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经济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民粹主义vs阶级斗争这个话题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问题。让我们从普遍性的地位这样一个严格的理论点开始。在此我们处理的是两种相反的、需要加以严格区分的普遍性逻辑。一方面，作为社会普遍阶级的国家官僚机构是全面秩序的直接代理者（或者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是人权和民主在全世界的实施者与保证人），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额外的或多余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在如下因素中，这种因素从现存秩序中冒出来，尽管它内在于现存秩序，但在其中却无恰当的位置（也就是朗西埃所谓的“非部分的部分”）。不仅这两种普遍性不一样，而且斗争最终恰是这两种普遍性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在普遍性的特殊要素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问题不仅在于，哪一种特殊内容将对普遍性的空洞形式进行霸权化，而且也是在两种普遍性自身的独特形式之间的斗争。

　　当拉克劳沿着“概念内容vs激进命名的效果”之轴，将工人阶级与人民相对立起来的时候，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工人阶级代表了一个在先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其实质性的内容为特征；而恰是通过命名行为，作为统一的行动者之人民才出现了，在要求的异质性中，没有什么能够将民众预先安排进一个统一的“人民”中去。但是，马克思在“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工人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无产阶级则代表了一种主体位置。

　　拉克劳关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对立的批判性讨论也是不得要领的：并非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群体与一个非群体、一个在社会体系内部没有恰当位置的剩余-过剩之间的区别，而是在这种剩余-过剩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这种剩余-过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位置。马克思的分析意味着——尽管是悖论性的——对于社会机体而言，尽管看起来流氓无产者比无产阶级更彻底的被“取代”了（即被排除在外了），但事实上，流氓无产者更容易整合进社会体系：我们可以参考康德在否定判断与无限判断之间的区分，流氓无产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非群体（一个群体的内在否定、一个非群体的群体），实际上它并非一个群体，把它从所有社会阶层中排除出去不仅加强了其他群体的认同，而且也使它成为一个能为任何阶层或阶级所用的自由漂浮的因素：它能成为一个使工人阶级斗争彻底激进化的因素、推动工人斗争从妥协的温和战略走向公开的对抗；它也可以为统治阶级所用，而使反对派内部及其规则变性，流氓罪犯为当权者服务有很长的传统。正相反，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内部作为一个群体，它本身是一个非群体的群体，也就是说，其位置实质上是“矛盾的”：工人阶级是生产性的社会力量，社会以及当权者需要他来再生产自身及其统治规则，尽管如此，社会及其当权者却并不能为这个阶级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