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清零还是放开，这是个公共选择问题

　　如果不考虑私有制社会之中，个人拥有的资源悬殊，一部分人可以用自己拥有的物质资源压到对方的意志的话，人类社会制订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是互相妥协的艺术。

　　人类社会制订公共政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失败的一方要么认赌服输，接受对方的意志，要么离开现有团体。

　　俾斯麦说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票箱而是铁与血，这话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投票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的一方，由于具有人数优势，往往也能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装枪和便携导弹普及的全民皆兵的时代，尤其如此。使用暴力翻盘的前提是投票结果并不太悬殊，否则在投票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在内战的战场上也将是绝对劣势。

　　投票的方式太粗暴，完全否定失败一方的意志。所以，人类进化出另一种实现公共选择的方式，就是交易——获得收益者向承担损失者支付一部分补偿，大家就某一项公共政策互相妥协达成一致。

　　人数较少的一方为了避免自己的意志完全被否决，往往选择交易。人数较多的一方如果觉得有利可图，也可以选择交易。

　　学经济应该都知道科斯定理，说到底，就是大家商量着办，一部分人让渡一部分权利，收益方为此支付费用。

　　一家企业生产产品，释放有害空气。周边人口吸入有害空气，呼吸道疾病增加。

　　现在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是企业出钱给周边地区，人人普及防毒面具，家家普及空气净化器，外加每年为周边居民提供去环境保护区度假疗养的机会。

　　二是周边居民出钱给企业，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回家，靠周边居民提供的金钱维持生活。

　　大多数人的选择肯定是第一种，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污染空气天理难容。

　　现实之中，则是另一回事。

　　从全球范围看，第三世界国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户，它们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的产业转移，为发达国家提供各种工业原料和廉价商品。

　　如果按照第一种选择的话，或者说，发达国家的要求的话，第三世界国家每年还要补偿发达国家若干资金。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停产就意味着全民喝西北风。所以，它们的要求是，停产可以，他们也愿意停产，但是发达国家要补偿它们，这样失业工人才有饭吃。

　　富国强调环保，穷国强调生存与发展。富国提出，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生化危机，人类怎么办？穷国提出停产停工，工人怎么办？他们吃什么？他们饿死的话，这个世界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同一个世界中，经济地位不同，悲欢不同，要求不同。

　　很遗憾的是，发达国家不但掌握资金和技术优势，还掌握舆论宣传工具，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这碗饭吃，全看对方的脸色。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发达国家补偿第三世界，而是第三世界补偿发达国家。

　　如果不考虑国际环境中的经济强权，如何补偿，谁的权利占优并有权获得补偿，至少有三个判断方式：

　　让渡基本权利的一方，有权向满足次级权利的一方要求补偿，让渡平等权利的一方，同样有权向对方要求补偿，这是交易的公平性。

　　基本权利的重要性高于次要权利，基本权利不存在次要权力无从谈起，维护基本权利显然比维护次要权利更优先。从各方平等的原则考虑，与其一方为了维护基本权利向另一方提供补偿，不如另一方为了维护其次要权利向另一方提供补偿。如果一方的次要权利优先于另一方的基本权利，只能导致已经满足基本权利开始追求次级权利的一方的处境更优越，尚未满足基本权利的一方的处境更恶劣。

　　对所有人来说，生存权比健康权更重要。生存不下去，健康是谈不上的。明日即饿死的情况下，谁还会考虑养生呢？许多劳动者从事高危毒化行业，他们是不懂从事这些行业随时丧命的风险和对身体长期的危害吗？他们连存活都是问题，每一刻都在挣扎，哪有条件考虑这些呢？那些认为健康权优先于生存权的人，无非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生存困难或者不必面对生存的压力，不用为生计发愁。

　　如果强行要基本生存权无法满足的一方为获得生存权补偿另一方的健康权，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谈判破裂，双方无法达成妥协。已经生存不下去的一方，会采取掀桌子的方式，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也许是相对和平的用选票投票，也许是铤而走险用暴力投票。

　　进一步考虑，如果我们承认人人平等的话，那么所有人的同等权利处于平等的顺序满足。这就是我们平时排队的原因，大家的需求对应的权利等级一样，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满足。

　　所有车辆都在等候红灯通行，救护车、消防车有资格优先通行。其他车辆要优先通过，就要看排在前面的车主是否同意，后车优先通过，有必要给予前车经济补偿。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方，有权向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一方申请补偿，这是交易的进步性。

　　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的基础上的，任何一种补偿方式都符合至少不大幅阻碍生产力发展。如果一种补偿方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那么这种补偿方式必然无法持续。如果社会生产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无法维持，那么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补偿关系自然也无法维持。

　　生产力停滞或大幅倒退，社会关系将长期停滞甚至大幅倒退，必然面临内生或外来的危机，及由此引发的激烈冲突。如果发展或恢复生产的一方，要向阻滞生产的一方支付巨额资金补偿否则就要停产的话，那么必然导致生产力受到严重压制，生产力必将冲破这种补偿方式向前运动。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封建地主阶级曾经对新生资产阶级要求巨额贡赋，一些国家封建势力强盛，资产阶级被封建势力压到，生产力长期停滞。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物质优势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阶级，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取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控制权，生产力继续向前突飞猛进。这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列强，殖民那些封建势力强盛的国家。那些曾经成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封建国家，在外来的坚船利炮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贪婪的封建保守势力为了自身的私利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终被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所粉碎。但是，支付代价的却并不止是他们，支付主要代价的更不是他们。

　　有经济实力的一方，应向没有经济实力的一方提供经济补偿，这是交易的可行性。

　　交易能成交的潜在条件是交易方经过权衡，觉得交易好于投票或战争。如果一方不具备为对方提供补偿的经济实力，而被要求向另一方提供巨额补偿，那么这种交易就无法成交。

　　这种情况下，拥有经济实力的一方，如果要对方满足自己的权利，就应该为对方提供经济补偿。否则，如果要求对方为自己提供经济补偿的话，对方要么是置之不理，要么是掀桌子，直接使用投票或暴力的方式否决他们的要求。

　　因此即使强势一方，不但有经济优势而且有暴力优势，要求对方提供补偿，也要适可而止，避免把对方逼入走投无路的绝境，被动选择鱼死网破。

　　综合上面三个原则考虑的话，第三世界工人的生存权要优先于发达国家白左们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为了保护全球环境，应该是发达国家补贴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补偿发达国家。但是在现实之中，往往恰恰相反。这并不公平，也很反动。这样的交易唯一能存在的原因无非是第三世界国家势力弱小，发达国家在剥削的时候留有余地，没敢彻底敲骨吸髓。否则，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停止一切现代化工业活动，不再提供各种廉价商品和原料，那么发达国家也将陷入生产力大幅倒退的去工业化的危机之中。

　　在此，请记住，本文并不反对环保，但是应该看到国际范围环保合作往往是发达国家推卸责任、谋求经济利益、压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借口。当然，也不应因此否定一些发达国家或组织为第三世界国家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一些环保技术支持和相应的技术补贴。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公共政策选择这个问题上来。

　　公共政策选择可以采取简单粗暴的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也可以考虑制定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彼此妥协的公共政策。

　　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在防疫传染病的过程中，如果病原体发生变异，隐秘性（症状不明显）、传染性增强（传播途径增加、单位患者传染人数增加）、毒性下降（致死率下降），那么原有防疫政策对应的防疫成本和由防疫引发的对社会生产的损害会以几何级数上升。如果病原体的变异持续向这种方向发展，这种上升最终必将导致经济基础无法支持原有的防疫政策，防疫政策必须或主动或被动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种情况下，如何制订新防疫政策就是必然面对的问题。

　　新的防疫政策，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二是不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说，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吻合至少不大幅违拗。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交易的方式，通过彼此妥协，实现公共选择，提高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

　　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清零和放开的偏好，选择加入清零派或放开派。自由选择是公平的基本要素之一，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就是公平。

　　为此，我曾经提出三个解决方案：

　　方案一，清零派和开放派位置互换。清零派去有利于隔离、地广人稀的内陆，开放派去有利于对外经贸往来的沿海。

　　方案二，征收清零税。由清零派承担继续清零的经济成本，缓解财政压力，补偿开放派的经济损失。

　　方案三，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愿赌服输。清零派赢了，开放派或者服从或者润。清零派输了，自我隔离。

　　对三个方案，两派态度不同：

　　开放派意见不大，三个方案都不反对。

　　清零派不满方案二，对方案一和方案三，评论很少，尤其是方案三，没有人评价。不知道是他们觉得方案三稳操胜券，还是觉得方案三根本没有胜算。

　　个别人提出为什么不是清零派占据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沿海，而让共存派去封闭的内陆。其实，以共存派的人数和顺应生产力发展这两点来看，重新占据清零区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清零派大概率还是会去内陆。这就如同章北海说的，都一样……

　　当然，方案一还有一种变种，各社区投票。小区全体居民表决是采取继续清零的政策，还是采取放开的政策。如果清零派赢了，那就在本小区继续施行清零政策：封闭多余出入口，每天核酸，小区内部利用地下停车场、人防工事或绿地建方舱，出入扫码，红码封门，阳了去方舱，所在楼上铁板。如果开放派赢了，就在小区本施行开放政策：拆除一些障碍，不限制流动，自我检测，阳了请假，自我隔离。

　　清零小区的开放派可以和开放小区的清零派换房。这样，有共同选择的人扎堆，有利于在自己的小区推行共同的政策，彼此抱团取暖，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估计清零小区会很有吸引力：一是清零小区的邻居都是不愁经济来源的人，不是家里供应的学生，就是公务员和国企人员，或者高额养老金收入者，他们收入稳定，素质高，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二是清零小区周边医院很少有人去，医疗资源丰富，不会发生挤兑。三是如果阳了，在清零派小区集中的地区可以住进条件比较好的方舱。如果清零派相对集中，而且面积较大，就可以利用所在范围内的中小学建立方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清零派周边小区的方舱条件可以比较好，有利于康复。

　　相比之下，开放派的小区就比较乱了。小区里什么人都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辈扎堆，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不工作就要饿死，每天为了糊口忙忙碌碌又碌碌无为。居民之中即使有养老金，也比较微薄，因为养老金微薄，所以选择菜价比较低的开放地区。小区的居民都是为了钱，可以牺牲健康的人，这样的地区，鱼龙混杂，医院挤兑，没有方舱，显然是低档地区。

　　最终一个城市，如同柏林一样，分成清零区和开发区两部分，大家按照各自的意志，各自选择生活地区，各自没事偷着乐。

　　如果清零派不反对的话，其实方案一和方案三，以及方案一的变种，都可以选择。

　　不过，清零派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方案二。然而，他们提出开放派要为行动自由补偿清零派。

　　历史上，一方要为自己获得自由行动的权利向另一方提供经济补偿的社会关系，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社会关系。奴隶制社会，法律不承认奴隶拥有人身自由，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财物，奴隶主的财产权在奴隶的人身自由权之上，奴隶要自由，奴隶主的财产受到损失，奴隶自然要通过赎买的方式补偿奴隶主。奴隶社会已经结束了，一部分人的财产权高于另一部分人的人身自由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人，时代变了。中国大陆最后的农奴制地区是西藏，土司都被打倒了，奴隶制结束了，这样的要求就别提了。

　　所以，这样的要求显然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

　　清零派的第二个理由，是开放派的自由行动将威胁他们的健康。这个理由，其实就是科斯定理的具体应用了。究竟谁该补偿谁？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开放派要求获得的是行动自由的权利。对没有稳定固定收入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行动自由的权利就是谋生挣钱的权利。对所有工业化时代的现代社会成员来说，为了生存每时每刻都有支付各种费用，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就活不下去。剥夺他们行动自由的权利，就是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

　　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健康，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健康相比生存是可以牺牲的选择。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来讲，他们可以冒着沙尘肺的风险，不佩戴任何或者只佩戴很简陋的防护用品，从事高危行业。他们所面临的空气污染的危害远远比发达国家白左们面对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危害严重的多，但是他们宁可选择这样的职业，因为他们不干就活不下去，就会饿死。

　　ICU的待遇，本来也不是他们和他们的老人孩子有资格享受的，对他们和他们的老人来讲，能吃饱饭不饿死是第一步，有钱看病是第二步，ICU根本与他们无缘。对他们来说，生病了，有钱就看病，没钱就忍着。

　　那些认为自己的健康权应该超越他人行动权的人。已经解决了基本的生存来源问题。他们即使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也不愁吃喝。如果把他们和那些需要日夜奔劳养家糊口的人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他们保证也会立即要求自己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

　　认为自己的健康应该碾压他人行动自由权利的人，往往是那些即使失去行动自由也有足够收入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大致有那么几类：学生、体制内工作者、国企工作者、收租者或者高额养老金领取者。这里强调高额养老金领取者，是因为那些低额养老金领取者，一旦丧失行动自由。他们的微薄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他们面对的由于限制行动自由所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明确的说他们那点养老金不够支付封闭以后菜价上涨。

　　进一步考虑，人是社会动物，需要交往和较大的活动空间。限制人身自由是除死刑外，现代社会主要惩戒方式。长时间封闭在有限空间，必然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导致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同样可以导致自杀、杀人等伤害事件。

　　清零派的健康权并不高于他人的健康权，双方的健康权是平等的。按照前面的分析，同等优先程度的权利，一方要求对方牺牲权利，优先保证自己的权利，必须给予对方补偿。所以，清零派为了自己的健康权要求他人牺牲健康权，必须给予补偿。

　　清零派把自己的健康权凌驾于开放派的生存权和健康权之上，让开放派出钱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健康权，这是不公平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清零派坚持开放派不出钱就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权的话，对方走投无路，就可能放弃交易，采取更加简单直接的方式，甚至更加暴力的方式，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与发达国家可以安全地敲诈、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不同，清零派和开放派生活在一个城市之中，很难安全地要求对方为自己的生存向自己支付费用。

　　如果清零派不愿意出钱，就不要为了自己的次要权利，阻挠开放派行使最基本的权利和平等的次要权利。

　　清零派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开放以后，自己感染了病毒，是否有资格要求对方补偿。

　　这种要求实际是在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清零政策导致开放派失去行动自由和生活来源，生存权受到影响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开放政策能明确导致清零派染病吗？要证明这一点，首先要证明清零期间，清零派不会染病，清零派染病是由开放政策直接造成的。这显然是做不到的。以现有科技水平和物质资源，通过封锁等方式阻隔病原体传播，完全是清零派一厢情愿。换句话说，无论那种防疫政策，都不能绝对避免清零派被感染。

　　不过，从人道主义考虑，开放派可以为清零派承担一部分他们使用的连花清瘟和在方舱居住所产生的费用。这不仅是为了双方妥协实现交易，也是因为开放派本来就一直在承担并将继续承担防疫所需费用的大部分。

　　至于核酸大筛、隔离酒店、方舱建设、防疫志愿者人工产生的费用，就不应该由开放派承担了，而应该由清零派缴纳的清零税中支出。谁吃饭谁买单，谁看戏谁买票，谁有需求，谁为满足自己的出钱，这是基本的原则。否则，自己有需求，要对方买单，或者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必然会无限提高需求上限。甚至可能出现毫无节制地慷他人之慨的情况。

　　初次与女士见面的男士，出于礼貌，往往会主动买单。一些骗子与餐厅勾结，以相亲见面吃饭为名，点大量的名酒，赚取回扣。对付这种骗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她们自己买单。她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开销，自然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们无利可图，这种骗局自然终止。

　　由有明确需求的社会成员为自己的需求自行买单，是避免财政挥霍浪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向清零派征收清零税，合情合理，还可以避免公共财政的无效浪费。

　　清零派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他们承担清零税以后，开放派违规怎么办？

　　如果清零派每天能为每个被隔离的成年劳动力提供300元补贴，为他们的每名子女和老人提供150元补贴，那么就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

　　收下补贴的开放派有义务遵守契约，在家里保持静默。如果违规就要赔偿相应损失。比如按照对等原则，每人违规，不但退还补贴，还要赔偿300元或150元。

　　这种情况下，对开放派来说，三口之家，老老实实在家一天，可以获得750元，违规要损失750元。他们自然会判断自己是否值得为外出的行为损失1500元。

　　不仅如此，清零派也应该为核酸承担费用。开放派每人每天排队30分钟做核酸，清零派有必要为他们支付每天10-20元的费用。如果收钱的开放派，没有按时做核酸，那么违规的开放派有必要在退还10-20元之后，再向清零派赔偿10-20元。

　　如此，双方权利义务对等。

　　清零派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施行开放政策，医疗资源挤兑怎么解决？

　　事实上，政府卫生支出，一直是医疗卫生支出的重要支柱。在卫生总费用方面，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推算为75593.6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20718.5亿元，占27.4%；社会卫生支出33920.3亿元，占44.9%；个人卫生支出20954.8亿元，占27.7%。

　　在地方财政洞穿的情况下，医疗卫生作为财政补贴的公共服务项目，已经无以为继了。或者说，在经济层面的挤兑已经事实上发生并极其严重了。

　　所以，清零政策并不能保证医疗卫生资源不被挤兑。

　　对开放派来说，他们失去经济来源以后，只能小病自己扛，大病赶紧死。对他们来说，挤兑或不挤兑与他们无关。

　　受影响的是稳定收入、有钱看病的清零派。不过，对清零派来说，财政洞穿以后，他们看病一样困难。所以，执行清零政策可以避免医疗资源被挤兑的命题并不成立。

　　此外，清零派的健康不能凌驾于开放派的生存之上，是前面早就说过的原则。如果否定这条原则，那么开放派为了生存，可能直接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解释了清零派的要求以后，如果双方能够成交的话，以中心城区人口1000万的大型城市计算，假设其中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各占一半，静默一天，不考虑方舱、隔离酒店、核酸等费用，清零派需要向开放派提供0—22.5亿。

　　如果1000万人都是清零派，那么清零派一分钱也不用掏。如果1000万人都是开放派，那么清零派就需要每天提供22.5亿。这22.5亿是开放派为满足清零派的要求承受的收入损失和自由损失。这些损失一直由开放派自行承担，但是目前他们不愿继续承担了。清零派要求开放派继续静止，理应承担这笔费用。

　　如果他们不愿或不能承担这笔费用，那么清零政策自动结束。

　　清零政策能否持续，取决于愿意为清零政策承担相应支出的人口数量。

　　疫情越严重，对生命的直接威胁越大，清零派越多，清零派的经济负担越轻，清零政策越可持续。疫情越缓和，对生命的直接威胁越小，清零派越少，清零派的经济负担越重。到某一个临界点，防疫政策越自动调整。

　　如果清零派认为疫情极度严重，多数人不敢出家门，大多数居民都是清零派，就应该完全有信心接受这样的交易条件。

　　清零派可能会问，如果有人明明是清零派却冒充开放派，既在家不出去，又能领到补贴，那怎么办？

　　首先，清零派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对清零派的人品表示怀疑。其次，如果清零派都做出这样的选择，清零政策必然无法持续，被迫转入开放，那些既想清零又想领取的清零派，将既不能实现清零，也不能领钱。再次，如果这些清零派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开放派。

　　如果清零派愿意承担清零税，补偿开放派因为封闭所损失的经济收入，承担方舱、核酸、隔离酒店、志愿者、各种隔离措施的费用，那么开放派可以接受继续清零的政策。

　　如果清零派同意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开放派可以分担大部分清零派服用的连花清瘟和方舱隔离的费用，事实上他们一直在承担。

　　按照方案二，这两种选择都可以。

　　如果这两种选择都不愿意选，那么还有方案一、方案三和方案一的变种，三种选择。

　　这五种选择都包含了自由选择并承担后果及责任、少数服从多数、权利与义务对等、基本权利优先获得保障等体现公平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五种选择，完全可能存在体现以上公平原则的其他方案。

　　公共政策的选择必须体现公平，只有这样制订的公共政策，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并顺利推行下去。反之，违背这些原则的方案，必然是缺乏公平的方案，那样的方案必然因遭到多数人的强烈反对而无法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