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三评《我和我的父辈》:“诗”与残忍

2021-10-20
作者: ​郭松民 来源: 高度一万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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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和我的父辈》的四个单元中,令我产生强烈反感的,是第二个单元“诗”。

  “诗”由章子怡执导,黄轩、章子怡主演,讲述的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发射背后,一个航天家庭默默奉献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影片却匪夷所思地沿袭了伤痕电影的风格,渲染了一种冷酷、残忍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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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伤痕电影,出现于八十年代初,如《巴山夜雨》(1980)、《小街》(1981)、《牧马人》(1982),以及引起巨大争议的《苦恋》(1980)等。伤痕电影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以后逐渐没落,不过种子绵绵不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部,最新的伤痕电影,则是去年张艺谋执导的《一秒钟》。

  伤痕电影,“创造”了一种风格,即“被占领状态”。影片讲述的虽是新中国的故事,气氛却宛如“敌占区”,肃杀而危机四伏,每个人都充满敌意,主人公随时可能陷入危险。

  2018年上映的《无问西东》,是伤痕电影走向精致化、隐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特点是影片的基调从“被占领状态”演变成了“集中营电影风格”。在《无问西东》中,黄晓明饰演的清华毕业生陈鹏,前往西北核试验基地工作的过程,宛如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犯。

  不能不佩服导演的别具匠心。

  有意思的是,章子怡恰好在《无问西东》的这一节中扮演重要角色,看来她对此颇有心得。

  

  那么,什么是“集中营电影风格”?

  凡是看过《辛德勒名单》《逃离索比堡》《波斯语课》等集中营电影的人都会有印象,概括来说有这样几点:

  一个,是“拿命填”。在集中营里,人命是最不值钱的。集中营也搞工程,由于人命最廉价,所以就直接拿人命做工具,拿人体做材料;  

  再一个,就是监控无处不在,一切都看守的注视之下;  

  第三个,就是集中营里的囚犯,面对残酷命运,保持一种宿命般的平静。  

  以这样几个标准来看,“诗”这一单元,是不是这样呢?

  在短短的二十几分钟的片段里,火箭试验基地居然三次发生剧烈爆炸,升起高高的蘑菇云。事故虽然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观众却只看到领导对试验进度的催促与强调,没有对人命的体恤,对安全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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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轩饰演的火箭工程师,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必然死亡的命运,每次去基地,都宛如上刑场。第一次爆炸事故发生后,他居然认为既然设备记录得不准确,那么“大不了用肉眼看”。这种“用肉眼看”除了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主动寻死之外,不能做别的解读,因为你在看到的同时,也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黄轩的儿子,其实是他的养子,孩子的亲生父亲是黄轩的同事,他早就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了,而章子怡饰演的养母,也平静地对孩子说,“我也可能死。”

  死亡相续,死不旋踵,这就是影片给人的印象。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现在被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在“诗”这一单元中,男女主人公没有表现出激情,只表现出了对残酷宿命的顺从与接受。

  不错,黄轩和章子怡从事的工作都是高危工作,但新中国的传统是:越是危险的工作,越要强调安全生产,一线人员不怕牺牲的精神和组织领导方面的安全第一是高度统一的,可观众在“诗”这一单元中,只能看到“拿命填”。

  至于影片用全能监控视角拍摄的镜头,大家只要看一看下面这张截图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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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诗”和紧随其后的“鸭先知”稍作比较,“诗”的伤痕性质就一览无余。

  “鸭先知”单元,时代背景是七十年代末。在影片中,一切都是美好的,画面是干净的、暖色调的,令人非常舒适,洋溢着预感“好日子即将来临”而雀跃不已的情绪。

  在“诗”单元中,整个气氛则是清冷的、压抑的、阴森可怖的,给观众的感觉是随时都会发生不幸事件。人们的穿着是丑陋的、破破烂烂的,儿童既肮脏又没有教养,简直像一群街头流浪儿,居住的地方,则比贫民窟还可怕,下雨的时候,房间变成了水帘洞,地板直接变成了水塘。

  有人也许会辩解说,那个时候条件就是艰苦嘛!

  艰苦不假,在创业的年代,某些时候或某些地方,实际情况可能比影片里表现的还要更艰苦。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业者们不仅不溃散、不退缩,还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比如两弹一星),与这样一个基本因素有关:

  一方面是极度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是集体内部“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的氛围——正是有了后一方面的支撑,创业者才没有被艰苦的条件压垮!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些电影,没有回避艰苦的工作、生活和自然条件,比如《护士日记》(1957)、《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老兵新传》(1959)、《北国江南》(1963)、《年青的一代》(1965)、《创业》(1974)等等,但同时也表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所以,艰苦的生活并不会给观众以凄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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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诗”这一单元中,人与人之间充斥的则是凉薄和冷漠。

  大雷雨之夜,家属区大面积漏水,男人都从车间回自己家了。章子怡也回到家中,发现一切都是一场灾难,全部的家具、衣服、被褥都泡在水中,儿子和她赌气跑到外面去了。她把五岁的女儿放到屋子里唯一一块不漏雨地方,崩溃而无助地拿起盆子向窗外舀水——这简直是地狱一般的情形,孟买的贫民窟也没有这么糟糕,但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她,领导没有来,同事也没有来,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刚刚在爆炸事故中身亡。

  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是可怕的吗?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应该唾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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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一单元的基本故事设定——章子怡不想让孩子知道父亲死亡——也很不合情理。试验基地发生了大爆炸,黄轩饰演的男主角在爆炸中身亡,生活在附近家属区的黄轩养子已经10岁了,到处乱跑乱钻,养父死亡的消息怎么可能瞒得住他呢?

  在章子怡的要求下,领导决定“男人都不回家”以封锁消息,但住在车间里如何解决生活问题呢?要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男人都不回家”不是会在家属区引起更大范围的恐慌吗?

  试问,一个荒唐的,不合情理的故事,又如何能够感动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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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电影,导演直接告诉你的,你应该重视;导演没有直接告诉你,但用背景、衬托、留白的方式暗示给你的,你更要重视,也许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

  有人说,从“诗”这一单元里,看到了牺牲。

  牺牲,我也看到了。但同时,我还看到了控诉,你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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