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共同富裕，如果有人想反对，我不做太多反驳，他们有自己反对的权利。不过，我绝不容忍某些人对新中国前二十几年下“静态结论”，更无法容忍有些人污蔑新中国的建设者都是懒汉。毛主席之后，我们的人均数仍然处在世界中间略前，并没有发生质变，如果没有前期的战略保障，能不能保得住现实成果尚难预料。歌颂后期大成就是可以的，污蔑前期创业者是可耻的。

孙锡良：你的父母都是懒人吗？

　　中国提出走共同富裕之路本是好事，亦是初心的再宣示，更是新中国制度设计的目标。不实现共同富裕，哪来的共产主义？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是很理性的，始终秉持两种想法：不期望在很快时间内实现，因为中国有14亿多人；不刻意参与实现目标的选路之争，因为实践可以沿途进行校验和修正。

　　然而，有一种广泛的声音我是坚决反对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一部分干部，一部分富人，听到“共同富裕”四个字就紧张，生怕别人动了他家祖坟，他们反对“共同富裕”的理由很一致：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平均主义”；把“集体致富”曲解为“大锅饭养懒”。

　　这批人的观点能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的秘诀是什么？是利用了静态思维。

　　他们把新中国前二十几年的短短时长固化为一个“真理性结论”：只要坚持新中国路线，中国就永远是穷的，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的路线，中国就是个养懒的社会。

　　像持张维迎先生一样观点的人都在神化“市场致富”，他们抨击新中国前几十年贫穷的诱惑性也在于“静止论”，主张“静止论”的人之所以能欺骗相当大一部分群体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很多人缺少独立思考能力，不敢主动提出反证；二是他们回避全世界还有大量坚持市场论的国家处于贫穷当中。

　　鉴于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贬低新中国前二十几年的怪现象，尤其是污蔑公有制养懒的错误，本人想从自己的人生历程出发，证明一下“养懒论”的荒谬性。

　　我们不妨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农村，二是城镇。

　　前二十几年的农民是不是普遍变懒了呢？

　　不需要列举具体事件，因为太过复杂，只需用抽象的方法就够了。

　　一是粮食产量的提高（以湖南为例）。

　　1949年，湖南省的稻谷平均亩产为324斤，1952年，稻谷亩产达到了374.3斤，1970年，达到414斤，1975年，达到484斤，杂交稻单品种亩产达到800多斤，1979年，亩产已经达到592斤，高产杂交稻已经实现亩产883斤，此时，还没有开始分田单干。见《湖南省志农业志-粮油篇》第20至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