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对文化自信的再思考

　　曾经在前些天的公众号文章中谈到对传统文化在认识上的曲折性与复杂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地挖掘。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大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的趋势。当然，当时也有所谓“国粹派”，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国粹，而应当予以保护和保存。当时的国粹派被认为是守旧的、保守的和复古的。所以后来一直对这个时期的“国粹派”以及他们所坚持的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

　　今天看起来，虽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想让国家发展和富强起来，要走出封建文化的桎梏，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当时那种过分激烈的主张也确实让人们多少感到一些疑惑。中国的东西就真的一钱不值了吗？中国的传统文化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不仅“国粹派”的成员们不赞成这样的判断，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之中，多少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疑虑。

　　当年的“国粹派”只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有多少精华的因素，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时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却拿不出一点有效的办法来，这也是“国粹派”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国粹派”们最终也没有可能在这场争论中占得上风。

　　当然，只有争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关键还是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们指出了可能的一条新路。于是有向往有期待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奔赴俄国，要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瞿秋白就以记者的身价去俄罗斯遛达了一圈，回来写了《饿乡纪程》。瞿秋白去的时候，正是俄罗斯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的时候，因此瞿秋白那时称俄罗斯为“饿乡”。当然，除了瞿秋白，也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先后前去探访了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纷纷奔赴苏联留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就很难避免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理论。

　　这样在中国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救国的理论和思路。最早的是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着较大市场的。在中共内部，要全盘照收苏联经验的观点也占据着较大的比例。此外，还有其他一切让人感觉混乱和眼花缭乱的理论。如那时无政府主义也颇有市场。

　　如果大致划分起来，在国内，一派是欧美派，基本主张跟着西方资本主义后面学着走。但在实际上，欧美派之中也有一个买办派。买办派并不是要真的学着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去往前走，买办派更是为了这一小撮买办资产阶级的私利，从根本上来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帝国主义主子效力，而他们自己也从中大捞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