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2022-09-20
作者: 王今朝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的人民性,即它是人民自己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历史基因

  起点就是基点,就是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来自于马克思的人民观。马克思的人民观不是生来就有的,但在马克思那里,它的形成又有其必然性。回顾马克思主义发生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好的起点几乎决定了接下来的路径,甚至是终点。列宁、毛泽东与马克思有着相似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经历。这就难怪他们与马克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现属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城。特里尔历史悠久,地处德国东南边陲,毗邻法国。1797年,特里尔被法国军队占领,1801年被正式割让给法国。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才又回到普鲁士。据信,它有超过2000年的城市历史。大约在公元3世纪末,特里尔就设立了基督教教堂,就被设置为主教府驻地。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欧各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开始国家建设。这时,受17世纪上半期爆发的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德意志领土甚至分裂为300个小邦。这些小邦仅被视作大国的缓冲带和雇佣军的提供国。这时的德意志所统治的面积比今天的德国还大不少,普鲁士只是德意志中一个较大的王国。在亲和启蒙思想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1657-1713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的经营下,普鲁士打造出了德意志帝国(1871年建立,史称“德意志第二帝国”)。然而,德意志国家的发展也面临着深刻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作为统治基础的贵族的阻碍,以至于历任的这些普鲁士国王只能实施有限的改革。当腓特烈二世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时,遭到容克贵族的“强硬的,并且多半是不可克服的反对”,以至于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可能来改革自己”。然而,法国大革命(1789-1794年)给了德意志统治集团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机会。在法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包括特里尔,法国人用军事强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扫除民族歧视、宗教等级,而在占领区以外的德国地区,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广泛传播。这就使得变革社会结构实际上成为德意志举国上下的共识,只不过如何变革和变革快慢有所分歧而已。毫无疑问,由于连年的战争,德国人对于暴力革命是不陌生的。马克思就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地理和历史背景之中。

  马克思出身于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家庭。他的祖父是研究犹太律法的学者,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地方律师,至少在马克思的中学时代是特里尔市的法律顾问,他的母亲来自一个精通犹太律法同时极善于投资理财的显赫家族,在结婚时带来的嫁妆一直到24年后马克思的父亲去世时都没有用完。马克思没有去上小学,而是接受家庭教育,直到12岁。他的父亲稔熟伏尔泰、卢梭、莱布尼茨、洛克、牛顿等人的著作,是个理性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经常参加自由主义者的一些活动,一度因卷入唱《马赛曲》《巴黎人》等革命歌曲的活动而被警察逮捕审查。特里尔市的高级官员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思想开明、知识渊博,文学修养很高。他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甚至能大段地用英文背诵,是马克思父亲的朋友。他们两家的距离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威斯特华伦男爵对儿时的马克思青眼有加,常常带马克思在城郊散步,背诵浪漫主义诗歌、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给他听,还常要求马克思关注圣西门(法国伯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少年马克思把男爵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像父亲一样尊敬他。这也就难怪男爵的女儿燕妮最终嫁给马克思了,也容易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活动轨迹了。这种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熏陶使得马克思似乎生下来就要当思想家,就要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进行思考了。

  1830年,12岁的卡尔·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这所学校对古典文学教育的重视,给马克思的学养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他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写了大量诗歌了。后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引用了大量的文学诗歌。尽管马克思成长于殷实的中产家庭,少年马克思目光所及之处却都是受着封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剥削的劳动人民。上学必经之路的小广场上聚集的穷苦农民在马克思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校长约翰·海因里希·维腾巴赫(1767-1848)和德国大文豪歌德认识,和马克思一家关系密切,在拿破仑革命期间一度思想非常激进。可以说,马克思少年时代就与当时德意志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伍了。1835年,马克思中学毕业时,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都掌握得很好,无论是读写还是口语,中学毕业证书上都有非常肯定的评价,宗教、数学、历史、地理成绩都很好,只有物理是中等。他中学毕业考试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他留下来的最早理论作品之一。在临近末尾,他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17岁时就理性思考自己的职业,显示马克思在思想上是比较早熟的。他已经走上一种轨道了。该文已经表现出马克思在一种对立中思考人生的方向了。它是卡尔·马克思的青春宣言,预示了马克思一生必然是奋斗的一生,只是这时还看不出,马克思将会奋斗出怎样的结果。他的中学毕业证书最后写着“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勿负众望”。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并于1836年转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他把大部分的学习精力放在哲学和历史上。在他的导师,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的鼓励和帮助下,马克思完成了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并萌生了入职波恩大学谋得教席的想法。1841年,马克思将这篇论文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Jena)申请博士学位。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博士认为,该学位论文证明该考生不仅有才智、有洞察力,而且知识广博,因而主张该考生完全有资格获得学位。1842年2月,随着普鲁士当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打压,布鲁诺·鲍威尔被解除波恩大学教职,使得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后入职波恩大学的愿望落空了。同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刚创刊不久的《莱茵报》撰写稿件,并迅速凭借大量的理论评论文章成为该报纸的灵魂人物。当年10月,他接任主编一职,遇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推动了该国容克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剧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饥饿驱使贫民到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也就难免对地主和贵族所拥有的猎场和牧场造成某种令主人不快的破坏。虽然1826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树木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许多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面对这种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更严厉的法案,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马克思对人民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根据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1842年10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发表在《莱茵报》上。该文以长篇大论系统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提出自己的森林立法观。马克思在1859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莱茵报》因马克思的一系列写作遭到普鲁士政府查封了。想必这更是激起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马克思要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了。——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不是单纯地坐在办公桌前写作,而是以记者的身份做了大量的现场调查。马克思都这样了,列宁由于自己的哥哥被沙皇杀死所经历的苦痛,毛泽东1910年4月看到湖南饥民被清政府杀后头颅悬挂在长沙城的南门外示众,他们反抗他们所面临的现政权是非常自然的了。

  有一句中国老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秀才造反是最可怕的。秀才有文化,他必然要论证他的观点是合理的。这是所有真正学者的“通病”!许多学者就是因为对一句话不满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写作。这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因为许多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有条件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其发展变化的动力和源泉。为了讲清楚一件事,一个观点,不得不讲清楚诸多其它事物和其它观点。大学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炼成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作者的观点必然要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升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修列《兵法》,许多大人物都是因为遭遇理想和现实矛盾的困扰而写出自己的理论作品的。这时的马克思还处于青年时代。他的划时代的作品还需要成年累月地阅读、写作、修改、编辑才能得以完成。从少年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个人自由主义的精神怎样通向人民的解放理论。在个人和阶级之间是不存在鸿沟的。如果不从阶级的角度,个人命运是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的。——少数个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大多数人是不可能依靠各自的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他们只有作为一个阶级来做出集体的行动。马克思的理论思维能力使得他能够看出其中的逻辑。或许,对文学的喜爱也使得马克思带有一些社会浪漫主义色彩。他给当时还是他的女朋友的燕妮的信件充满了幸福的甜言蜜语。他与夫人至死不渝的亲密感情是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再没有一个人比这样的人更适合去发展一套关于人民求解放的理论体系了。

  很显然,马克思一生用于构建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所依赖的财力是比较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薄弱的。马克思和燕妮如果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财产,也远远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列宁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马克思一辈子确实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他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他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做出的牺牲帮助换来了亿万人的幸福,未来受益的人只能更多。阅读马克思的诸多传记,许多伟大的人们都已为他洒下热泪。习近平说,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当我们翻阅历史,不难看到拿破仑一生经历50场战争,毛泽东所经历的战斗、战争不下千场。我们不禁羡慕他们!当我们走到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栏架前,看到成排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们不仅感到,马克思在没有硝烟的战斗和战争中所立下的功绩也不逊于他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不仅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就是人民,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深深地与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他系统而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呼声。他的理论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人民对于旧制度的痛恶之情,揭示了人民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有美好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品格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少数伟人所拥有的吗?不是的。人民性品格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只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伟人在各自的条件下把人民性品格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国古代经典《尚书》早就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形成了民本思想。这样看来,马克思就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人,而是一个人人可以学习的人了。

  二、唯物辩证法的人民性

  一个人如果没有科学的哲学的指引就难以前进,就难以达到光辉的顶点。虽然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不乏如边沁、配第、李嘉图这样的思想家,甚至也不无英明的国王,但英国独处一岛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部分类似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大一统格局。19世纪的德国则不同,它刚刚由众多的小邦合成一个现代国家,力量还很弱小。这样一个国家非常类似春秋战国末期的中国,是注定要出大思想家的。因为有许多重大的实践问题要得到理论上的处理,而且已有许多同时代的人物对类似问题进行了思考。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把这句话用在马克思的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他注定要遇到哲学。因为对于他这个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如何判断当时德国法律的合理性、正义性是一个基本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他除了听课外还阅读了大量的法学著作,在一年之内他自学所得的知识就已经让他感觉到要解决法学有关的问题离不开哲学了。他当然知道他的大学老师的法学观点的对立。他试图按照费希特(J. G. Fichte)在《自然法权基础》——当时柏林大学的法学理论时尚——中提出的方法创建一种法哲学。这种尝试让他体会到以某些原则作为指针来编织整个体系会面临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让他体会到这种主观的先验原则一开始便注定要成为认识具体的法和真理的障碍。在解决应有与现实或法的先验原则与法的现实体系的矛盾过程中,马克思很快得出了下述结论:必须从对象的发展过程去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可以将它们任意地加以分割;而且事物的本质应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内容去加以展开,并且最后在自身中求得统一。这个结论可以用他1837年初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后写的一首诗来展现: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

  马克思对于这种哲学是有着深深的体悟的。他的《资本论》正是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单纯、最基本的因素开始的。只有真正说明了商品,才可能说明商品盛行于其中的社会。——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仔细思考商品、商品经济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1836年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出版。这部著作一反过去的哲学史将伊壁鸠鲁、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仅仅看作是一种折衷主义哲学和它们标志着希腊哲学的衰落的说法,认为这三派哲学事实上构成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普遍立场就是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这种思想以及黑格尔第一部哲学著作的名字应该对深爱读书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题甚至题目的格式乃至马克思一生的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一生的写作实际上也是通过他关于现实的思维来获得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一旦选定博士论文题目,马克思就“淘沙砺金,浏览了几乎当时可以看到的所有记述和评论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他选择有代表性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普卢塔克、卢克莱修、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约·斯托贝、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斯、西塞罗、伽桑迪等人的著作、论文、对话、言论做了摘录、转述、概括和评论,而且每一部作品的版本都是当时最权威的”。这种收集文献的模式也是今天研究者处理文献的基本模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有这样的回顾:“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安排在哲学与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他的哲学研究如此出色,以至于他在1837年可以加入成员一般比他大10岁以上且主要由教师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而且颇受俱乐部成员的重视。加入这个俱乐部想必促进他更进一步研究哲学。他在1839-1840年初研究古代希腊哲学写下七本笔记本,他当时写下的如下感悟表明他已经可以以现代的意义来看待辩证法:

  “……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但辩证法又是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

  少年时期的马克思生活于一个安定、富裕又充满了精神追求的家庭。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一定受到了这种家庭出身的影响。既然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思考了职业问题,那么,当他进入大学去追求知识时,还有什么知识比哲学更重要呢?人依靠感觉、直觉、逻辑来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所以,讨论欲望(食欲、性欲、运动欲、炫耀欲、权力欲)、需要、感觉、直觉、预感、预想、逻辑等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讨论观察、比较、类比、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具体、抽象等方法是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判断好坏善恶的标准是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比如,快乐和痛苦两种感觉就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词汇。功利主义甚至对感觉做加减运算。毫无疑问,感觉是可以数量化的。然而,快乐抑或痛苦并非判断善恶和取舍的唯一标准,有时,甚至不是可靠标准。有时,甚至可能出现不同的快乐定义。伊壁鸠鲁说,“……我们称……身体的无痛苦和内心的无纷扰……为快乐”。但不同人的内心对同一事物是否感到纷扰又是不同的。有的人面对其他人感到激情的东西就是无动于衷。这涉及到究竟怎样看待人的问题。人应该害怕死亡吗?人和神是什么关系?人和金钱是什么关系?物质的本体是什么(是否由原子构成)?人和物质是什么关系?物质和金钱是什么关系?物质或者说客观存在与意识、社会制度是什么关系?人和社会是什么关系?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人们该如何对待法律?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涉及一系列的概念。如何给出清晰的概念?如果不好给出清晰的概念,那么,如何在使用概念的时候不至于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在使用概念精当的基础上如何设定一个框架?如何避免认知的或观念的错误?如何从错误的认识和观念中摆脱出来?这些都是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的问题。所以,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实际上是任何哲学都须臾无法离开的,进而矛盾论实际上也是须臾无法离开的。矛盾论已经蕴含在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中,也被马克思所认知,被毛泽东精确阐释了。这些在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中都多多少少地涉及了,而二者的异同点的比较就构成马克思博士论文考察的主题。

  有人可能提出疑问,马克思博士论文所探讨的上述主题看起来不是边沁功利主义哲学探讨的主题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批判功利主义哲学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很有革命性的,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相通性。同时,边沁的功利主义也主要是基于个人的考虑,而没有考虑阶级的对立。后来的资产阶级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济学者更是通过阉割把边沁的功利主义日益给庸俗化了,还打出了边际主义革命的旗号,又由于仿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冠,使得绝大多数今天的人们往往只知道西方经济学中的功利主义,而不知道边沁的功利主义了。年轻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摆脱边沁等人的理论话语,但他注定不会拘泥在这类话语之中的。

  当获得博士学位,却无法按照自己的初步的理想生活还被不断驱逐时,马克思能不对影响自己生活质量从而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障碍进行深入分析吗?一个在青年时代就深入思考未来职业,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在真正面对生活时却被现实打败,无法按自己的思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不得不对影响个人生活进而影响整个人类生活质量的一整套社会制度、社会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了。相比其他人,马克思很快明白自己需要一套不同于自己的直接前辈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的哲学理论。对二者的扬弃和综合就构成他自己的唯物辩证法。这种扬弃和综合是非常自然的。康德和黑格尔都很少参与社会实践,都纯粹是在理论、思维和观念的层面解释世界。康德和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经常把上帝和灵魂作为研究的主题,康德和黑格尔则主要讨论理念、观念、概念、理性,把它们作为世界的本原。当哲学开始摆脱上帝和灵魂时,它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但它是不彻底的革命,为后面的革命留下了空间。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著作——中看到,即使在黑格尔哲学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比如,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费尔巴哈等人)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的统治是篡夺,因而对它们加以反对,而老年黑格尔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当然,他们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扬,都还是在观念、概念的层面,还没有与现实,与现实的人紧密结合起来。

  康德、黑格尔还只是忙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费尔巴哈因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而认为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而作为他们的后辈的马克思要沿着面向人的现实生活的方向走下去了。认识到哲学的重要、从法哲学走到哲学一般,马克思在大学毕业之后终于要在一般哲学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了。他不再纠缠于现实是否合理,也无需做出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那样的补充。他只要把现实世界看作是对立统一的体系,把这个体系看成是辩证发展的体系,他的哲学就不能不是为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服务的大众哲学了,精力旺盛的他必然就要在这个哲学基础上构建以人民自身解放为宗旨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为框架的思想体系了。

  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是严重对立的。在20世纪的世界中,社会对立依然普遍存在。穷人还是占大多数,富国还在侵略压榨穷国。穷人、穷国需要什么哲学来看待这个世界,来解放自己呢?除了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框架,没有其它的哲学框架。统治者和压迫者很希望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认为自己生活于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儒家思想是比较适合这种需要的。宗教似乎更为真诚一点,明白自己无法改造这个世界,无法解放受苦受难的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劝人行善,寄希望于来生。统治者和压迫者因此也喜欢宗教,因为如果宗教支配了人民的思想,他们就会忍辱负重一生,他们的子女和世世代代也会这样下去,于是,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地位就可以永远不变了。受苦受难的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只有把自己作为与其对立的一极,才可能获得自己的解放!简言之,辩证法是革命的爱人民的适用于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哲学。因为辩证法把一切看作是可变的。这对于依然处于容克贵族统治阴影下的德国人民以及今天全世界依然处于压迫之中的人民具有多么大的革命启发力啊!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与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老子《道德经》也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或许是因为老子的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思想导致他不会如马克思那样去将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也或许,这只是老子避而不谈的一件事而已。

  从马克思的19世纪40年代的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著述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的大量语句的影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头第一句话便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正文是这样开头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这样看待世界,这样规定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就形成唯物史观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种历史观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揭示了劳动实践对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的根本意义;确认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又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它通过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进步的内在机制,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光明前景。马克思曾指出,“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但这种状况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人们拥有改变现实的意愿和能力。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精神财富,因而必然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必然导致马克思得出如下的结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和人民群众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人民决定了历史和意识。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而不是神,也不是统治阶级,作为了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没有关于其哲学体系的形而上的构建,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批判中都贯穿了他的哲学体系,使得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可以对其加以系统的总结。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哲学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对立面。比如,唯物辩证法的对立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康德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是宗教神学以及封建贵族的个人英雄史观。在这种具体的对立之下进行的构建竟然使得它能够适用于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甚至适用于21世纪。这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理论把人民群众置于了历史主体和历史的决定者的地位上。

  治理一个国家是离不开哲学的。要治理好国家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哲学。就任党的总书记不久,习近平就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开始纠正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错误。2013年9月7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他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的观点,联系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来看待生产力和看待发展生产力。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强调,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以及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我国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分析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对美经贸斗争、科技、社会、对外工作、党自身等8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等等。这样,习近平就是在用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来治理我们的国家了。按比例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必然推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保持比例的大致平衡,否则必然出现机能失调、休克甚至死亡。当然,对于一个沉疴已久的人,在一开始不能痛下猛药。沉疴不宜攻之猛剂,治大国应如烹小鲜。

  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

  从英国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1672年出版)开始,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在100多年后的1776年,后来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这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斯密的著作是反对国王和王后,主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的主义,就是资本家说了算的主义,就是谁投资谁受益(得到利润)的主义。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欧特别是英国居于统治地位,它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时,马克思表达一种不同于斯密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再正常不过了。

  当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只讲物与物的关系,不讲人与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说成是自古有之,永恒存在的东西。与之相比,它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著述还是很有历史感的。然而,斯密的著述也因强调了资本的理性而为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铺垫了道路。马克思当然不把现存的资本主义看作是理性的代表,当然不会把它看作是永恒存在的,而看作是要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反对国王和王后的,而且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出现后,亚当·斯密的理论就过时了,就是可以忽略的经典了。

  马克思本来是学习法律、研究哲学的,但一旦按照哲学的本性来研究哲学,即联系政治经济的实际来研究哲学,就必然走向政治经济学。因为物质的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物质的生产中,才能验证他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反过来,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一定会促进哲学的研究。1842-1843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事情: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这对已经有了丰富的法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的他还是困难的。如果说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还是局部的问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就事关国家了。这或许是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的初始的最强动因。从1843年秋到1848年,在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之后,除了继续研究哲学,马克思用他的主要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大约70个经济学家的著作,写满了24本笔记本(达140印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它的导言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由马克思与卢格(A. Luge,1802-1880)主编的《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开篇就总结道,“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对宗教的批判已经推翻了真理在天国的谬误,证明人们在天国的虚幻中是不能找到自我的,对真理的寻找只能从天国降到人间,因为本来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这个导言提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这样,马克思就把哲学从宗教神学的本位拉到了人的社会实践本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是一部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在经济学上,它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联系是明显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得出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的结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出发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再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马克思的结论是:“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要消除私有财产,首先就要使工人得到解放。马克思这里用了公理演绎的方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考察工资、利润、租金入手分析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还展示了部分经营不善的资产阶级、破产的地主阶级、穷苦农民都转化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少数以剥削无产阶级为生的资产阶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会用资本来替代私有财产,用雇佣劳动代替异化劳动,并沿用公理性的演绎方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萌芽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形成和完成的必要准备。它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起,为4年后的《共产党宣言》的撰写提供了世界观支撑!

  马克思不是孤立地在战斗。恩格斯本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还早于马克思,他于1843年底到1844年1月间写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有着重大影响。马克思称之为“天才的大纲”。

  紧接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是写于1845年3月的《评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其中,马克思指出,“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赢得了足够的力量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可以看出,在1845年马克思已经形成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了。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并且,私有财产同人的劳动之间呈现为一种相互否定的异化关系。作为这种非理想社会制度的替代品,“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在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马克思最初计划以一系列论文来阐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由于《新莱茵报》的停刊,这一系列论文只发表了前五篇。它们试图揭示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结构。弄清这个问题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1847年,马克思还撰写并发表《哲学的贫困》,以批判蒲鲁东(1809-1865)在1846年发表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科学地表明,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历史关联,它正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在以个人交换、劳动价值转化为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就根本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他说:“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的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这就是不久之后《共产党宣言》的主体思路了,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了。恩格斯对《哲学的贫困》给予高度评价。他在1847年3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

  1857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可能是革命,在这之前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1857年12月8日,在给恩格斯的信的末尾,马克思写到:“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起初,马克思系统整理他多年的经济研究成果,计划撰写一部宏伟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为了明确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他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导言》说明政治经济学应以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作为出发点,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抹煞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阶段性的错误观点,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阐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一定的分配方式,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就连艺术生产也决定于物质生产的社会条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些表述是在研究人类一般发展规律时形成的。而当革命者去开展革命时,并不需要从形式上严格遵循马克思的这些表述。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可以在一国首先发生。

  随着研究的深入,撰写一部宏伟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变成了写作三卷著作,即写作《资本论》的计划。《资本论》通过揭示资本所产生出的一系列联系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自否定本质。从1857年到1867年,马克思的伟大的大脑花费了10年的时间才写作、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不同于“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标题,“资本论”这个标题中只留下了资本,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也就是资本家主导的社会。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资本主义社会,“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列宁说:“《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可以说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都和盘托出。三卷本的《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多年才由恩格斯最终完成。如果从1843年算起,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马克思花费了40年时间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资本论》。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阅读了2000多册有关的经济学著作,收集了4000多种报刊杂志,研究了大量的英国官方会议的有关文件和蓝皮书。他写的各种摘录、手稿、提纲、札记等达100多本。

  《资本论》从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出发,揭露雇佣劳动制度将工人降低为商品、资本家在等价交换原则掩盖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事实,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追求资本增值的本质。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它造成的工业进步必然生产出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认定无产阶级必然能“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立自己的统治,实现全人类解放。他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无论是他的理论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无论是他的社会批判还是他的社会构建,都贯穿着彻底的人民性。完全可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分析得如此透彻,以至于有的西方资本家会通过学习《资本论》来加大对工人的剥削,以获得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以至于西欧资本主义在他的批判下改进了资本主义。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走出来的。也正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指引下,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奴役。然而,中国人民还没有实现相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上的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相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上的彻底解放有赖于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的创造有赖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巩固。

  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以来,《资本论》过时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论在中国甚嚣尘上。恐怕党内有许多干部对《资本论》不甚了了了。社会上反对《资本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西方经济学一度被许多人视为唯一可能的经济学。针对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任总书记伊始,习近平就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中心,强调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资本论》没有过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针对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学流行泛滥的情况,针对我们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各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这样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因为只有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在他的推动下,21世纪的中国重新燃起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肯定,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已经被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经济状况所反衬。基于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深刻反思,也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正在书写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任务。

  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民性

  毫无疑问,就连普通人也在不断思考人类的理想制度,当人类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就更是如此。既然如圣西门这样的法国伯爵写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为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如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这样的德国男爵阅读这样的作品也就非常自然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喜欢圣西门的作品,我们可以设想,他可能对圣西门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怀疑,却无力改进圣西门的作品。在与马克思的交谈中,他很可能传递了这种想法,尽管可能仅仅是从一个较为狭隘的角度。

  儿时听闻的空想社会主义(也许也包括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哇!这么多人在思考社会主义!)、青年时代遇到的“林木盗窃问题”、关于贸易的辩论等等以及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必然在马克思的思维中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吗?空想社会主义怎么有这么多的理论?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怎样才能让一个社会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林木盗窃问题”?怎样才能解决穷人的悲惨命运?从话语来说,把牛顿所代表的科学与空想社会主义融合一下,构造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词汇,再充实其内容,就可以作为答案了!我们看到,仅仅在马克思失业后的5年,即1848年,阐述无产阶级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的理论《共产党宣言》就问世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这鲜明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的发生史中。《共产党宣言》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纯学术研究,但它不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纯学术研究的产物。1843年秋,年轻的马克思夫妇一同踏上流亡的征途,来到巴黎。早在9年前的1834年,侨居法国的德意志政治流亡者就在巴黎成立了流亡者同盟,亦译被剥夺法律者同盟、被驱逐者同盟,信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与空想社会主义,主张推翻德意志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刊物《流亡者》。它还有一个前身德意志人民联盟。流亡者同盟1836年内部分裂,其左翼另建正义者同盟。1844年8月,受到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哲学思想的熏陶并已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的加入邀请。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采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科学的阶级战斗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宗教式口号。10月,恩格斯为同盟制定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11月29日至12月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他们重新拟定同盟的纲领,以向全世界公开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正式纲领公开发表。一个有着充分思想和理论准备的人一旦与组织结合,就绽放出了璀璨的革命之光!有了这样的理论,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就势必登上历史舞台了。马克思在1871年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与前人已有的理论相比,《共产党宣言》不是基于一种道德的判断来评价资本主义和主张社会主义,而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作的,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评价资本主义,来指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达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手段和道路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党宣言》的文本是高度精炼的,也是足够完备的。《共产党宣言》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私有制是几乎一切罪恶之源;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它明确了这样一个必然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它找到了这样一种动力: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制度问题:变革私有制为公有制;它明确了工人运动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领导:共产党;它总结、批判了工人运动的当时存在的一切主要的思想阻碍:反动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把这一崇高理想正式表达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结构如此严谨、语言如此有力,目标如此崇高,在半个世纪之后激励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生,构成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参照系。它的中译本在1920年的中国就出版了。毛泽东一生阅读《共产党宣言》不下百次之多。《共产党宣言》至今都在激励着人们为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而奋斗,是世界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

  一般而言,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语里,工人阶级被视为最革命的阶级,而农民被视为落后的阶级。思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就连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1921年的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社会矛盾虽然已经激化,但还没有类似俄国1917年时那样激化,因此,中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得不从农民阶级那里寻找革命的伟力,不得不从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开始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毛泽东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这是基于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大发展。与马克思不同的还有,毛泽东把流氓无产者,甚至一些土匪武装视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视为可以转化为人民的一种人群。而当日本大举侵华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建立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更需要替换以人民的概念,以把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中阐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时就深刻地指出:“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基于中国实际对马列主义革命任务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深深地依赖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证明了毛泽东至晚在1939年所做出的这个判断是多么精准,多么深刻!

  事物的发展是向其对立面的转化。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资本主义这个事物的发展最终必然表现为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向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的转化。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迥异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劳动正在日益地数字化,流量在成为资本,劳动力日益被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所取代,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所有这些生产力的发展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因此,也没有改变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本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不仅让穷人在贫困中自生自灭,甚至还有消灭世界“垃圾人口”的图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会容忍这一切吗?他们不会,他们必然会起来,做拼死抗争。他们会如德国人民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一样,受到今天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就的激励起来抗争,迫使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催生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尽管不同国家必然带有其不同的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有着自身特色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虽然与改革开放前有较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西方人士、一些西化人士,甚至一些西方左翼人士都认为,中国正走在“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针对这些否定、质疑,基于我们国家60多年的伟大实践,面对党和国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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