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发国难财者与制造国难者
欢迎收看《司马平邦说》。先说一件旧事，抗美援朝时，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一直面临物资严重匮乏的困难，全国人民纷纷捐钱捐物支持前线，但国内还是有一些黑心商人昧良心，大发国难财，有个人叫王康年，他当年凭卖给志愿军假药，赚到了3亿多元人民币，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是3万元，刚刚解放时能赚到3万元，就是天价了，这是多少前线将士用惟命堆出来的。这个大坏蛋王康年，1924年生在杭州，1941年17岁的时候考入上海大亚电台，成为电台报告员，后来他娶了一位上海老婆，在老丈人帮助下，在上海西藏路开了一家做百货生意的小店，后来，他又搬到了北京西路434号的景星里，开了大康西药行，做起西药生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1年，大康西药房销售额就达到人民币旧币350亿元，王康年之所以可以在短短两年挣这么多的钱，因为他主动开始同机关、部队和国营机构做生意。1951年，抗美援朝前线需要大量药物，美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各方面封锁，中央只能寄希望于国内药厂，派人开始采买各类药物。同年11月，大康西药房当时虽然没有药源，但是王康年却直接收下了进货款，并承诺会在12月中旬将急需药品准备好。
当时大康西药房的员工曾经提醒他这个生意没法做，但王康年说：“且不说我们有没有药，即便是有，这些药能否顺利躲开美军飞机的轰炸，还是个未知数，更别说给志愿军用了，我已经联系了进口商，无需担心。”为了能将这笔货款留住，又能给到志愿军急需药品，他用玉米面来冒充阿司匹林等抗菌消炎药物，有用烂棉花、旧纱布等草草做了一些急救包。
这两年来，王康年一直同机关单位的人有来往，这其中就包括药品质检局的人，他不惜下血本，向药品质检人员行贿数十万，所以由王康年“自产自销”的这些假药没经过审核直接就被发往前线。这批药在送到朝鲜战地医院后，葬送了很多志愿军的生命。
王康手被枪决，大决人心，万人空巷，奔走相告
后来这事一直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又给上海市长陈毅打电话，要求立刻组建调查组，调查组后来是通过查银行流水才把大康西药行找出来的，药房职工滕仲年和马维善直接供出了王康年的罪行，后来，老板王康年的罪状被《解放军报》罗列了出来：
1.蓄意骗取志愿军购药款，制售假药，还用志愿军的3亿货款做投机生意；2.把过期发酵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解放军，又用鱼肝油、玉米面等冒充特效药、消炎药，致使志愿军战士受伤后不治身亡；3.行贿收买国家工作人员。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3项罪行，判处王康年死刑，当天一枪就给崩了，杀他的时候上海滩是万人空巷，老百姓奔走相告，这个狗东西被处死那是大快人心。
抗美援朝时期还出过许多大发战争财的黑心商人，有一个奸商叫李寅廷，武汉富华药棉厂的老板，用假棉花为志愿军制作急救包里的绑带和三角巾；还有张新根和徐苗新，他们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到劣质的猪肉来以次充好，制造了多达12万斤的假罐头，卖给志愿军；还有另一个上海奸商胡恒庆，投机倒把，制造劣质军鞋，一穿就坏了，严重影响作战；还有制作假豆腐干的刘盛兴、生产劣质大米的彭锡成、生产假蛋白粉的刘云生。最后，这些狗奸商都和王康年一样，都依法枪决了，这些枪决令的下达也都曾是大快人心。
那年代当奸商的风险太大了，因为干坏事真会搞脑袋，相比之下，现在的奸商就幸运得多，虽然说抗击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抗疫有如打仗，但我还没听说哪个在疫情期间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丢命的。
比如，刚刚通报的，上海新江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一个叫张喜生的，居然敢侵吞政府防疫保障物资，而且这批物资，还是云南省爱心捐给上海的，这个姓张的王八蛋也敢私吞。还有，安徽合肥的两家医学检验实验室，在核酸检测中，为了多赚钱，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超时出具检测报告，甚至还出具“假阳性”报告。
在去年1月，在河北隆尧的核酸检测中，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未检测完毕情况下，向当地卫健部门谎报全部阴性，两日后又报告有阳性样本，就让当地防疫造成很大被动；在今年的1月12日，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曾经通报，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竟敢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实施了引起新型冠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出具假核酸报告，张某东以涉嫌刑事犯罪，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
以前，我们国家的刑法里有一条罪名极为严重，叫反革命罪，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后该罪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当年被枪毙的黑心商人王康年、李寅廷、胡恒庆等人，其实也都是以反革命罪被镇压的，注意枪毙这些人是镇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死刑。
我们知道，现在呢，像上海新江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张喜生、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等人的犯罪行为，即使最后被判了，肯定不会达到死刑的程度，可能也就关上几年。
中国的动态清零抗疫政策已经实施了两年，这两年全国各地都没有发生太大的疫情，规模最大的就是去年底今年初发生在西安的疫情，那才造成最多2000多人感染，但是这次上海的感染者已经多达五六十万，全国数万，甚至是近10万医务工作者都扑到上海堵枪眼，关于这次上海疫情大失控造成的损失，一个指标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虽然还没有统计数字出来，但我看上千亿人民币挡不住，搞不好今年上海全年的GDP不是负数，就已经是烧高香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人民生命损失，到现在上海疫情死亡已经超过300人了，要知道2021年一年，中国的疫情死亡只有两个人，现在光上海这一波疫情就已经是去年中国全年的150多倍，未来还会死更多人。
但大家想没想过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上海的疫情大失控原本就是不该发生的，上海的防疫抗疫中枢们，若能按照国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起来的规范动作执行，怎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的大失控，就是按照我司马平邦这个大外行人出的主意，在2月份连搞两三次全民核酸检测，也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人间大悲剧。这就像明明是大路朝天，金光大道你不走，偏要走旁边那条阴暗小道，所有人都在提醒，那条小道上有个大深坑啊，不能走啊，你还偏要跳进去，那么，这出人间大悲剧的发生，不该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相比之下，像上海新江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张喜生、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等人的行为，我看也就是个窃钩者罢了，而背靠着中国极为丰富成熟的抗疫经验，置之不用，偏偏要把大上海3000万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经济繁荣放在手上当试验品，玩什么与病毒共亡共存的试验，这样的人，这些的人，说他们是窃国者我看一点都不过分，这才是人间大害。
真想追责，真想算账，真想讨回公道，光打击几个几十年张喜生、张某东，这又算得了什么？
乱世用重典，大病下猛药，中国这些老话是很有道理的，国家如果想一直在全世界越来越复杂的疫情大流行中保持住动态清零的大目标，想保持住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看接下来不对那些真正的罪大恶极的坏蛋进行更严厉的制裁，恐怕是不行的，现实过不去，历史也过不去。
【文/司马平邦，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司马平邦”，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