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

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1

　　青年时信奉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但随生活阅历的增长，才觉得孔夫子这句话，听起来好听，但不易实行。

　　我们知道，“学”与“仕”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实践形式，其运作也各有其难以替代的特殊规律。政界的运作规则多是垂直的，行政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均源自它的垂直性，垂直则要求人事服从；而学术的运作规则多是横向交流的，学术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则源自它的平等性，平等则拒绝服从。在学者那里，他们关注的是“天理”，而在为政者那里，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人欲”。2学者通过天理来改变人欲，而为政者则是通过人欲来实现人类认识到的天理。3目标一样，但操作途径不同。同一目标下，对于为政者来说，实现目标的关键是选配得力而且还要自觉服从的干部。学者不考虑这些，他更多的只是与书本打交道和与人平等自由地交流。做学问难，最难的还不是皓首穷经，而是将死书读活。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4为政也难，难不在于明理和用权，而在识人。识人比明理更难，更需要时间。曾国藩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5毛泽东也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6为文者可以不识人，但不可不认字；为政者可以少识字，但不能不多识人。当初唐玄宗在逃亡的路上，有农民问他，你怎么能用安禄山这种人呢，皇帝无奈地承认“此朕不明，悔无所及”。7

　　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年。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即使如此，为政者一生往往也干不了几件大事。尼克松曾赞扬毛泽东改变了世界，但晚年毛泽东则认为他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8

　　为政者侧重“立功”，学者侧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逻辑，有的学者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至可用数学表达，甚至还可成为美学范本。熟练运用逻辑是学者的长处，但逻辑的极限便又是学者的短处所在。立功则多依重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人类弥补逻辑不足并实现逻辑改造的重要工具。9经验在相当的情况下是反逻辑的。立言需要猜想与反驳，只要逻辑成立，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与面对纳粹德国的突然崛起，布哈林书本上的国家建设逻辑不得不让位于斯大林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道理一样，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学者的“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往往会集体失语并让位于经验。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道理非常简单，所谓偶然性就是没有被纳入我们逻辑体系中的必然性，而将偶然性纳入人类既有逻辑体系的最伟大的工具并不是逻辑本身，而是经验，尤其是其中的反逻辑的政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