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日本都这样了,这些人还不肯收敛针对中国的险恶用心


  现在又到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这波疫情同时冲击国内多个城市,让很多人感受到工作生活的不便利以及面对收入上的损失。

  这些都是已经肆虐全球快三年,至今还在不断迭代的新冠病毒造成的社会代价。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虽然已经以体制的优势,尽量维持疫情风暴中世界最大的安全岛,让中国在世界迄今六七波疫情的冲击之下,成为代价最小的国家,但依然不可能没有损失。

  但有人还在想方设法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说成是中国的抗疫政策导致的。这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逻辑偷换操作。

  他们反对中国的疫情政策,不断向中国人灌输与病毒共存的可行性,但他们就是不敢面对、反而尽力回避一个关键的问题:用国外的共存模式,在肯定要付出更大的健康和生命代价之外,是否能够做到经济代价会更小?

  这是共存派主张的致命缺陷。他们的主张真实的目的也在这个问题里面。正是因为他们明知西方的共存政策已经失败,让西方处于不可逆的永久伤害之中,他们才不愿意看到中国通过自己的积极防疫政策,风景独好。

  一句话,他们不希望中国的成功与西方的失败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让西方本就建立在沙子上的体制优越性彻底崩盘。对这些境内的恨国党和已经移民的部分高华来说,西方的失败也代表着他们信仰的幻灭和选择的失误。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和西方的盛衰绑定在一起。

  西方越失败,他们就越痛苦。中国越成功,他们就越恐慌。

  疫情这一次把中国和西方的体制差异给验证出来了,而且非常有说服力。谁在坚持生命至上,健康至上,谁是漠视普通人生命的低人权国家,只要不带着有色眼镜,情况一目了然。

  美欧就不用说了,美国到现在还是每天因为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就在中国大陆旁边的国家韩日,也因为疫情政策跟西方看齐,国内呈现一样的场景。早几个月是韩国,现在轮到日本,日本28天感染超575万人,每天的感染人数已经把医疗系统的救治能力击穿。大量的新冠病人根本无法入院得到救治,而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高达200多人,日本一些火葬场都排起了队。

  美国CDC今年4月份公布了血清学研究的结果,截止到2022年2月底,全美新冠感染率为57.7%,0-17岁的少年儿童感染率更是高达75%。

  新冠病毒并不只是对老年人有特别大的杀伤力,对于国家的年轻一代,感染率也是特别高。考虑到新冠引发的后遗症主要症状包括:无法逆转的肺部纤维化、嗅觉丧失或减退、关节痛疼,肌肉无力、容易诱发血栓、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下降、认知障碍、感觉缺陷,严重的还出现了脑萎缩,有的人更是丧失了工作和学习能力,疫情抗击不力影响的可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当下,还影响到国家的未来。

  而且,新冠的重复感染频率实在太高了,西方国家普遍地在2022年上半年遭遇三波奥密克戎病毒的侵袭。原来西方国家鼓吹的群体免疫非但没有实现,对新冠病毒进化后危害性越来越小的预测也落空了,有的人不到半年已经重复感染过四五次,有的甚至不到一个月就重复感染。

  只要看看这些消息,再看看并不复杂的数据,就不应该指责中国的防疫政策,还要中国学习西方。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肯放弃那颗想搞乱中国的心。

  在疫情问题上,不但是西方暴露了漠视普通民众生命的低人权特征,而且这些崇拜西方的国内恨国党和境外高华,也同样暴露了他们缺乏人性的特点。讽刺的是,平时就是这些人,最喜欢大谈人性和人权。

  其中,尤其要注意那些移民海外的高华,他们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上注册账号,故意掩盖西方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共存的鼓吹最为积极。

  按照他们的建议,中国人也要付出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死亡的代价,让已经避过死亡威胁的那些体质较弱的群体,再次面临死亡的考验。而同时,经济也不会因此就会比中国现在更好。到时候很多人没了,经济也更差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8月24日发布研究报告称,18~65岁的美国人群中,大约有1600万人患有被称为“长新冠”的新冠后遗症,受后遗症影响,有200万~400万人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导致美国劳动力短缺。还有机构经测算,认为美国患有“长新冠”的高达3400多万到5000多万的。不管是哪个数据更接近实际情况,都足够触目惊心了,由此造成的收入损失高达每年上千亿美元甚至更多。

  疫情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大多数人都过得相当不轻松,但这不是我们要学习西方躺平的理由。中国的疫情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确实有很多问题,但采取积极的防疫政策是没问题的。如果因为一些地方执行出现偏差就要否定这个政策,那跟苏联人当年因为政府执行的偏差否定苏联体制一样,到最后承受的后果是人均寿命降低四五岁。美国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人均寿命已经降低了接近三岁,被中国反超。

  正好,希望中国放弃目前防疫政策学习西方与病毒共存的人,与一直希望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并为中国至今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而气急败坏的人,高度重合。

  疫情成为对不同社会体制的一场大考。面对疫情,不同制度不仅显示了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客观差异,还显露了不同制度下的政府对于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不同态度,导致对待疫情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迅速分化为消极抗疫和积极抗疫,消极派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投降派,宣布与病毒共存。

  西方体制下的这种投降和躺平,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

  首先,西方体制无法满足积极抗疫对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高要求。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要求社会反应迅速,快速切断所有传播链条,不允许有盲区和死角,不但要求全国一盘棋,还对社会上下从政府到民间的配合协调有着极高的要求,否则就很容易劳而无功。

  其次,西方政府背后的资本力量,看到了疫情下的“机会”,疫情不影响大资本的财富扩张,而且还可以淘汰掉被他们是为社会负担的弱势群体。只要把社会精英保护得很好,放任疫情对低端人口和老弱病群体进行淘汰,恐怕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选择。美国在宣布社会范围内不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同时,美国白宫却执行三天两检的规定。

  再次,反正话语权都集中在资本和精英手里,受苦的底层群体再苦再惨也没有太多表达的渠道,特别是因为新冠而死去的人又不会说话。美国因为抗疫不利导致一百多万人死亡,并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愤怒和反弹,不得不感叹西方社会的舆论控制能力之强。这也是西方国家敢于漠视人民生命安全而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吧。

  但如果中国学习西方疫情政策,那就完全不同了,后果不堪设想。

  当初中国最先爆发疫情的武汉因为没有经验,疫情造成几千人死亡,就被中国的一些文人和部分媒体描述成人间炼狱,各种小作文直接把情绪引向体制。

  如果中国如共存派所愿,学习西方的做法,按照美国的死亡比例,中国几百万人因为新冠死亡,大量病人不能及时就医而听天由命,到时候各种宣泄痛苦、控诉社会、否定体制的小作文会淹没整个中文互联网。而且,带头的就是这些现在主张中国学习西方与病毒共存的人。

  西方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几十年,虽然渗透的痕迹随处可见,但始终没有做到让红旗落地,西方软实力因为疫情防控不利等原因在迅速衰减,多么希望在还握有话语权优势的情况下,通过疫情这样的共同卫生事件,给中国制造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再把社会危机演变成信任危机和政治危机。

  让疫情成为引爆中国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导火线,本来就是一开始西方所期待的。只是中国的果断措施让西方没有如愿看到中国的“切尔诺比利”时刻上演,西方发达国家反而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这样,他们就更无法接受了,因为他们担心:第一,不同制度的表现差异迟早会演变为西方的制度危机,现在虽然还可以用话语权优势掩盖制度性缺陷,但这种掩盖不能长期有效。第二,疫情应对的差异,会变成中国综合实力超越西方的助推剂。

  按中国与美国人口的规模进行测算,中国能承受得起共存之后的结果吗?为什么要疫情防疫的优等生,去跟差等生的西方学习。

  当然,中国有很多人,只是因为疫情而遇到了个人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而有些抱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跟着那些恨国党的节奏走,要求放开疫情政策,以为这样会更好一些,但其实会更糟。

  解决压力的方法,不是学习西方与病毒共存,而是要改善社会在抗击疫情持久战条件下的抗压能力。

  面对疫情,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抗压能力最低呢?那就是原子化的自由市场体制。这样的体制,个体要独立面对生存的压力,从打工人、到小资本,再到大资本,对于疫情的痛苦感受依次递减,甚至,大资本还会因为疫情而受益。有很多国家,因为疫情,贫富差距更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速度加快。美国全部住户收入基尼系数由0.484升至0.489,德国基尼系数由0.297升至0.344,法国基尼系数由0.292升至0.293,日本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由0.626升至0.644,韩国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由0.606升至0.676。美国“商业内幕”网站4月20日报道称,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疫情加剧了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美国亿万富翁们的财富增长达到62%。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家庭收入越低,在疫情期间的损失就越大。

  因为疫情拉大的不仅仅是收入差距。根据2020年7月7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站上的报告《新冠大流行之前及期间收入与预期寿命关系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州,2015-2021》,2019年最富裕的1%人口和最贫穷的1%人口预期寿命差距是11.52岁,202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4.67岁。经过两年的新冠洗礼,到了2021年这一差距更是扩大到惊人的15.51岁。这个差距的拉大,部分原因是医疗条件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分配的不公,部分是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增加后的心理压力过大等因素引发了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社会原子化加上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导致普通民众对于疫情的耐压能力很低。

  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抗压能力最强呢?那就是公有制。公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更高,不会因为企业的一时困难大量解雇员工,第一时间把危机成本向劳动者转移。公有制社会因为财富分配相对公平而可以维持更高的社会福利。这些都是在危机状态下,可以保持更高的抗压能力的关键因素。

  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危机条件下的社会承压能力应该是随着公有制比重的提高而提高的。

  现在看,抵抗新冠疫情不是一场速决战,而有越来越大的可能成为持久战。如果可以快速地消灭疫情,那么只要有社会主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就可以做到,但如果是长期的博弈,那就需要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改善分配格局,增加社会的抗压能力才能应对。

  除了这个之外,无论是通过税收还是货币政策给企业更大的支持,增强疫情下的抗压能力效果都比较有限。一些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还在借助疫情下的社会焦虑,兜售各种版本的私有化,这就是唯恐中国不乱了。

  国企本来就承担着经济和社会压舱石的作用。曾经辉煌一时的房地产企业出现问题导致大量楼盘面对烂尾压力之后,还是政府背景的国企出来托底。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行业内也存在,因为疫情问题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和经营困境,以非公企业居多,这些压力会直接传导到企业员工,在此情况下,是否可以转换思维,通过增加公有制经济比重,缓解就业等突出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有效的办法。

  有人自然会说公有制的竞争力或活力就一定不如非公企业,这是一种误解。大企业病和代理困境在私有制企业也大量存在,很多企业一样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解决好了,公有制企业完全可以达到很好的管理和经营水平。公有制企业如果重建职工的主人翁精神,还可以实现更好的激励效果。

  这次增加公有制经济比重,国企通过并购方式,对经济进行托底,可以把重点放在那些遇到困难但经营基本面还不太差的企业。

  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也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内卷问题的方向。前几篇文章,我们分析过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传统机器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会对劳动者形成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替代,会降低劳动者对资本的谈判能力,增加失业率,也需要增加公有制比重,来解决技术进步造福于谁的问题。

  无论是从应对疫情,还是从技术进步的长远发展,提高公有制比重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必要性。新技术和疫情因素的叠加,增加公有制比重的紧迫性因此提高了。

  总是有人在谈公有制比重过高会影响经济活力,这个是否成立,有待于实践检验,由时间给出答案,但公有制经济比重过低,会影响到社会的抗压能力,这个问题也应该进入学术研究和大众思考的视野。

  中纪委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很有针对性的文章,文章指出:“躺平”没有出路,疫情防控必须算大账、长远账、动态账。事实证明,越是坚持动态清零,疫情就能越早得到控制,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就越小。我国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效果最好的。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会胜利,坚持定能胜利。

  面对疫情下的压力,很多人都在思考和探讨出路,我看了很多人提出的方案和办法,比较之后,更是坚定地认为,疫情是资本主义直接搞出来的全人类危机,实行社会主义是唯一的解决出路。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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