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评《我和我的父辈》:“乘风”与《集结号》
01
《我和我的父辈》(以下简称《父辈》)在重新构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作为电影本身,BUG仍然很多。
先说第一单元,即吴京担任导演、主演的“乘风”。
影片开始不久,日军即开始对冀中军区进行“扫荡”,骑兵团长马仁兴(吴京 饰)带领全团向后方转移,途中经过了一座村庄。
但这个村庄非常奇怪,似乎是一座“架空”的、抽象的村庄,而不是有模范抗日根据地之称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军区即其中一部分)中的一座村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抗日根据地农村中普遍建立的村党支部、武委会、妇救会、民兵队……等等基层组织,在这个村子里都完全不存在。老百姓呈一盘散沙的状态,日军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只挖了一个像红薯窖一样的地洞,靠一个惊慌失措的孕妇拿着丈夫留下的一支步枪守卫洞口。
这真的是晋察冀军区吗?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
“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把人民群众看得和军队同样重要,都是战争的主体,这是毛主席的独创性贡献。
在毛主席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民兵建设,提出了建设“百万民兵”的口号,民兵武装分为相对脱产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产的自卫队,自卫队则更细分为模范队(24岁到35岁到男子)、青年抗日先锋队(16岁到23岁到男子)以及妇女队(15岁到55岁的妇女),以后又统编为游击队和民兵队两部分。
晋察冀边区的民兵总数,1941年为30万人,1942年为40万人,抗战胜利前夕则达到63万人。
民兵的战绩相当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在1941至1945短短四年间,晋察冀民兵单独对日伪军作战37872次,配合八路军作战4834次,毙伤俘日伪军近3万人,缴获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不计其数。
1943年11月8日,日寇在沦陷区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上发表《冀西赤色地区调查记》,哀叹“凡是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两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和《地道战》(1966),反映都是冀中军区的抗战事迹。
无疑,这两部影片中,充满了主体性和自觉性,被良好地组织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机智勇敢地打击日寇的人民群众,而不是《父辈》中那些懦弱恐惧,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钻的老百姓,才更接近历史上冀中军区的真实情况。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还在于,《父辈》中的老百姓好像也没有见过八路军,对战士们毫无感情,并表现出令人齿冷的自私与冷漠——一位战士为了保护婴儿而被日军飞机射成重伤,母亲的反应是抱起婴儿掉头就走,对血泊中的战士,生怕沾包,连看都不看一眼。
事实上,在晋察冀边区,涌现出看许许多多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伟大女性,比如戎冠秀、李杏阁,并且不止一位母亲为保护八路军的伤病员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抗日战争,由于主要是以敌后游击战争的形式展开的,所以是人民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之一。“军民鱼水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支持军队,正如在晋察冀边区流行的一首民歌中唱的那样,“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另一方面,是人民军队宁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护人民群众。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但在《父辈》“乘风”单元中,却变成了骑兵团对老百姓单方面的拯救,吴京发现必须带着老百姓一起走时那为难的表情,似乎在告诉观众,这些人可真是累赘啊!
当然,《父辈》中这样表现根据地老百姓、表现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在冯小宁执导的《黄河绝恋》(1999),管虎执导的《斗牛》(2009)都是这样表现的,真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充分动员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倾情加入的全面抗战,而不是单纯依靠军队的冷冷清清的片面抗战,《父辈》“乘风”单元最根本的问题,正在于把全面抗战表现成了片面抗战。
02
“乘风”还有两个BUG,也很难让人接受。
一个,是当吴京率领骑兵团主力和老百姓来到渡口,即将进入安全地带时,却发现被大队日军紧紧追上,他醒悟到日军是根据自己的电台讯号寻踪而来。
于是,吴京命令通讯员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按照约定,负责诱敌的小分队就知道主力和群众已经安全了。
小分队果然上当了,看到信号弹后,他们给团部发了一封电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日军指挥官误认为电台所在位置即骑兵团主力所在位置,遂掉头而去。
结果是小分队的四个人,包括马仁兴的儿子马乘风(吴磊 饰)全部牺牲。
这个桥段,就把《父辈》降低到《集结号》的水平了。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不乏有小分队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而牺牲自己的案例,著名的“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都是。区别在于,没有一个案例是被上级欺骗,或钻入上级的圈套后陷入绝境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主动选择的。
上下级之间的信任是绝对重要的。必要情况下,指挥员可以下达“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也不能放弃阵地的“死命令”——比如在辽沈战役中,林彪对在塔山、黑山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都下过类似命令——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欺骗下级,上下级之间的信任一旦被破坏,等待这支部队的,就只能是失败和瓦解。
也许导演吴京会为这样一个桥段而得意,甚至感动,但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是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欺骗下级。这样的做法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均不符合,把八路军表现成了另外一支军队。
另一个BUG则是,在最后关头,吴京居然命令骑兵团挥着马刀,举着红旗,冒着密集的轻重机枪和山炮火力,穿过一大片开阔地向日军阵地冲锋!
这未免太缺乏军事常识了,简直是发疯!这不是把以“灵活机动战略战术”闻名的八路军降低到僧格林沁的水平了吗?
按照影片给定的情形,骑兵团的这次冲锋等同于自杀,绝无可能有人幸免。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吴京应该是想拍出黑泽明的《影武者》(1980)或《战马》(2011)中骑兵冲锋的效果,但情景、气氛都不对,实际效果只能说是东施效颦了。
03
当下中国电影人制作的红色历史题材电影,总让人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这里既有立场、情感的问题,也有他们不熟悉革命历史,闭门造车,靠以国军、美军或好莱坞电影为模版展开想象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靠票房、砸钱能够解决的,而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电影就只能低空盘旋,达不到应有的高度,也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和好莱坞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