品，尤其是矿机比较有名气。老工人告诉我：当年，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全国矿机比赛，看谁的机械持续钻矿的时间更长，看谁的机械钻矿的产量更大，稍有落后，回来后就拼命追赶，不超越，不罢休，后来成为全国有名的“矿通”。新工人可没有这股精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竞赛投机取巧，都是竞赛跟领导套关系。

　　其五，老工人都很单纯。我管理生产，有一件事是最头痛的，那就是“开工单”，我学冶金物理出身，从事的是机械行业，由老工人带了几年才出师，尽管基本上弄懂了所有产品的生产工艺，但毕竟不是操作工人，在开工时的时候，自然会有些许偏差。当老工人遇到偏差时，他们不会跟我争论，更不会强要工时，而是笑着告诉我每个工位的实际加工时间，然后让我下次开工单时再略微修正一下，如果工时开多了，他们还会让我下次减下来。新人工遇到偏差，态度就大不一样，要么拒工，要么骂娘，要么就是去厂长那里告状，吃不得一点亏。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经历是否有代表性，至少局部是真实的，我的老工人同事们，绝对不是养懒时代成长起来的懒工人，如果他们都是偷懒走过来的，那他们一身的精巧技艺是怎么学来的？他们一身的干劲是如何锤炼的？他们乐于奉献的精神是如何凝结的？我敢保证，没有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看到“懒”字。

　　最后，我必须问问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所有人，你看到你自己的父母都是懒人吗？在你的眼中，他们都是养懒时代的代表吗？他们都是靠懒惰把你们培养长大的吗？他们一直在教育着你们学会偷懒吗？

　　如果多数人回答是否定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污蔑那个时代是养懒时代。

　　如果多数人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必须再回答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各项事业的强大基础是如何靠懒构筑起来的。

　　共同富裕，如果有人想反对，我不做太多反驳，他们有自己反对的权利。

　　不过，我绝不容忍某些人对新中国前二十几年下“静态结论”，更无法容忍有些人污蔑新中国的建设者都是懒汉。毛主席之后，我们的人均数仍然处在世界中间略前，并没有发生质变，如果没有前期的战略保障，能不能保得住现实成果尚难预料。

　　歌颂后期大成就是可以的，污蔑前期创业者是可耻的。

　　附言：

　　1，如何看待海航的陈峰被采取强制措施？答：请大家再回看我2018年的文章《有关海航，还留八问待厘清》，在这篇文章，我把想问的问题都问了，现在，只希望能好好回答这些问题，回答不好，抓了陈峰，意义不大。

　　2，如何看待拜登涉嫌在元首会晤中拉坏裤子？答：真实性待定。希望中国能好好利用拜登的四年执政期，他可能想了很多大招，但他驾驭不了大招，太大了，会拉在裤子里。莫错过这个机遇期。

　　3，有学生问及如何评价杨振宁先生？答：因为不懂，所以，我真的没有资格评价老先生，他的物理成就应该由世界物理界来评价，不一定只局限在中国人的层面。至于杨先生对中国的社会贡献，那就只能各持己见了，不要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他人。

　　4，关于同资本的交手，有同志问黎明是否已经到来？答：刚进入，暂不谈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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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于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大学副教授。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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