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禁毒这事儿，能交给市场吗？

　　2007年，我被聘为北京禁毒形象大使，所以对这个事儿，我要说几句。

　　胡锡进表示，鉴于含笑出戒毒所已经10年，特别是他做过北京市戒毒形象大使，而且没有再被发现有吸毒行为，“应当把他作为改过自新者对待，给他出路，包括允许他重操演艺职业。公众接受不接受他，由市场来决定。”

　　老胡的善意我理解，老胡试图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的努力也是可取的，但是这件事情能够由市场来决定吗？

　　市场能够决定这种事情吗？

　　谁把这件事情交到市场上去，交到市场上那个人或者那个机构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对重大是非问题，市场的自净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一切交由市场自行发展，黄赌毒黑会泛滥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所以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主导作用的时候，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我们这个政府叫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以人民之心为心的政府。这事儿不妨问问那些孩子家长，朴素的回答也许达不到老胡的高度，分明是非无需复杂表述。

　　胡锡进提到，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对劣迹艺人、尤其是曾经吸毒的艺人终身封杀不意味着不给他们出路，他们可以做重返演艺圈之外的任何其他事情，这种做法发出的信号就是永不原谅。

　　是的，对吸毒者零容忍，对公众人物吸毒永不原谅。这会造成什么严重的社会危害吗？

　　与让他复出引发年轻人效仿，永不原谅的社会成本还是要低一些。

　　退一步说，对这位涉毒艺人，给了他一次机会。其他涉毒艺人要不要给机会呢？到了具体执行层面，千万不要以为原谅的理由很难找，如果普遍地再给一次机会，想想会是个什么后果呀？

　　老胡讲了一个似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强调，世界上没有其他社会的演艺群体全部由没有劣迹前科的艺人组成，中国舆论场可以在必要时呼吁“严打”，但不能把它作为世界唯一的长期要求，“当我们试图形成几无道德瑕疵的演艺群体时，很可能会从这个方向上为促成社会过度体制化、管制化添一把未必是我们初衷的推力。”

　　这里有两个新词儿，一个是管制化，一个是体制化。体制内外都需要管制，对吸毒者的严加管制是对青少年负责任，中国绝不能走到美国毒品泛滥那个地步去。“美利坚毒众国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美国咱挑好的学呗，毒品泛滥，一年吸毒死十几万人的事儿，咱就别学了。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艺人吸毒，就没人吸毒，新中国黄赌毒已经绝迹了。当然，又死灰复燃，那是后话。没有黄赌毒黑，至少不应该被视作一种耻辱吧？

　　说到耻辱，鸦片进入中国，并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高尚的英国议会投票决定的，不以为耻，不以为训，反要接轨，这个歪理在我们居委会中心理论组不大容易说通。

　　有人（不是老胡）崇尚自由，也认为对涉毒艺人太苛刻了，他们羡慕同治皇帝逛窑子林则徐惹事儿之前想抽两口就抽两口，遍地都是大烟馆盛世繁华。这种人没道理好讲，把他们送回同治那个时代就好了。

　　而今，中国被骂得够惨了，但对吸毒的公众人物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其实国外舆论骂得并不多，既如此，咱自己人就别出来骂了。

　　新加坡国家虽然小，有些做法值得效仿，例如打屁股施以鞭刑，这件事情西方骂得很厉害，美国公民也得脱了裤子挨抽，总统老儿求饶都没用，怎么了？就坚持下来了。对吸毒艺人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是不是“世界唯一”我不知道，韩国一个姓刘的演员最近招致全韩国同仇敌忾的声讨，他还能够继续从事演艺事业吗？“世界唯一”不必妄自菲薄，要敢于坚持一些应该坚持的东西。正如胡锡进与社会共识敢于做完俯卧撑与之掰手腕一样。

　　我看中国对涉毒的艺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可以考虑再坚持一下，老胡是一方的代表，我们胡同绝大多数老头老太太代表另外一方，看看最后谁的屁股挨打。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慑于老胡在中国评论界的巨大威望，我心是发虚的，咱有话在先啊，不带急眼的，如果说错了，请老胡请大家批评指正，我马上改回来。

　　（2023年2月15日早饭后，写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 配图我手里拿的是真枪，电视连续剧《战旗如画》剧照，我是不会朝老胡开枪的，开腔而不开枪，红脸而不翻脸，这是约定原则）

　　【文/司马南，独立学者，知名社会评论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众号“红色文化网”，授权红歌会网转载】