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不能用蒲鲁东的所谓“辩证法” 解读今天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和写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1809——1865年）特别是其所谓“辩证法”的矛盾经济体系思想。当今个别大人物和个别媒体竟然用蒲鲁东的所谓“辩证法”思想解读今天的社会现实，实则是历史的倒退。
一、蒲鲁东依据黑格尔的辩证法构建他的“辩证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出生于一个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少年家境贫寒，失过学，12岁就到过法国许多城市谋生。青少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决心致力于发现某种能够改善穷苦人状况的途径方法。他刻苦自学过许多书籍，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840年发表《什么是财产？》一书，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不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希望保留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他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这本书的积极价值，说“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只是是由于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它“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流下了强烈的印象。”（同上，第141页）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这本书的严重错误。一是这本书“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同上，第142页）二是这本书的标题就表现出的它的缺点和错误、“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同上，第142页）财产关系不应当从法律和人的主观意志来说明，而应该从经济关系来解释。蒲鲁东把财产关系这个经济范畴同“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是错误的。
1846年，蒲鲁东又抛出了他自命不凡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从理论上系统阐发了他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19世纪40年代的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并借用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解读社会经济、政治等社会问题。蒲鲁东也是如此。他是如何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阐发他的经济学范畴和理论呢？
我们知道，黑格尔是一个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世界的本源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最初是以精神的状态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以后被否定外化为自然界，再被否定产生人类社会。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否定因素和肯定因素矛盾斗争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黑格尔哲学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矛盾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但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同时这种唯心主义体系制约了他的辩证法，导致其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同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使之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并用之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692页）但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家不真正懂得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和缺陷，简单地照搬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词汇，也就不可能做出科学的结论来。蒲鲁东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家。
第一，他用黑格尔的矛盾体系解读他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谈到蒲鲁东的经济学体系时说：“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3页））
第二，他把经济学范畴看做与现实经济生活对立的先天的范畴。黑格尔哲学的本源是绝对精神，他的所有哲学或者说辩证法范畴都是与现实对立的先天的范畴，其变化也首先是精神范围内逻辑的自我演进。蒲鲁东也是这样，他把所有的经济和社会范畴也都看做“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看成是先验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物。现实的经济关系实质是先验的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来构成的。
第三，他对经济学范畴也进行“矛盾”的分析。黑格尔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矛盾即肯定和否定、是和非。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就形成辩证运动。蒲鲁东就照搬了黑格尔的“矛盾”思想，机械地把一切经济范畴划分出好、坏两个方面。通过对立范畴的“综合”，来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例如对“分工”的认识。“分工”好的方面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方法”，而其坏的方面则是“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应当解决的任务是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一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与有益的作用。”“机器”好的一面在于减轻劳动，而坏的一面在于排挤工人。“竞争”是作为保存“机器”好的一面，消除其坏的一面的“综合公式”而出现的。“垄断”也有好坏两个方面。“垄断既是社会构成的根源，是财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同等程度上掠夺和贫困的根源；愈是要它产生福利，从它那里得到的祸害就愈多。没有它，社会进步就会停滞，有了它，劳动就将闲怠，文明将衰落。”为了保存垄断好的一面，消除其坏的一面，又过渡到国家和税收。……如此等等，蒲鲁东就这样把所有的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出了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辩证的经济矛盾体系”的批判
针对蒲鲁东的所谓“辩证法”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于1847年出版《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对其错误思想尤其是“辩证法的经济范畴”进行了系统批判。
第一，指出经济学范畴和理论是现代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不是先验构成的。马克思这时已经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所有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自觉不自觉的反映。所谓先验的理论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141页）
第二，用先验的经济学范畴解读现实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割裂。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多样的。经济范畴和体系应该研究这种现实的关系。如果离开现实，必然把现实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割裂开来或简单化。“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同上，第141页）
第三，不能用道德上“好”与“坏”取代哲学上“肯定”、“否定”的矛盾关系。蒲鲁东运用“矛盾”观点分析经济现象，没有错误。但他把“矛盾”简单化了。黑格尔哲学讲“矛盾”经常讲“肯定”与“否定”，但这是哲学概念，指维护事物存在的因素和促进事物灭亡的因素。但蒲鲁东把它与道德上的“好”与“坏”等同起来，一律用好与坏分析经济范畴中的矛盾。如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同上）
第四，蒲鲁东只是借用了“辩证法”的词句和用语，最终导致“形而上学”。马克思发现，蒲鲁东虽然一再声称他要自觉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并不真正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其结果最终滑入到形而上学中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同上，第145页）马克思还说，如果把蒲鲁东也当做一个经济学范畴，也有好与坏的两个方面，“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同上，第144页）
第五，蒲鲁东的“辩证法”否认矛盾的斗争。蒲鲁东的“辩证法”如马克思所说，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这样，蒲鲁东先生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同上，第145页）。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实际是否认了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否认了运动。“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同上，第145页）
第六，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对蒲鲁东“好坏辩证法”的有力驳斥。按照蒲鲁东的“辩证法”封建社会也有“好”和“坏”的方面。“坏”的方面就是封建社会新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好”却最终为“坏”所战胜。马克思说：“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同上，第152页）
第七，蒲鲁东主观主义地应用“辩证法”，是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分不开的。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哲学方法离不开一定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蒲鲁东也是如此。“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页）马克思还说，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作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就他在社会主义之下，因为他既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结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155—156页）
第八，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好”与“坏”的分析，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从蒲鲁东的青少年经历看，他确实痛恨资本主义制度，但他只是痛恨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不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是对资本主义改良和修修补补。从根本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党宣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就包括蒲鲁东的这种理论。马克思说，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同上，第301—302页）
三、批判现实中的蒲鲁东的“辩证法”思想
毛主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终的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思想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但矛盾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具有特殊性。不能主观主义地把一种事物的对立两方面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简单套用到一切事物上。许多客观事物矛盾确实可以从“好与坏”两方面进行分析，但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这样划分。蒲鲁东的错误就是把“好与坏”主观主义地套用到一切事物中，因此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做出客观的评价，最终的结果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但是笔者最近发现，蒲鲁东的这种“辩证法”竟然出现在我们国家一份重要的大报上。
本月初，某大报以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问题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就是要求我们“辩证”看待资本。一方面要看到资本的“坏”的方面，即资本的“无序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资本的“好”的方面即资本的“有序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我们应该消除“坏”的方面即“资本的无序性”，保存和发展“好”的方面即“资本的有序性”。消除“坏”的方面的经济范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读其之后，哑然大笑。没有想到，号称共产党人的某大报编辑们竟然照搬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辩证法”的伎俩来。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理论适用于分析一切事物，当然也适用于对“资本”的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矛盾分析法分析资本的典型著作和楷模。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所有的经济学范畴都进行了矛盾分析，如商品的二重性分析（使用价值与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分析（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资本的矛盾分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等），二是把“资本主义”看做历史发展的产物，有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其灭亡的必然性。也可以从“好坏”方面进行分析，所谓“好”就是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积极作用。《共产党宣言》从六个方面详细阐发资本主义的“好”的方面。特别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100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历史的总和都要大。但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由促进生产力变成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所以《宣言》中就阐述了“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结论。但资本主义的“好”作用只体现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初期。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坏”即破坏和阻碍作用。笔者2020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即《帝国主义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进步发展的最大阻力与障碍》，详细阐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对人类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那种还在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论调完全是胡说八道。中国40年的私有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性问题数不胜数。
需要指出，马克思运用“矛盾辩证法”不是主观主义套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词句，而是依据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客观考察基础上。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还应该继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自觉应用唯物辩证法，把他们开创的“消灭私有制”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但奇怪的是“改开”40年来，某些大人物却再次祭起蒲鲁东的“好坏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进行“好坏”的分析来。他们置《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结论于不顾，说什么当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今天也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所以要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大力发展私有制。他们还说，社会主义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他们拼命揭露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坏”的因素，且轰炸式地到处宣扬和批判。今天的改革就是要消除社会主义“坏”的因素，用资本主义“好”的因素取代社会主义“坏”的因素。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就是有资本主义“好”因素“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坏”因素“计划经济”，主观主义地二者“合二为一”的结果。他们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各自去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坏”的因素，取其“好”的因素，再“合二为一”的结果。
最近某大报发表的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的这篇文章同样延续了这种蒲鲁东式的“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且有意识地把实践已经证明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和障碍物的“资本”再次进行“好坏”分析。充分发挥资本的“好”的方面，去除资本的“坏”的方面，使之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笔者完全可以说，马克思对蒲鲁东“辩证法的经济范畴”所做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诡辩”、“小资产阶级立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结论完全适用于某大报的大员们。可想而知，某大报的编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竟然低下到何种程度！
毛主席生前一再告诫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党章目前还写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媒体的编辑大员们不懂马列、修正马列，“以其昏昏”，如何使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昭昭”呢？
2022年2月28日
【文/郝贵生，高校退休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