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主体解放空间


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主体解放空间:单位制的制度内涵及其对主体解放的兼容度考察

老田

【本文是受邀在动力沟通心理学2022年年会上所做的发言,经整理修订而成。】

  在动通的心理学年会发言,很有点惶恐不安,因为王老师的力邀,所以大着胆子来分享这个大课题。算是从外行角度,给各位深具实践经验的大咖,提供一点思考的材料。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勾画现代人的工作和生存处境所面临的问题。而现代人的心理问题比较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现代人的处境,跟传统时代很不一样,通常处在大范围的集体协作中间,陷入工具化地位,由此充满着客体化的体验;这样,人们在外部遭遇到的工作与生活困难,就会变成内在的心理压力,还往往得不到纾解,堆积之下就会成为问题。

  毛教员所领导的那一场革命,及其从内部创造的群众觉悟和群众路线努力方向,就是一个追求大范围合作效率,同时也追求最大限度地兼容人的主体性的实践道路,显然,人们处在那样的工作和生存境况之下,心理体验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这份实践经验并不完美,也存在着内部问题,后来人为地大面积终止了,但少量的遗留还存在,还继续给人以不同的启示和力量。

  一、丁真是如何爆红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这里讲一个例子,去年四川理塘县的丁真在网络上爆红。丁珍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跟普通的城里人有非常大的差别;他是牧民的二代,打小跟随父母放牧,一边长大一边学习。而牧民的生产方式,是从头到尾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控制生产过程以及最后的产品,不需要领导来评判工作做的好还是坏。在这样的社会里法理作用会很少,有形的权力也很少,外在的规则也很少,一切的生产和生活关系主要就是牧民自己完成调节,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就能够把各种利益和纠纷调节好。社会学家费孝通把这样的一种生产状态称为“礼俗社会”。

  这样的前现代状况,之所以还对现代人很有吸引力,丁真的故事能够在网络上爆红,显然,是在城市的小资白领阶层中间得到很高的认可和接受。而他本身的生产与生存状况,能够免于服务于外在目标的工具地位,也可以免于客体化的体验,这部分自主性或者主体性的存在,对现代都市人还有诱惑力。现在在城市里面,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从养育孩子、教育工作到生老病死,都受到外在力量的操控和主导,这与丁真那种单纯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丁真故事的背后,他生存于礼俗社会中间,在生产和生存过程中间免于工具地位和客体化的体验,这对于心理健康而言,会有很多优势。比方说我们今天的会议中间,大家都谈到我们心里应该怎么来看问题,怎么看待我自己,怎么看待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对我们命运有重大影响和操控能力的那些权力、资本、政府、公司等,这些外在的强大力量,对于丁真来说都是没有的。这个算不算自由?那当然也是。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对现代人来说,像丁真那种生存状态,消费品找不到系统的市场供应,生活所需由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大部分牧产品,整个的生存状况受到生产范围的局限,还有大自然的限制。如果天气不好,牧区冬天如果受暴雪袭击的话,就还有可能遭遇到生存危机,四川省政府还有成都市政府经常干的一件事儿,就会在成都平原收农民的稻草运去给牧民,救他们的牲口,同时也由此去打救牧民。

  这两种截然有别的生存境况对比,还附带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跟我们的心理状况相关,这就是人生意义或者价值观的生产问题。有一个很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韦伯,他说人是挂在自己编织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生存如何才显得有意义,我们做的事情好还是坏,这些评价标准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与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由资本和权力管控的今日社会,存在着外在的评价标准,这还只是一个起点,而标准要很好地起作用,还需要延伸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去起作用,最后我自己认为做的好还是坏,看不看得起我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外在的标准形成之后,最后还需要内部化,被人们自己吸纳和应用。

  随着人的工具化和客体化,不管是外在的管理所应用的标准,还是我们自己应用于自我评价的标准,最后都与外在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相关,跟我们人自身的需要透过怎么样的生产体系来满足有关。而对于人们自身的心理调节而言,这些标准在某些方面是契合的,但又不可能完全不契合,会由此产生很多挫败、不安或者焦虑。只要一个社会,人还是处在工具地位和客体的地位上,在意义网络生产方面,人自身也同样被放置在对象的地位上来进行工具评价,这就是创造了一个异化社会——人们好像不是在为自己来活着是的。这种状况下,就出现了大量的心理问题,各种不必要的矛盾和心理纠葛。权力、资本和大量外部力量,会以一种外在于甚至对立于自己的方式起作用。在这个社会的长期运作过程中间,它会形成一种价值观,形成一种意义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要深入到你的头脑深处,来操控你,让你自己认为就是这样的,这样,这个社会的规则才是可行的,实际上,这样的价值观和意义网络,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的掌控,也往往会造成各种心里不适和问题。

  现代社会跟丁真的社会相比,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为了生活方便,还有生产的效率,大范围的协作不可避免,不管是工业、农业或者其他方面,都很需要通过分工协作,扩大技术和机械的应用范围,提升产出和效率,而大范围协作就存在着一个组织与权力的协调作用,这样,就会出现了一个个体时刻面临着管理权的作用。

  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兼容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追求协作效率

  既然大范围协作不可避免,能不能两者兼得?一方面保留大范围的协作和效率,另一方面,把人的工具化客体化的体验尽可能缓和,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份实践比较深刻,也走的比较远,就是中国革命。

  我们知道,毛主席领着秋收起义的残兵败将上井冈山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红军士兵自觉自愿参加革命的主动精神,投入勇敢的战斗,如果没有农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支持革命,支持红军,红军是不可能生存的。如果红军士兵也像白人士兵那样,给钱才干活,有危险就躲,再加上武器装备不行,力量也小,那就只能够失败。所以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就必须转过来设计,在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强制士兵努力、去强制农民群众的支持,这两方面的强制能力都比较差;那就只能反过来,从尊重士兵、尊重农民群众人格出发,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主体性地位,从反面来兼容劳动者和士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去激发他们自觉自愿的高水平努力和支持,一句话,红军和根据地的成功,只能够在兼容农民群众和和红军士兵的主体性基础上,才能够找到出路。

  群众也好,士兵也好,如果他们觉得这场革命是为了我自己,革命的前途如果胜利了,我们大家都有改善,那么,这一场革命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那我们就要来主动和积极地支持它。所以,红军的管理,以及根据地建设,首先的努力方向,是要实现觉悟和自觉的努力,让大多数人都有使命感,有方向感,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可以一方面有大范围的协作——就像红军的行军作战、对根据地征粮征兵,都是非常高度紧密的协作,而且协作的效率也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经过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红军连队的民主建设,大家也不觉得我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而仅仅被人作为工具去操控的人,个体努力方向与革命的整体目标,具有高度认同和一致,这样,强制性的权力起作用就很少,转而依赖自觉自愿的高水平努力。

  这样,革命的精神遗产,从强制能力不足开始,转而争取民众和士兵的自觉努力,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结合人民主体性的高效率协作道路——既可以实现大范围分工协作的效率,同时也也保留人们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避免陷入工具地位和客体化体验。

  革命时代,在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去寻求自觉的高水平努力的路径,把追求协作效率和避免工具化地位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当初是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起作用的。这里我引用了毛教员的三段话,这三段话第一段是1958年讲的。1958年之所以需要重新回顾革命时代的经验,原因在于:1956年苏东国家官民严重冲突的教训,1957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受到党外欢迎但在官场则遭遇到冷遇,所以,在1958年才更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才直接追溯革命的历史。

  在1956年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很多群众闹事,当时特别严重的是波兰的波兹兰事件,最后没有能够用很好的方式处理,还是依靠流血镇压下去了。从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官员丧失与人民进行交流和协调彼此纠葛的能力,人民的意愿在官场那里得不到体现,矛盾一经爆发最后就只剩下流血镇压这么个强硬手段;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人民的主体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话,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弱和无效率的。官民之间彼此没有办法交流,往往对立起来,动不动就动武,那么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毛主席当时引导高层认真思考这个严肃,同时也极端严重的问题,最后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到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如果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官场中间得不到体现和顺利传递,官民矛盾还需要以镇压机器去压服,这就说明: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就很可疑了。

  鉴于苏东国家官民矛盾的表现,到1957年的时候,毛主席就从正面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要求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利益纠葛,要用说服不用压服,干部要善于同群众交流。讲话出来以后,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党外的民主党派和他们的报纸非常欢迎,但是党内像人民日报的反映就很冷淡。毛主席后来很气愤,在华东地区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说,我这个报告在党内毫无物质基础。这个恰好说明,与苏东国家一样,党内当了大官的那些人,喜欢压服胜于说服,所以对这个讲话就很漠视。

  因为官场无视真问题,也拒绝做出反应和改进。所以到了五八年以后,相关争论就更激烈了一些,这样,就从反面开始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了,资产阶级法权首先是一种想象力——把人视为雇佣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用强硬的管理手段去压服他,要求劳动者在管理手段的“强制和激励”之下多干活。这个想象力之下,相当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共产党国家掌权的一些人,也是总想着把老百姓当着工具,总想着用各种管理手段去规训和强制劳动者,还往往想要老百姓不要乱说乱动,这个就跟资本主导下的异化社会很接近了。回顾中国革命的经验,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和落差,革命时代主要依赖干部跟群众的紧密联系,干部跟群众齐心协力和同甘共苦,从而激发出自觉的高水平努力。

  1958年的讲话,就说你们这些官老爷,老是长了一副资本家的头脑,总想要用工具的眼光去看待老百姓,总想用各种手段规训和限制老百姓,这个当然是对革命路线的一个背叛和逆转。正是在这样的党内争论背景下,毛主席回顾根据地的时候搞民主的前提和效果,说那个时候没有钱,没有粮,没有枪,所以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民打成一片,官兵一致,在官兵之间重建官兵平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要建设官兵平等,然后在各个方面都要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挖掘人民的创造性。最后的战争结局证明:红军如此弱小,但其战斗力很强,最后能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赢得革命战争的全部奥秘,就是依赖这一条成功经验:不是依靠干部强制群众多干活,而是反过来在官兵平等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跟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代表。

  看起来,革命年代官员们尊重群众跟群众紧密联系,是有点形格势禁和迫不得已的味道。只要是情况和条件变了,就时刻要终结那种被官场后来蔑称为“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的状况。在第二段讲话中间,毛主席很形象地说官场多数“熬了三年恢复了等级制”,而等级制就是上级可以用各种管理手段手法去强制下级和人民,有些人还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从上面压制住群众,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告诉下级应该这么办那么办,而不是深入群众与群众一道寻找前进的道路。这个状况,是跟随执政地位而来的,从前在根据地需要依赖人民群众的自觉支持,现在,好像有了条件去强制群众获得更多的服从了,所以,群众路线就不想要了。到了六九年九大召开以后,毛主席重新总结这段历史,说我们现在进了城,进了城是好事儿,如果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我们共产党就算现在虽然还有很多阴暗面,但总比蒋介石要进步一点,所以整个的社会和状况和老百姓状况,都有改进所以是个进步;但是进城了以后,这个党就不好了,就没有从前那个无钱无粮无枪那种三无的时候那样,更自觉和主动地要去依靠群众,要去尊重群众,要跟人民在一起,要搞官民平等,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相当于,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前在很艰难的时候,官兵平等和干群紧密结合的一个好制度,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实践,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不受待见了。进城了以后,应该说多个方面的条件更好了,强制老百姓的资源和手段也多了,反而,从前在困难时期形成的精神遗产,则面临着全面丧失的危险。这真的就象是孟子说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今天回看这一段历史,历史改变幅度是很大的,普通人生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没有资本的重压,也解除了剩余价值剥削的榨取问题,但是,依然还是处在权力的眼皮底下工作,那么,当官的对待下级是不是公平?对待老百姓是不是尊重?能不能象革命时期一样尊重下级,让下级也同样有机会来发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发挥自己的智慧,很显然,这样一个通道是越来越狭窄和不通畅了。管理权的上升及其垄断性加强,会造成普通民众和劳动者的工具性地位,而客体化的体验也会上升,当然会带来很多人非常不满,要不然,文革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去批判走资派或者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当权派的各种缺陷,还没有真的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比方说只是工作作风粗暴,对老百姓官僚主义等等,搞小圈子,机会分配不公平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但干群关系的趋势确实是一路向下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三、革命路线的实践过程:单位制及其制度内涵

  刚才讲的趋势,与丁真形成对比。丁真那样的一种状况,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全部地盘儿,对生活与生产方式都能够自己做主,这个自给自足的条件,对所有人来说是回不去了。但是,丁真的状况,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对照性意义。对照性意义在于,合作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牺牲我们的主体性,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又在哪儿?以丁真为模板的话,我们回顾毛时代的单位制,观察内部的状况怎么样,以及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对于人的主体性兼容度如何。

  共产党打赢革命战争之后,战争年代的工农干部群体,就开始掌握全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然后在农村搞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土改,在城市和私营工厂里也搞了民主改革,大体上,到了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之后,后来人们熟知的单位制就形成了。单位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当官的没有权力去开除一个工人、扣他的工资或奖金,这是给管理权划定了一个边界——管理权不能侵犯劳动者或者下级的就业机会,也不能侵犯他的基本收益。管理权就以劳动者的就业权和收益权为边界,不能越界。这是单位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这个特点出来以后,一个主要的后续特征就出现了。因为当时就业的机会比较少,人们就很少有机会离开原单位,另外找工作和再就业,这样一来,单位内部干部和群众就长期相处在一起,单位就变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当然在农村也是一样,也不可能随便迁移去别的地方。大家常年相处,在工作中经常见面的、生活中经常碰头的这些人,都是很固定的一些人,熟人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信息透明——人们在长期相处中间彼此了解,这样的状况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加关注自己得到舆论评价,也会形成个体的长期稳定预期,工作的努力和日常的生活相处,都关注长期后果与评价,由此,人们会转向更高程度的自律。

  当时,一个青年工人从学徒工进厂,如果不犯错误,没有犯刑事,没有判刑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这个工厂里一直到老。这样就跟丁真的状况类似,他周围都是熟悉他的父老乡亲,熟人社会的普遍化,加上人们转向自律,管理权的边界很明确,最后实际上复制了费孝通所说的礼俗社会传统——不是管理权起主要作用,而是人们的自律和舆论调节唱主角。

  在单位内部,同事、师傅,车间主任什么的,工作上彼此配合,在生活中间也都像亲戚朋友那样相互往来,形成一个礼尚往来的人情圈子。最后,在工厂或者城市的单位里面,也和农村的村子里一样,大家都很在乎周边的人对我是什么评价,相当于生活在亲戚朋友的眼皮底下,过分的事儿肯定不能做。然后,大家都觉得被熟人盯着,不能够让人看低看扁,如果一个人被舆论风评不是好人的话,那就就很难抬头了,在生产上不能太落后,会被人瞧不起,在生活上也要把大家的关系搞好,这样,就从心里深处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大多数行为都是以自律为主,自己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会轻易出轨越界。结果,稳定的心理预期和自律,会自下而上接管很多事情,单位内部对强制管理权的依赖和需要下降,再加上一开始管理权就受到边界制约,所以强制性的管理权出场的机会就非常少。

  不仅在单位内部是这样,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中间也是如此,当时农村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还很少有机会接触刑事或者民事案子。城市的工厂里有保卫处或者保卫科,也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办案子的机会非常少,多数时候也是做些教育宣传方面的工作。整个社会的秩序维护,转而依靠人们的自觉和自律,以及舆论的监督调节作用,虽然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公检法机构人数少,但社会治安状况比今天要好很多。

  单位制的管理权状况,内化了和继承了革命时代的一些好的传统——干部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了更多的平等,人民的主体性在秩序形成和效率生产过程中间,起主要作用。干部和管理权的作用,有点靠边的样子,这方面当然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毛时代也有点起伏;大体上,在1957年的反右之后,干部的权力上升了;后来经过了文革群众运动潮流,干部的权力又显著下降了,1970年代单位内部民众的发言机会和权力都大幅度上升了。虽然有这些波动,但是大体的经济和政治平等的基础还是存在的。

  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与这样的管理权共处,工具化的体验会下降很多,制度性的经济异化就比较少,在个人客体化体验也小。相当于,毛时代对于革命传统的继承,按照劳动者自己的习惯和记忆,最后是在单位制的基础上复制了礼俗社会传统,人们的主体性得到这个制度性平台的兼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结合了普通人的心理需要。

  到了文革前夕,在工厂这样的单位内部,各个部分的权力异化状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相比较而言,行政管理权力还保留着较高程度公共化水平,群众的参与程度很高,比如工资奖金评定、生产任务分配、技术管理、计划执行,乃至于日班夜班安排,这些都主要是在班组会议中间讨论决定的,也是高度民主化的,相关事务连车间主任都很少会参与,这个部分民主化还是很彻底的。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虽然身处大范围协作体系中间,依然还有那种接近于丁真的我做主体验。

  在经济方面,毛时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基层干部的收入与普通劳动者差不多,跟老百姓在经济上是同一个阶层。基层干部收入上跟群众差别不大,没有阶级分化,这在生活上就带来“困难的一致性”——群众有的困难也是小干部的困难,群众解决不了的问题,小干部们也解决不了,所以,官兵一致最后表现生活和经济困难上,也是高度一致的。

  农村在文革期间推广了赤脚医生制度与合作医疗,还普及了小学教育,这个推广过程的内在动力,就是基层小干部与群众困难的一致性。我六五年生人,算是这一推广过程的亲历者,公社程书记的儿子跟我高中同班,程书记如果不热心支持办个小学,他儿子也没地方上小学,不办中学,他儿子也没地方上中学;如果没有赤脚医生,他老婆孩子也没地方看病,公社书记的困难就跟群众完全一样。后来知道,高官邓某人1974年狠批合作医疗,说这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但公社程书记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所以,官兵一致需要体现在经济分层方面的一致,最后证明效果非常好,我老家的状况是:比我年龄大的乡亲,绝大多数是文盲,比我年龄小的,则绝大多数是识字的,差别就有那么大。

  实际上,195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化事业起来之后,农民缺医少药的事情就得到重视,赤脚医生制度的试验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始终缺乏大范围推广的条件。文革起来以后,湖北长阳县覃祥官总结的经验很成熟,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还没有中央文件和政策出台,各地小干部就起来积极响应这个事情,很短时间内就全国推广开了。有关赤脚医生的后续政策,例如给赤脚医生每个月补助6元,是后来才下文件追加的规定,最初阶段并没有。在农村推广办小学也是这样,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的两个民办教师,一个王老师一个侯老师共同提出建议,称为“侯王建议”,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说公办小学里面聘请吃商品粮拿工资的老师,由国家投资建校舍,再招录学生的办学方式,需要国家投资很多,运作成本也很高,导致学校很少,有大量农村青少年上不了学,所以这个高成本办学方式是不对的,小学应该下放到大队里去办,老师跟社员一样在生产队立记工分。这样一来,办学成本就超低,“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讨论了半个月,各地风起云涌响应,学校就大量办起来了;后来看统计数据,文革晚期跟随小学普及而普及了初中和高中教育,高中生数量最高峰也是在那个时候,改开后高中普及率反而下降了很多。

  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沟口雄三,他说毛时代主要的制度创新,就是把传统的宗族互助制度提升到了国家制度水平。从前一个同姓的宗族里,也搞一点小小的经济互助和公共物品,比方在祠堂里放点田收点租,供养那些有困难的同族子弟或者孤老等等,但那个非常有限,那个救济的覆盖的面也非常小。而在毛时代,这一类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应,依托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很容易就普遍化了,因为有着单位或者农村的集体经济平台在背后支持。

  由此可见,沟口雄三所说的互助提升机制,其核心动力和支撑点,是经济上的非阶级化,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就没有干部与群众困难的一致,如果没有基层干群的协作努力,依靠国家投入的高成本方案,慢慢去推,还是非常困难的。反过来,今天“新三座大山”重新对大多数人口造成巨大压力,其内在机制则是整个社会的重新“阶级化过程”——把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改造为一个放任利润榨取规则横行的领域。

  四、文革群众运动对于政治异化的检验

  毛时代,作为一个革命领导团队执政的国家,公有制普及,单位制内部复制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传统,对于人们的主体性兼容度很高,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消灭社会分层(当时称为“缩小三大差别”),大大地降低了普通人所受相对贫困化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主体解放的目标。

  反过来,有一个地方做的特别不好,由此也呈现出一些潜在的退化趋势。本来党领导在革命时期就是培养积极分子,起到联系群众和带头作用的,进城初期的党组织团组织也是培养先进的工人,给他们优先进行政治训练,让他们成为战斗堡垒,在劳动者中间发挥核心作用,来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对坏人坏事由他们率先来出面批评,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的,这当然也是一种自主管理的方式。

  在文革的时候,发现反而是这个部分的异化特别严重,工厂里面因为是熟人社会还好一点,但是在高校里面问题就很严重,党委书记或者团部书记支部书记,本来应该选拔跟劳动人民最可能紧密结合的先进分子加以培养,本来应该体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民主风范,但常常是各种马屁精最先脱颖而出,最先入党入团。文革运动爆发的时候,党团组织和党团员中间,很多人直接对抗政策号召和政策,变成了死保本单位领导的保守派,还往往组织起来去反对造反派对干部的批评。清华大学就很典型,其党团员先是死保蒋南翔,后来又死保工作组,做检讨的时候集体出来说“我们又错了”,关键是这样的事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还发生了两次。

  今天回顾,那时候,党支部团支部发展新成员,往往缺乏公开程序和群众评议,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最后在文革群众运动的检验之下,发现很多地方都异化为跟随领导个人心意的“小圈子”,最先出现了和集中了全社会的政治异化现象。这就是毛主席在九大上说的,进城之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今天回顾,党团组织先出现了小圈子和异化,还有一部分道理,与行政管理方面较高的公开性和参与水平相比,前者显然更容易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而工厂在政管理方面,例如工资奖金评定,任务分配,技术管理与计划执行等,那时候还主要依赖在班组会议上讨论和集体决定的,当然可能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常常会出现要照顾困难家庭和同事,但这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参与,结果也是公开的,而且,如果这个传统没有彻底破除的话,也会得到惯性或者自觉遵循。而在党团组织中,发展新成员往往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个人就能够决定,一个人有很大的发言权,发展谁为积极分子,培养谁入党,给谁政治上的提升机会等。选择的权力集中于支部书记个人手里,如果这个人品性不好,上级缺乏监督的信息,下级和群众又监督不了,这就容易形成依附于个人的小圈子。而只要是出现了小圈子,就肯定会划分圈内圈外,机会和好处肯定圈内人优先,圈外人就无形之中受到排斥,如果圈外人有不满意或者批评意见还会受到集体打压,那这个小圈子最后就会很讨人嫌了。

  极端情况下,一个单位会出现在小圈子内部分配向上流动和政治提拔的机会,机会和好处对圈外人封闭,在熟人社会信息透明的条件下,这种明显的不公正,长期之后就会激发普遍的群众不满和批评。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内部的派别划分,也主要是与那个地方的小圈子排斥效应成正比,小圈子越是厉害,排斥和打击的人越多,老百姓对小圈子的意见就越大,文革一起来,老百姓站在造反派一边批判走资派的力量,也就越大。大体上,哪个地方干部或党团书记如果很民主,跟共产党的要求一致,受到群众拥护,他那个地方的造反派力量就很小,保守派力量很大,大家都自觉应该拥护他。当时还是有这样的案例,河北饶阳县五公村的劳模耿长锁,就很得人心,内部基本上就没有对立面,后来外部的天津的一些学生去批判他,说他是刘邓路线之下培养的劳模,怎么怎么的,结果,全村的人都组织起来保护他,他那个村子除了一个下台干部和他的几个朋友之外,就没有造反派。

  反过来,如果平时作风很粗暴,得罪人很多,又喜欢搞小圈子,作风不正派的,文革起来之后,在单位内部基本上举目皆敌了。比如海军李作鹏,空军吴法宪,总后邱会作都是这个状况,在单位里几乎待不下去,大部分下级干部和普通群众平时都很讨厌他,但没有机会发出批评意见,文革一来这机会可是来了,他们最后如果不是硬保下来,就没有办法脱身了;这也不是说他们属于反党集团所以特别坏,可能属于平均水平,好多军队干部平时作风粗暴,得罪人超多,文革期间都是依赖上级保护下才过关的。所以,权力异化和不公正的程度,民众平时的异化体验和不满,在文革特殊时期会相应地充分表现出来,造反派数量多少及其优势还是劣势,是与一个单位领导表现具有高度的负相关关系——领导表现越差造反派越多。

  在单位制和熟人社会传统中间,政治异化往往出现在公开性较差的领域,公开性较高的方面反而问题很少。这个情况,也成为文革反对派的一个依仗和凭借,很多老工人对于新社会怀有朴素的感恩心理,觉得这一批共产党干部来了之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有很大的改进,人格也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在政治上就陷入保守,日常表现就亲近干部并易受他们的诱导,这样,往往能够动员起很大的反对力量。

  所以,毛教员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文革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在基层的反对力量及其觉悟目标都很难实现,不过,文革确实就像是毛教员说的那样“是一场认真的演习”,把大多数问题和困难都给充分地揭示出来了。

  五、另类的制度实践:集体经济村庄其主体性兼容问题

  革命时代,打开了普遍的工具化方案的缺口,看到了兼容主体性的另类道路具体可行性。在革命后社会中间,主体的解放目标,得到单位制平台的部分兼容,在缓解大多数人口面临的相对贫困化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后来,走了回头路,今天人们不得不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以及管理权的垄断和冷漠,在工具化地位上挣扎着体验客体化的经验,这可能是心理问题和心理学介入的关键点。尤其是,在各种竞争领域的失败者,不仅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失败者,在虚拟的价值和意义生产网络中间,也同样被彻底贬低和压抑。

  反过来,中国依然存在着另类的实践和处境,给我们以不一样的启示。例如南街村,这个村子我去过很多次,其实,南街的平均收入水平并不高,但大多数人面临的基本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前年,还见到南街村副书记段林川,问过南街村的人均福利支出水平是多少?他给我一个数据,他说现在南街村里面有一万一千多人享受村集体的福利待遇,村集体每年的福利开支是七千万,平均一个人大约是6000多块钱。这是村里发放的集体福利,这个支出包括保障健康方面的支出,村卫生室目前已经是卫生院的规模,可以免费看病,能够保障全体村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南街村还提供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南街高中在临颍县还是很好的学校。

  另外一个福利,是农民还可以自己建房子,有这个权利。南街村的房子分两种,92平米和75平米,与老人一起住就住92平米三居室,如果是两口子带孩子就是75平米两室一厅的。这样的房子平均造价是八万块钱一套,如果按照25-30年递延摊销,年平均也是3000块钱左右。生活和住房这两块,加起来一共一万块钱。村民就业没有工资,村支书王宏斌每个月拿250元补助,村民也一样上班每个月拿250块钱,一年也就3000多块钱。满打满算,南街村人均超不过一万五千块钱,如果考虑还有不上班的老人小孩,人均水平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块钱之间。

  即使是这个远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的水平,南街村的状况,也已经足够令人羡慕。很多城市小白领费尽心力,也达不到南街村那个程度,首先是有一份有尊严、体面的、稳定的工作,这是大多数人挣不到的;第二个就经济上的小康水平而言,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至于受到负债威胁,算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

  大概零二年零三年,我去南街村参观的时候,办公室李主任接待的我,我特意问了一下;外面到底是哪些人,在精神上支持或者肯定南街村?他说有两种人支持南街,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对老共产党人宗旨持正面肯定态度的人,这就是左派,但这种属于少数;而另外一种人则很多,就是城市的小白领,他们费尽洪荒之力也挣不到体面的稳定工作,挣不到有保障的小康生活,他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和精神上支持南街村的。他还说,他接待的到访人员中间,绝大多数也是些小白领。如果从社会上看的话,在网络发言中间观察,大多数的小白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追捧西方的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这应该算是小右派了,但是小右派一遇到到生活和工作的务实需要,一些人就变成现实主义者,在精神上转而支持和肯定南街村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真的不低,从本土的不可再生资源耗费水平看还存在着过度开发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在经济上还是没有出路,“新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大多数人口背负不起,甚至,还有一些谋划着要把“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驾马车作为增长点去拖动GDP,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就日益陷于“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和死不起”的相对贫困化困境,难于自拔。

  反过来,虽然南街村的经营谈不上多么成功,主打产品属于过度竞争行业,价格补偿水平不高;在投资上还有很多失误和债务,因此,在人均收入和支出水平方面也真的不算高,但是,村里能够把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妥帖,相对地,人们面临着的身体和心理压力也小,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从历史渊源看,南街村也走了一段弯路,先也是分了地,结果带来巨大的利益纠葛和村民不团结,最后又重新协商,全村合作求发展,经过很短时间的努力,就取得了巨大进步。据王宏斌介绍,村集体在1992年之前没有一分钱债务,朱镕基到访之后银行找上门来给贷款,后来发生了过度投资和投资失误,造成债务比较多。

  南街村走过那么多的弯路和失误,还求生于过度竞争行业(主打产品是速食面产品),平均水平也根本谈不上多么富裕,但村民的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其实就是继承革命路线及其兼容人民主体性发展路径的魅力所在:一方面能够获得合作打市场获得机会,一方面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性。这按照村支书王宏斌自己的总结是“外圆内方”——坚持外圆闯商海、坚持内方治南街;结果,甚至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现实中间,也能够解决人生的大多数问题。其结果,即使是政治倾向截然有别的白领小右派,也不得不心存艳羡,在事实面前说一个服字。

  我分享就到这里,算是从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角度,给各位大咖提供一点思考的素材,谢谢!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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