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主体解放空间

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主体解放空间：单位制的制度内涵及其对主体解放的兼容度考察

老田

【本文是受邀在动力沟通心理学2022年年会上所做的发言，经整理修订而成。】

　　在动通的心理学年会发言，很有点惶恐不安，因为王老师的力邀，所以大着胆子来分享这个大课题。算是从外行角度，给各位深具实践经验的大咖，提供一点思考的材料。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勾画现代人的工作和生存处境所面临的问题。而现代人的心理问题比较多，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现代人的处境，跟传统时代很不一样，通常处在大范围的集体协作中间，陷入工具化地位，由此充满着客体化的体验；这样，人们在外部遭遇到的工作与生活困难，就会变成内在的心理压力，还往往得不到纾解，堆积之下就会成为问题。

　　毛教员所领导的那一场革命，及其从内部创造的群众觉悟和群众路线努力方向，就是一个追求大范围合作效率，同时也追求最大限度地兼容人的主体性的实践道路，显然，人们处在那样的工作和生存境况之下，心理体验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这份实践经验并不完美，也存在着内部问题，后来人为地大面积终止了，但少量的遗留还存在，还继续给人以不同的启示和力量。

　　一、丁真是如何爆红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这里讲一个例子，去年四川理塘县的丁真在网络上爆红。丁珍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跟普通的城里人有非常大的差别；他是牧民的二代，打小跟随父母放牧，一边长大一边学习。而牧民的生产方式，是从头到尾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控制生产过程以及最后的产品，不需要领导来评判工作做的好还是坏。在这样的社会里法理作用会很少，有形的权力也很少，外在的规则也很少，一切的生产和生活关系主要就是牧民自己完成调节，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就能够把各种利益和纠纷调节好。社会学家费孝通把这样的一种生产状态称为“礼俗社会”。

　　这样的前现代状况，之所以还对现代人很有吸引力，丁真的故事能够在网络上爆红，显然，是在城市的小资白领阶层中间得到很高的认可和接受。而他本身的生产与生存状况，能够免于服务于外在目标的工具地位，也可以免于客体化的体验，这部分自主性或者主体性的存在，对现代都市人还有诱惑力。现在在城市里面，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从养育孩子、教育工作到生老病死，都受到外在力量的操控和主导，这与丁真那种单纯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丁真故事的背后，他生存于礼俗社会中间，在生产和生存过程中间免于工具地位和客体化的体验，这对于心理健康而言，会有很多优势。比方说我们今天的会议中间，大家都谈到我们心里应该怎么来看问题，怎么看待我自己，怎么看待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对我们命运有重大影响和操控能力的那些权力、资本、政府、公司等，这些外在的强大力量，对于丁真来说都是没有的。这个算不算自由？那当然也是。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对现代人来说，像丁真那种生存状态，消费品找不到系统的市场供应，生活所需由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大部分牧产品，整个的生存状况受到生产范围的局限，还有大自然的限制。如果天气不好，牧区冬天如果受暴雪袭击的话，就还有可能遭遇到生存危机，四川省政府还有成都市政府经常干的一件事儿，就会在成都平原收农民的稻草运去给牧民，救他们的牲口，同时也由此去打救牧民。

　　这两种截然有别的生存境况对比，还附带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跟我们的心理状况相关，这就是人生意义或者价值观的生产问题。有一个很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韦伯，他说人是挂在自己编织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生存如何才显得有意义，我们做的事情好还是坏，这些评价标准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与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由资本和权力管控的今日社会，存在着外在的评价标准，这还只是一个起点，而标准要很好地起作用，还需要延伸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去起作用，最后我自己认为做的好还是坏，看不看得起我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外在的标准形成之后，最后还需要内部化，被人们自己吸纳和应用。

　　随着人的工具化和客体化，不管是外在的管理所应用的标准，还是我们自己应用于自我评价的标准，最后都与外在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相关，跟我们人自身的需要透过怎么样的生产体系来满足有关。而对于人们自身的心理调节而言，这些标准在某些方面是契合的，但又不可能完全不契合，会由此产生很多挫败、不安或者焦虑。只要一个社会，人还是处在工具地位和客体的地位上，在意义网络生产方面，人自身也同样被放置在对象的地位上来进行工具评价，这就是创造了一个异化社会——人们好像不是在为自己来活着是的。这种状况下，就出现了大量的心理问题，各种不必要的矛盾和心理纠葛。权力、资本和大量外部力量，会以一种外在于甚至对立于自己的方式起作用。在这个社会的长期运作过程中间，它会形成一种价值观，形成一种意义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要深入到你的头脑深处，来操控你，让你自己认为就是这样的，这样，这个社会的规则才是可行的，实际上，这样的价值观和意义网络，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的掌控，也往往会造成各种心里不适和问题。

　　现代社会跟丁真的社会相比，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为了生活方便，还有生产的效率，大范围的协作不可避免，不管是工业、农业或者其他方面，都很需要通过分工协作，扩大技术和机械的应用范围，提升产出和效率，而大范围协作就存在着一个组织与权力的协调作用，这样，就会出现了一个个体时刻面临着管理权的作用。

　　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兼容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追求协作效率

　　既然大范围协作不可避免，能不能两者兼得？一方面保留大范围的协作和效率，另一方面，把人的工具化客体化的体验尽可能缓和，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份实践比较深刻，也走的比较远，就是中国革命。

　　我们知道，毛主席领着秋收起义的残兵败将上井冈山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红军士兵自觉自愿参加革命的主动精神，投入勇敢的战斗，如果没有农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支持革命，支持红军，红军是不可能生存的。如果红军士兵也像白人士兵那样，给钱才干活，有危险就躲，再加上武器装备不行，力量也小，那就只能够失败。所以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就必须转过来设计，在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强制士兵努力、去强制农民群众的支持，这两方面的强制能力都比较差；那就只能反过来，从尊重士兵、尊重农民群众人格出发，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主体性地位，从反面来兼容劳动者和士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始，去激发他们自觉自愿的高水平努力和支持，一句话，红军和根据地的成功，只能够在兼容农民群众和和红军士兵的主体性基础上，才能够找到出路。

　　群众也好，士兵也好，如果他们觉得这场革命是为了我自己，革命的前途如果胜利了，我们大家都有改善，那么，这一场革命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那我们就要来主动和积极地支持它。所以，红军的管理，以及根据地建设，首先的努力方向，是要实现觉悟和自觉的努力，让大多数人都有使命感，有方向感，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可以一方面有大范围的协作——就像红军的行军作战、对根据地征粮征兵，都是非常高度紧密的协作，而且协作的效率也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经过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红军连队的民主建设，大家也不觉得我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而仅仅被人作为工具去操控的人，个体努力方向与革命的整体目标，具有高度认同和一致，这样，强制性的权力起作用就很少，转而依赖自觉自愿的高水平努力。

　　这样，革命的精神遗产，从强制能力不足开始，转而争取民众和士兵的自觉努力，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结合人民主体性的高效率协作道路——既可以实现大范围分工协作的效率，同时也也保留人们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避免陷入工具地位和客体化体验。

　　革命时代，在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去寻求自觉的高水平努力的路径，把追求协作效率和避免工具化地位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当初是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起作用的。这里我引用了毛教员的三段话，这三段话第一段是1958年讲的。1958年之所以需要重新回顾革命时代的经验，原因在于：1956年苏东国家官民严重冲突的教训，1957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受到党外欢迎但在官场则遭遇到冷遇，所以，在1958年才更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才直接追溯革命的历史。

　　在1956年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了很多群众闹事，当时特别严重的是波兰的波兹兰事件，最后没有能够用很好的方式处理，还是依靠流血镇压下去了。从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官员丧失与人民进行交流和协调彼此纠葛的能力，人民的意愿在官场那里得不到体现，矛盾一经爆发最后就只剩下流血镇压这么个强硬手段；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人民的主体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话，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弱和无效率的。官民之间彼此没有办法交流，往往对立起来，动不动就动武，那么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毛主席当时引导高层认真思考这个严肃，同时也极端严重的问题，最后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到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如果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官场中间得不到体现和顺利传递，官民矛盾还需要以镇压机器去压服，这就说明：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就很可疑了。

　　鉴于苏东国家官民矛盾的表现，到1957年的时候，毛主席就从正面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要求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利益纠葛，要用说服不用压服，干部要善于同群众交流。讲话出来以后，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党外的民主党派和他们的报纸非常欢迎，但是党内像人民日报的反映就很冷淡。毛主席后来很气愤，在华东地区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说，我这个报告在党内毫无物质基础。这个恰好说明，与苏东国家一样，党内当了大官的那些人，喜欢压服胜于说服，所以对这个讲话就很漠视。

　　因为官场无视真问题，也拒绝做出反应和改进。所以到了五八年以后，相关争论就更激烈了一些，这样，就从反面开始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了，资产阶级法权首先是一种想象力——把人视为雇佣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用强硬的管理手段去压服他，要求劳动者在管理手段的“强制和激励”之下多干活。这个想象力之下，相当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共产党国家掌权的一些人，也是总想着把老百姓当着工具，总想着用各种管理手段去规训和强制劳动者，还往往想要老百姓不要乱说乱动，这个就跟资本主导下的异化社会很接近了。回顾中国革命的经验，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和落差，革命时代主要依赖干部跟群众的紧密联系，干部跟群众齐心协力和同甘共苦，从而激发出自觉的高水平努力。

　　1958年的讲话，就说你们这些官老爷，老是长了一副资本家的头脑，总想要用工具的眼光去看待老百姓，总想用各种手段规训和限制老百姓，这个当然是对革命路线的一个背叛和逆转。正是在这样的党内争论背景下，毛主席回顾根据地的时候搞民主的前提和效果，说那个时候没有钱，没有粮，没有枪，所以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民打成一片，官兵一致，在官兵之间重建官兵平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要建设官兵平等，然后在各个方面都要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挖掘人民的创造性。最后的战争结局证明：红军如此弱小，但其战斗力很强，最后能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赢得革命战争的全部奥秘，就是依赖这一条成功经验：不是依靠干部强制群众多干活，而是反过来在官兵平等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跟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代表。

　　看起来，革命年代官员们尊重群众跟群众紧密联系，是有点形格势禁和迫不得已的味道。只要是情况和条件变了，就时刻要终结那种被官场后来蔑称为“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的状况。在第二段讲话中间，毛主席很形象地说官场多数“熬了三年恢复了等级制”，而等级制就是上级可以用各种管理手段手法去强制下级和人民，有些人还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从上面压制住群众，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告诉下级应该这么办那么办，而不是深入群众与群众一道寻找前进的道路。这个状况，是跟随执政地位而来的，从前在根据地需要依赖人民群众的自觉支持，现在，好像有了条件去强制群众获得更多的服从了，所以，群众路线就不想要了。到了六九年九大召开以后，毛主席重新总结这段历史，说我们现在进了城，进了城是好事儿，如果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我们共产党就算现在虽然还有很多阴暗面，但总比蒋介石要进步一点，所以整个的社会和状况和老百姓状况，都有改进所以是个进步；但是进城了以后，这个党就不好了，就没有从前那个无钱无粮无枪那种三无的时候那样，更自觉和主动地要去依靠群众，要去尊重群众，要跟人民在一起，要搞官民平等，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相当于，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前在很艰难的时候，官兵平等和干群紧密结合的一个好制度，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实践，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不受待见了。进城了以后，应该说多个方面的条件更好了，强制老百姓的资源和手段也多了，反而，从前在困难时期形成的精神遗产，则面临着全面丧失的危险。这真的就象是孟子说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今天回看这一段历史，历史改变幅度是很大的，普通人生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没有资本的重压，也解除了剩余价值剥削的榨取问题，但是，依然还是处在权力的眼皮底下工作，那么，当官的对待下级是不是公平？对待老百姓是不是尊重？能不能象革命时期一样尊重下级，让下级也同样有机会来发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发挥自己的智慧，很显然，这样一个通道是越来越狭窄和不通畅了。管理权的上升及其垄断性加强，会造成普通民众和劳动者的工具性地位，而客体化的体验也会上升，当然会带来很多人非常不满，要不然，文革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去批判走资派或者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当权派的各种缺陷，还没有真的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比方说只是工作作风粗暴，对老百姓官僚主义等等，搞小圈子，机会分配不公平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但干群关系的趋势确实是一路向下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三、革命路线的实践过程：单位制及其制度内涵

　　刚才讲的趋势，与丁真形成对比。丁真那样的一种状况，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全部地盘儿，对生活与生产方式都能够自己做主，这个自给自足的条件，对所有人来说是回不去了。但是，丁真的状况，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对照性意义。对照性意义在于，合作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牺牲我们的主体性，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又在哪儿？以丁真为模板的话，我们回顾毛时代的单位制，观察内部的状况怎么样，以及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对于人的主体性兼容度如何。

　　共产党打赢革命战争之后，战争年代的工农干部群体，就开始掌握全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然后在农村搞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土改，在城市和私营工厂里也搞了民主改革，大体上，到了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之后，后来人们熟知的单位制就形成了。单位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当官的没有权力去开除一个工人、扣他的工资或奖金，这是给管理权划定了一个边界——管理权不能侵犯劳动者或者下级的就业机会，也不能侵犯他的基本收益。管理权就以劳动者的就业权和收益权为边界，不能越界。这是单位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这个特点出来以后，一个主要的后续特征就出现了。因为当时就业的机会比较少，人们就很少有机会离开原单位，另外找工作和再就业，这样一来，单位内部干部和群众就长期相处在一起，单位就变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当然在农村也是一样，也不可能随便迁移去别的地方。大家常年相处，在工作中经常见面的、生活中经常碰头的这些人，都是很固定的一些人，熟人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信息透明——人们在长期相处中间彼此了解，这样的状况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加关注自己得到舆论评价，也会形成个体的长期稳定预期，工作的努力和日常的生活相处，都关注长期后果与评价，由此，人们会转向更高程度的自律。

　　当时，一个青年工人从学徒工进厂，如果不犯错误，没有犯刑事，没有判刑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这个工厂里一直到老。这样就跟丁真的状况类似，他周围都是熟悉他的父老乡亲，熟人社会的普遍化，加上人们转向自律，管理权的边界很明确，最后实际上复制了费孝通所说的礼俗社会传统——不是管理权起主要作用，而是人们的自律和舆论调节唱主角。

　　在单位内部，同事、师傅，车间主任什么的，工作上彼此配合，在生活中间也都像亲戚朋友那样相互往来，形成一个礼尚往来的人情圈子。最后，在工厂或者城市的单位里面，也和农村的村子里一样，大家都很在乎周边的人对我是什么评价，相当于生活在亲戚朋友的眼皮底下，过分的事儿肯定不能做。然后，大家都觉得被熟人盯着，不能够让人看低看扁，如果一个人被舆论风评不是好人的话，那就就很难抬头了，在生产上不能太落后，会被人瞧不起，在生活上也要把大家的关系搞好，这样，就从心里深处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大多数行为都是以自律为主，自己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会轻易出轨越界。结果，稳定的心理预期和自律，会自下而上接管很多事情，单位内部对强制管理权的依赖和需要下降，再加上一开始管理权就受到边界制约，所以强制性的管理权出场的机会就非常少。

　　不仅在单位内部是这样，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中间也是如此，当时农村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还很少有机会接触刑事或者民事案子。城市的工厂里有保卫处或者保卫科，也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办案子的机会非常少，多数时候也是做些教育宣传方面的工作。整个社会的秩序维护，转而依靠人们的自觉和自律，以及舆论的监督调节作用，虽然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公检法机构人数少，但社会治安状况比今天要好很多。

　　单位制的管理权状况，内化了和继承了革命时代的一些好的传统——干部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了更多的平等，人民的主体性在秩序形成和效率生产过程中间，起主要作用。干部和管理权的作用，有点靠边的样子，这方面当然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毛时代也有点起伏；大体上，在1957年的反右之后，干部的权力上升了；后来经过了文革群众运动潮流，干部的权力又显著下降了，1970年代单位内部民众的发言机会和权力都大幅度上升了。虽然有这些波动，但是大体的经济和政治平等的基础还是存在的。

　　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与这样的管理权共处，工具化的体验会下降很多，制度性的经济异化就比较少，在个人客体化体验也小。相当于，毛时代对于革命传统的继承，按照劳动者自己的习惯和记忆，最后是在单位制的基础上复制了礼俗社会传统，人们的主体性得到这个制度性平台的兼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结合了普通人的心理需要。

　　到了文革前夕，在工厂这样的单位内部，各个部分的权力异化状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相比较而言，行政管理权力还保留着较高程度公共化水平，群众的参与程度很高，比如工资奖金评定、生产任务分配、技术管理、计划执行，乃至于日班夜班安排，这些都主要是在班组会议中间讨论决定的，也是高度民主化的，相关事务连车间主任都很少会参与，这个部分民主化还是很彻底的。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虽然身处大范围协作体系中间，依然还有那种接近于丁真的我做主体验。

　　在经济方面，毛时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基层干部的收入与普通劳动者差不多，跟老百姓在经济上是同一个阶层。基层干部收入上跟群众差别不大，没有阶级分化，这在生活上就带来“困难的一致性”——群众有的困难也是小干部的困难，群众解决不了的问题，小干部们也解决不了，所以，官兵一致最后表现生活和经济困难上，也是高度一致的。

　　农村在文革期间推广了赤脚医生制度与合作医疗，还普及了小学教育，这个推广过程的内在动力，就是基层小干部与群众困难的一致性。我六五年生人，算是这一推广过程的亲历者，公社程书记的儿子跟我高中同班，程书记如果不热心支持办个小学，他儿子也没地方上小学，不办中学，他儿子也没地方上中学；如果没有赤脚医生，他老婆孩子也没地方看病，公社书记的困难就跟群众完全一样。后来知道，高官邓某人1974年狠批合作医疗，说这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但公社程书记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所以，官兵一致需要体现在经济分层方面的一致，最后证明效果非常好，我老家的状况是：比我年龄大的乡亲，绝大多数是文盲，比我年龄小的，则绝大多数是识字的，差别就有那么大。

　　实际上，195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化事业起来之后，农民缺医少药的事情就得到重视，赤脚医生制度的试验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始终缺乏大范围推广的条件。文革起来以后，湖北长阳县覃祥官总结的经验很成熟，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还没有中央文件和政策出台，各地小干部就起来积极响应这个事情，很短时间内就全国推广开了。有关赤脚医生的后续政策，例如给赤脚医生每个月补助6元，是后来才下文件追加的规定，最初阶段并没有。在农村推广办小学也是这样，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的两个民办教师，一个王老师一个侯老师共同提出建议，称为“侯王建议”，他们两个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说公办小学里面聘请吃商品粮拿工资的老师，由国家投资建校舍，再招录学生的办学方式，需要国家投资很多，运作成本也很高，导致学校很少，有大量农村青少年上不了学，所以这个高成本办学方式是不对的，小学应该下放到大队里去办，老师跟社员一样在生产队立记工分。这样一来，办学成本就超低，“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讨论了半个月，各地风起云涌响应，学校就大量办起来了；后来看统计数据，文革晚期跟随小学普及而普及了初中和高中教育，高中生数量最高峰也是在那个时候，改开后高中普及率反而下降了很多。

　　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沟口雄三，他说毛时代主要的制度创新，就是把传统的宗族互助制度提升到了国家制度水平。从前一个同姓的宗族里，也搞一点小小的经济互助和公共物品，比方在祠堂里放点田收点租，供养那些有困难的同族子弟或者孤老等等，但那个非常有限，那个救济的覆盖的面也非常小。而在毛时代，这一类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应，依托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很容易就普遍化了，因为有着单位或者农村的集体经济平台在背后支持。

　　由此可见，沟口雄三所说的互助提升机制，其核心动力和支撑点，是经济上的非阶级化，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就没有干部与群众困难的一致，如果没有基层干群的协作努力，依靠国家投入的高成本方案，慢慢去推，还是非常困难的。反过来，今天“新三座大山”重新对大多数人口造成巨大压力，其内在机制则是整个社会的重新“阶级化过程”——把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改造为一个放任利润榨取规则横行的领域。

　　四、文革群众运动对于政治异化的检验

　　毛时代，作为一个革命领导团队执政的国家，公有制普及，单位制内部复制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传统，对于人们的主体性兼容度很高，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消灭社会分层（当时称为“缩小三大差别”），大大地降低了普通人所受相对贫困化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主体解放的目标。

　　反过来，有一个地方做的特别不好，由此也呈现出一些潜在的退化趋势。本来党领导在革命时期就是培养积极分子，起到联系群众和带头作用的，进城初期的党组织团组织也是培养先进的工人，给他们优先进行政治训练，让他们成为战斗堡垒，在劳动者中间发挥核心作用，来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对坏人坏事由他们率先来出面批评，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的，这当然也是一种自主管理的方式。

　　在文革的时候，发现反而是这个部分的异化特别严重，工厂里面因为是熟人社会还好一点，但是在高校里面问题就很严重，党委书记或者团部书记支部书记，本来应该选拔跟劳动人民最可能紧密结合的先进分子加以培养，本来应该体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民主风范，但常常是各种马屁精最先脱颖而出，最先入党入团。文革运动爆发的时候，党团组织和党团员中间，很多人直接对抗政策号召和政策，变成了死保本单位领导的保守派，还往往组织起来去反对造反派对干部的批评。清华大学就很典型，其党团员先是死保蒋南翔，后来又死保工作组，做检讨的时候集体出来说“我们又错了”，关键是这样的事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还发生了两次。

　　今天回顾，那时候，党支部团支部发展新成员，往往缺乏公开程序和群众评议，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最后在文革群众运动的检验之下，发现很多地方都异化为跟随领导个人心意的“小圈子”，最先出现了和集中了全社会的政治异化现象。这就是毛主席在九大上说的，进城之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今天回顾，党团组织先出现了小圈子和异化，还有一部分道理，与行政管理方面较高的公开性和参与水平相比，前者显然更容易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而工厂在政管理方面，例如工资奖金评定，任务分配，技术管理与计划执行等，那时候还主要依赖在班组会议上讨论和集体决定的，当然可能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常常会出现要照顾困难家庭和同事，但这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参与，结果也是公开的，而且，如果这个传统没有彻底破除的话，也会得到惯性或者自觉遵循。而在党团组织中，发展新成员往往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个人就能够决定，一个人有很大的发言权，发展谁为积极分子，培养谁入党，给谁政治上的提升机会等。选择的权力集中于支部书记个人手里，如果这个人品性不好，上级缺乏监督的信息，下级和群众又监督不了，这就容易形成依附于个人的小圈子。而只要是出现了小圈子，就肯定会划分圈内圈外，机会和好处肯定圈内人优先，圈外人就无形之中受到排斥，如果圈外人有不满意或者批评意见还会受到集体打压，那这个小圈子最后就会很讨人嫌了。

　　极端情况下，一个单位会出现在小圈子内部分配向上流动和政治提拔的机会，机会和好处对圈外人封闭，在熟人社会信息透明的条件下，这种明显的不公正，长期之后就会激发普遍的群众不满和批评。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内部的派别划分，也主要是与那个地方的小圈子排斥效应成正比，小圈子越是厉害，排斥和打击的人越多，老百姓对小圈子的意见就越大，文革一起来，老百姓站在造反派一边批判走资派的力量，也就越大。大体上，哪个地方干部或党团书记如果很民主，跟共产党的要求一致，受到群众拥护，他那个地方的造反派力量就很小，保守派力量很大，大家都自觉应该拥护他。当时还是有这样的案例，河北饶阳县五公村的劳模耿长锁，就很得人心，内部基本上就没有对立面，后来外部的天津的一些学生去批判他，说他是刘邓路线之下培养的劳模，怎么怎么的，结果，全村的人都组织起来保护他，他那个村子除了一个下台干部和他的几个朋友之外，就没有造反派。

　　反过来，如果平时作风很粗暴，得罪人很多，又喜欢搞小圈子，作风不正派的，文革起来之后，在单位内部基本上举目皆敌了。比如海军李作鹏，空军吴法宪，总后邱会作都是这个状况，在单位里几乎待不下去，大部分下级干部和普通群众平时都很讨厌他，但没有机会发出批评意见，文革一来这机会可是来了，他们最后如果不是硬保下来，就没有办法脱身了；这也不是说他们属于反党集团所以特别坏，可能属于平均水平，好多军队干部平时作风粗暴，得罪人超多，文革期间都是依赖上级保护下才过关的。所以，权力异化和不公正的程度，民众平时的异化体验和不满，在文革特殊时期会相应地充分表现出来，造反派数量多少及其优势还是劣势，是与一个单位领导表现具有高度的负相关关系——领导表现越差造反派越多。

　　在单位制和熟人社会传统中间，政治异化往往出现在公开性较差的领域，公开性较高的方面反而问题很少。这个情况，也成为文革反对派的一个依仗和凭借，很多老工人对于新社会怀有朴素的感恩心理，觉得这一批共产党干部来了之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有很大的改进，人格也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在政治上就陷入保守，日常表现就亲近干部并易受他们的诱导，这样，往往能够动员起很大的反对力量。

　　所以，毛教员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文革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在基层的反对力量及其觉悟目标都很难实现，不过，文革确实就像是毛教员说的那样“是一场认真的演习”，把大多数问题和困难都给充分地揭示出来了。

　　五、另类的制度实践：集体经济村庄其主体性兼容问题

　　革命时代，打开了普遍的工具化方案的缺口，看到了兼容主体性的另类道路具体可行性。在革命后社会中间，主体的解放目标，得到单位制平台的部分兼容，在缓解大多数人口面临的相对贫困化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后来，走了回头路，今天人们不得不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以及管理权的垄断和冷漠，在工具化地位上挣扎着体验客体化的经验，这可能是心理问题和心理学介入的关键点。尤其是，在各种竞争领域的失败者，不仅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失败者，在虚拟的价值和意义生产网络中间，也同样被彻底贬低和压抑。

　　反过来，中国依然存在着另类的实践和处境，给我们以不一样的启示。例如南街村，这个村子我去过很多次，其实，南街的平均收入水平并不高，但大多数人面临的基本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前年，还见到南街村副书记段林川，问过南街村的人均福利支出水平是多少？他给我一个数据，他说现在南街村里面有一万一千多人享受村集体的福利待遇，村集体每年的福利开支是七千万，平均一个人大约是6000多块钱。这是村里发放的集体福利，这个支出包括保障健康方面的支出，村卫生室目前已经是卫生院的规模，可以免费看病，能够保障全体村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南街村还提供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南街高中在临颍县还是很好的学校。

　　另外一个福利，是农民还可以自己建房子，有这个权利。南街村的房子分两种，92平米和75平米，与老人一起住就住92平米三居室，如果是两口子带孩子就是75平米两室一厅的。这样的房子平均造价是八万块钱一套，如果按照25-30年递延摊销，年平均也是3000块钱左右。生活和住房这两块，加起来一共一万块钱。村民就业没有工资，村支书王宏斌每个月拿250元补助，村民也一样上班每个月拿250块钱，一年也就3000多块钱。满打满算，南街村人均超不过一万五千块钱，如果考虑还有不上班的老人小孩，人均水平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块钱之间。

　　即使是这个远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的水平，南街村的状况，也已经足够令人羡慕。很多城市小白领费尽心力，也达不到南街村那个程度，首先是有一份有尊严、体面的、稳定的工作，这是大多数人挣不到的；第二个就经济上的小康水平而言，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至于受到负债威胁，算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

　　大概零二年零三年，我去南街村参观的时候，办公室李主任接待的我，我特意问了一下；外面到底是哪些人，在精神上支持或者肯定南街村？他说有两种人支持南街，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对老共产党人宗旨持正面肯定态度的人，这就是左派，但这种属于少数；而另外一种人则很多，就是城市的小白领，他们费尽洪荒之力也挣不到体面的稳定工作，挣不到有保障的小康生活，他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和精神上支持南街村的。他还说，他接待的到访人员中间，绝大多数也是些小白领。如果从社会上看的话，在网络发言中间观察，大多数的小白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追捧西方的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这应该算是小右派了，但是小右派一遇到到生活和工作的务实需要，一些人就变成现实主义者，在精神上转而支持和肯定南街村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真的不低，从本土的不可再生资源耗费水平看还存在着过度开发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在经济上还是没有出路，“新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大多数人口背负不起，甚至，还有一些谋划着要把“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驾马车作为增长点去拖动GDP，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就日益陷于“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和死不起”的相对贫困化困境，难于自拔。

　　反过来，虽然南街村的经营谈不上多么成功，主打产品属于过度竞争行业，价格补偿水平不高；在投资上还有很多失误和债务，因此，在人均收入和支出水平方面也真的不算高，但是，村里能够把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妥帖，相对地，人们面临着的身体和心理压力也小，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从历史渊源看，南街村也走了一段弯路，先也是分了地，结果带来巨大的利益纠葛和村民不团结，最后又重新协商，全村合作求发展，经过很短时间的努力，就取得了巨大进步。据王宏斌介绍，村集体在1992年之前没有一分钱债务，朱镕基到访之后银行找上门来给贷款，后来发生了过度投资和投资失误，造成债务比较多。

　　南街村走过那么多的弯路和失误，还求生于过度竞争行业（主打产品是速食面产品），平均水平也根本谈不上多么富裕，但村民的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其实就是继承革命路线及其兼容人民主体性发展路径的魅力所在：一方面能够获得合作打市场获得机会，一方面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性。这按照村支书王宏斌自己的总结是“外圆内方”——坚持外圆闯商海、坚持内方治南街；结果，甚至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现实中间，也能够解决人生的大多数问题。其结果，即使是政治倾向截然有别的白领小右派，也不得不心存艳羡，在事实面前说一个服字。

　　我分享就到这里，算是从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角度，给各位大咖提供一点思考的素材，谢谢！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