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坚守人民立场对中国文艺发展的要求
【大型壁画《延安文艺 永恒华章》局部（范迪安 白晓刚 创作）】
坚守人民立场，需要发展中国文艺。要发展中国文艺，无论是模仿还是创造，必须取法乎上。因为一般而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坚守人民立场实际上是对文艺工作者和我国的文艺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简单回顾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启蒙运动，其显著功效之一是，通过普及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的白话文，使文艺大众化进一步发展。在文学领域，文艺界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农民文学”、“人民文艺”等口号，而且建立了不同于旧章回小说和新通俗小说的具有现代性的新文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把“推倒雕琢的阿让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目标。周作人倡扬“平民文学”认为，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这是一种与唯物主义相吻合的文艺思想。
在五四运动中及之后脱颖而出的鲁迅不仅实践了文化大众化，而且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顶峰。自鲁迅1936年逝世后，在当代中国，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几乎还没有人在世界文坛地位上超过他。毛泽东的书法和古体诗词虽然达到了无人可以企及的成就，但毛泽东不是文学和艺术的专业人士。1931年8月在美国纽约举行工人文化联合大会时，鲁迅和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巴比塞、美国的德莱塞等作家一起，同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而实际上，他的劳动强度和思维深度是这些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鲁迅以其辛勤而卓越的劳动，在其不长的文艺和学术人生中，广泛而深入地涉足小说创作、杂文撰写、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古籍校勘与研究、外国文学与学术作品翻译、旧体诗写作，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在文艺史、文艺批评、社会评论等领域）、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其成就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各国作家当中也极其罕见。鲁迅描写了“上流社会的没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重要的是还意在“改良这人生”，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据不完全统计，以此为宗旨，他的全集有700万字之多。仅就翻译而言，鲁迅一共翻译了十四个国家将近一百位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总字数约占他全部著作和翻译文字的一半。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当代中国无出其右者。他翻译的作者包括俄国、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家。翻译的作品有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他同诸多外国的作家（如萧伯纳）、汉学家、文艺和新闻界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生前就被译成英、法、俄、日、德、世界语各种文字。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中国文艺的发展只有取法于鲁迅，像鲁迅一样思考文艺，实践文艺。
毛泽东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要把文艺与革命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到1976年，中国涌现出大量的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族文艺作品，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长征组歌》、《红日》、《英雄儿女》。从思想性、艺术水平和形象塑造综合来看，中国1949-1976时期的一些电影作品不输于甚至远胜同时代的好莱坞作品。可以说，中国文艺发展的这种成就与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毛泽东提倡把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标杆和方向是分不开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即使并不了解多少鲁迅，没有机会得见多少鲁迅作品，但与鲁迅的精神是相通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艺队伍大大扩大（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量、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人和各条战线的业余作者），文艺作品（小说、故事片、电视剧、美术）大大增加，电视剧频道和民营文化机构从无到有，可以说，文艺投入大大增加了。可是，鲁迅远去了。从产出看，中国文艺领域虽然不无上乘之作，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以及一些主旋律文艺作品，但一方面，一些主旋律文艺作品的情节设计受到社会诟病，另一方面大量低俗、媚俗、映射作品，如伤痕文学（以《伤痕》、《班主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反思文学、色情文学（以《废都》为代表）、武侠小说（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作品为代表）、言情小说（以琼瑶作品为代表）、抒情歌曲（以邓丽君、香港“四大天王”作品为代表）、娱乐影视作品（以“超女”为代表）占据文化市场供给主体地位。商业化、娱乐化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改革开放未久，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就说：“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有学者这样描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1980年代中期开始方法论讨论，各种流派纷纷登场，创作方法不断翻新。此后，心理分析、形式主义、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个人化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不一而足。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还有人说：“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成就除了平庸还是平庸确实平庸得令人汗颜”，“1978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也只不过是一些‘远看似有近却无’的‘高丘’，而绝无让人叹为观止的‘高峰’”。其实，仔细观察这一段时期的文艺，就会发现，背后不乏敌对势力的影子。大批在国内出名了的文艺工作者出国了，甚至加入外国国籍了。加入外国国籍后，依然回到国内捞金。
只是在十八大前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拨乱反正，激浊扬清，中国才出现一些引人入胜的作品，如革命故事电视剧《亮剑》、《潜伏》以及纪实性电视剧《外交风云》、《长征大会师》等。此类产品一出，就扫荡了那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剧，令其顿时黯然失色。
二、文艺发展的根本规律：矛盾对立统一规律
文艺作为一种反映存在（历史、现实或未来）的意识，不能不把支配存在的最基本规律，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带入到自身之中，使得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也成为支配文艺和文艺发展的根本规律。
第一，文艺作为一种与存在对立的意识，本身就意味着矛盾。意识是否能够反映存在（即是否真实，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反映存在的主要方面（反映人民疾苦、人民奋斗、战斗的文艺至少在思想性上要更胜一筹。许多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如《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很显然没有反映出历史的主要方面。文艺可以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活动，但应该与人民的活动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活动作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活动的社会基础），是否把次要方面当作了主要方面，都是文艺工作者无可回避的矛盾。是否直面这些矛盾、是否很好地揭示这些矛盾，决定了文艺作品的内容格调，决定了文艺水平的高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但实际是内容重于形式。一个作品即使形式不好，但只要内容好，就可能发展成好的作品。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矛盾，矛盾的冲突水平不同。取材于重大题材是传世作品的共同特征。所谓重大题材，就是重大矛盾。《三国演义》描述了后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了盛唐中国的过度自信。晚年李白即被“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裹挟而去。《水浒传》揭示了宋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红楼梦》揭示了在康乾盛世即已显现的封建社会的没落。在社会主义的时代，广大人民是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改革可能误入歧途，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还没有被完全消除。在这种依然充满矛盾的时代，文艺必须反映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情感、诉求、冲突和挣扎，通过描写冲突反映世界矛盾本质，通过描写情感、思维反映矛盾、冲突解决的困难和不易，通过描写诉求和挣扎反映矛盾、冲突的解决路径，从而塑造出符合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形象。这样一来，就诚如斯大林所说：“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能不看到，不能不表现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然而，就如唐代出现了大量应制诗、宫廷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有大量脱离社会主义斗争实际从而实际上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文艺。
第二，文艺是通过深处矛盾之中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等文艺工作者而产生的。毛泽东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对文艺工作者认识社会、掌握和运用文艺手段，这种认识论都是无可逃避的矛盾过程。文艺工作者创造力，特别是原创力的不足，实际上就是许多文艺工作者自身矛盾还解决得不好。
文艺工作者只有经过大量艰苦实践（有着充分的经历，学习经典，了解社会）才能在专业上成熟起来，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韩愈《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韩愈劝告年轻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陆游《示子遹》诗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即使一个成熟的文艺工作者在完成一个作品时仍然需要对作品进行充分打磨。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还担心“知音若不赏”，准备“归卧故山秋”。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还担心读者看到的只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有的文艺工作者看似功底深厚，写出了为社会大众所喜爱的作品，却无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金庸武侠小说20世纪80年代风靡大陆，1983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万人空巷，然而，实际是光怪陆离，荒诞不经，《鹿鼎记》尤其映射文革和共产党，消解革命文化。以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的电视剧《渴望》在1990年上映后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如果换做今天上映，会引起多大反响呢？它们所得到的奖项、所得到的收入与他们的社会贡献成正比吗？到了今天，当中国又面临外敌威胁时，这些文艺作品有何价值呢？79岁的金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学者，“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的想法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大学教授的学问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们也差得远。我自己很惭愧。花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些现在没有用的事情，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这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这说明，仅仅玩弄文字、懂点儿历史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圣人之志。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小时候没有圣人之志，长大后就很难有了。当然，一个伟大的文艺工作者只存圣人之志也不够，还必须有丰富而真实的表达。“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
所以，取法乎上的文艺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自由的，他的知识、技巧、精力、旨趣（是自我愉悦还是帮助解决社会矛盾）及其所能使用的表达方法都充满了矛盾。大约，只有领略到“必须那么写”的境界的文艺工作者，才算是有了自由，才能达到上乘境界。
第三，文艺和文艺家都有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家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甚至不是属于这个阶级，就是属于那个阶级。不同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前途或基于自己的审美有不同的文化观、思想观世界观和文学观，有不同的文艺创作、文艺引进和文艺传播。在一个看似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文艺家依然可能为一个即将诞生或复辟的阶级服务。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就是为即将诞生的资产阶级服务的。新中国难道就没有为已经被消灭的封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文艺吗？没有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文艺吗？如果有，那么，文艺和文艺家的阶级属性就是不可否认的。
从取法乎上的观点看，文艺是文艺工作者对生活的提炼和表达，是生产语言、行动、形象表达并以它们为子弹、炮弹来进行的触及人们心灵的表面不流血的战斗。文艺的社会功能存在于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之中。读者通过感受、品味、欣赏文艺，可能转化思想，由思想再变为行动。文艺的特点，是要通过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特定社会的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的规律性，是通过生活在阶级中的个别具体的人与事来表现一般，而不是表现一般的人性或生活。文艺工作者越深刻地把握人物的内在本质和性格特点，越高超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感受和体验、爱或僧的态度、肯定或否定的倾向赋予人物，就越与社会主义具有亲和性。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一切进步文艺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反过来，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也只有利用文艺，才能同国内其他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配合，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当然，正如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产生伟大的马克思一样，身处资产阶级地位之列的文艺家也可能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对一个具体的文艺工作者到底从属于哪个阶级，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与社会科学的情况一样，也与军队的情况一样，有许多原来从属于封建阵营、资产阶级阵营的文艺工作者转向了无产阶级阵营，并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的人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没有实现这种转变，但也可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第四，文艺具有政治属性。文艺复兴是欧洲资产阶级向欧洲地主阶级进攻的先声。文艺常常成为一个阶级颠覆另一个阶级的先声。列宁在《两个政权》中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京剧还是国粹。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赶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蒋介石都需要革命的文艺。中国五四之后的文艺发展打败了封建文艺思想和买办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进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阵地，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发挥了用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中国人民大众的伟大作用，有力地配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中心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也有文武两个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开幕式讲话中重申：“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国外，西方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自然主义（如色情文艺）和形式主义（丧失了人生目的、毫无理想，畸形、腐化堕落、颓废、宿命、孤独、空虚、绝望、死亡、享乐）为旗号，以所谓的观众口味、票房为主导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还很泛滥。国外的资产阶级也非常希望通过出版、报导、讲坛等手段，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来污染甚至试图主导中国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内，失去政权的或者从小农经济、个体经济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来歪曲地反映现实。在中国文艺界流行的人性论、自由论等文艺理论，不关心、不强调、排斥重大题材，不塑造、排斥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不反帝反封建，而亲和帝国主义，亲和买办，亲和资产阶级，认为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的人性并没有两样，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认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就是表现这个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认为劳动者“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认为它们才是文艺作品应当描写的正当的生活。资本的统治让金钱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于左右两翼之间，容易赞成资产阶级这种超阶级的文艺人性论和自由论。如果无产阶级相信了这种自由论，无产阶级的文艺就会遭到削弱，甚至瓦解。因为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最终是让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收服人心。如果无产阶级在文艺路线上采取折衷主义，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实际上必将导致自身文艺的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文艺的削弱或瓦解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同时意味着无产阶级意志的削弱或瓦解，无产阶级利益的削弱或瓦解，最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削弱或瓦解。有些作品的政治属性是不容易识别的。所以，在文艺创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可能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是不适用的。
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列宁明确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我们必须经常把工农放在眼前。我们必须学会为他们打算，为他们管理。即使在艺术和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如此。”文艺如何规划，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反映人民英雄，是反映唯心主义，还是反映辩证唯物主义，是关系到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无产阶级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得不开辟文艺的新道路，争夺文艺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当然会限制一些作家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文艺说明其作者没有真正接触生活。而一些离开了为工农兵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就是反动的文艺。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对于脱离人民的文艺，是应该压制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该文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提出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并且把它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关键，这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都发生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根本的变化，大大地推动了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而非源泉之一。作家深入工农兵的斗争、和工农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也就会逐渐熟悉工农兵，和工农兵交上知心朋友，学会以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去对待一切，从而取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就是对于敌对阶级，也应当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和工农兵共同向他们进行斗争，才能抓住其本质，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旁观察他们的生活，是不可能了解得正确和深刻的。毛泽东同志说：“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在文艺的最前沿，敌我实际上是犬牙交错地存在着的。在资产阶级文艺中确实也可能有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因素，一个文学家通常是没有系统的政治主张的，社会主义中也有不合理的现象，也有阴暗面。反映它们的作品也是需要的，也总有一些作家无法得到适当的关怀，需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对资产阶级文艺家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但是，任何文艺工作者对于国家、政党、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有一个态度的。每逢历史的重要时期，这种态度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因为当着一个重大矛盾出现时，人们总是会受到这种矛盾的影响，总是要拿出一种解决矛盾的主张来。比如，当民族矛盾激化时，许多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会表现出民族的气节。但当民族矛盾解决，阶级矛盾激化时，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可能就难以改造自我，转到人民的对立面了。所以，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文艺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任由其用说谎的、改头换面的伎俩来欺骗群众。要引导他们走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让敌对思想的错误和丑恶无处遁形，消声灭迹是不可能的，但把它们压制在某个水平上是可能的，是必要的，最终使之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创造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文艺尽快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必须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把文艺作品的发表控制起来。列宁认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还说：“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这正是今天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